材料一 湘鄂赣地区在民国时期是较为富庶之地，矿业、纸业是平江的主要工业，浏阳出产鞭炮、夏布等大宗商品，工商业较为发达。国民政府的围剿和掠夺，破坏了生产，激化了社会矛盾；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开辟给受压迫阶级带来了新的希望。从1929年冬至1931年秋，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先后设立省县区各级苏区红色银行，发行了几种版别的银币和五十多种苏区纸币。苏维埃政府发布《平江县苏维埃政府为创办工农银行颁发的布告》和《敬告群众书》，向群众广泛宣传并进行政治动员。革命根据地的金融改革为巩固苏维埃政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摘编自《红色金融史：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金融机构》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将各解放区的地方银行整合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行。在建立中国人民银行体系的同时，人民政府还建立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合作银行等国有专业银行。人民政府还接管了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保险机构，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新中国成立后，私营银钱业倒闭成风，人民政府推动其走向联营、合营，向公私合营转变。在农村，中国人民银行确定了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的工作方针。首先建立信用互助小组，再由互助小组逐步发展到信用社。到1956年，一乡设立一个信用社，实现了农村信用合作化。
——摘编自赵学军《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变迁与历史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开展金融改革的有利条件。(2)根据材料二，概括新中国初期金融改革的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其作用。
材料一 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年）撰写了《史通》，他第一次系统考察了中国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对于司马迁，他高度评价了其立言不朽、纪传体的开创以及广博的史料功夫，同时，也对其《史记》进行了广泛批评。指出纪传体“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并进一步批评“《史记》疆域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他反对司马迁将陈涉列入世家，理由是：“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涉起自盗贼，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司马迁的评论有许多天命思想，刘知几提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摘编自徐兴海《刘知几对〈史记〉的批评》
材料二 （民国）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它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尤其是考古学上的贡献，新的考据论文，史料的整理，也比从前要有系统得多。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还有新史料的发现、欧美日本汉学研究的进步、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也都是重要助力。
——摘编自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1945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刘知几的历史时间观，并归纳刘知几研究历史的基本态度。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阐释民国建立以来经济社会史研究得以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历史学习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
材料 王绶琯（1923—2021），福建福州人，著名天文学家。1923年生于福州，1943年毕业于重庆马尾海军学校，1945年赴英国留学，1950年改攻天文，入伦敦大学天文台进行研究工作。1953年，王绶琯毅然回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投入新创建的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建设的事业中。1955年，王绶琯受命到上海承担国家急需的“提高时间信号精确度”紧急任务，成功将精确度提高到能够满足大地测绘等应用部门的需要。1958年，王绶琯从上海调到北京，开始筹建新兴学科射电天文学。1980年，王绶琯担任北京天文台台长，把骨干力量送到国外去学习提高，并进行中远期规划，特别是解决天文研究必需的观测设备方面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王绶琯倡导提出了“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的攻关项目，2009年项目通过验收，其性能居世界同类型项目之首。经过王绶琯等人的努力，短短十几年，我国的天文学研究有了一个崭新的局面。2021年1月，王绶琯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享年98岁。
(1)根据材料，概括王绶琯对中国天文学发展作出的贡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王绶琯体现出的可贵品质。
材料 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英国文学旅游兴起并成为一门产业。民众仿效16世纪以来贵族“欧陆游学”传统，参观英国知名作家的出生地、故居和墓地，探访文学作品中描述之地，以求“更深刻地理解熟悉的文本”。
地处偏僻的斯特拉特福，因是莎士比亚出生地而成为旅游胜地。1847年出版的《英国最杰出诗人的故居和常去之处》配以版画介绍英国作家故居，深受读者欢迎。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有乔叟、斯宾塞等众多作家的墓碑或纪念碑，备受游客青睐。人们还将文学作品视为“旅游指南”，前往伦敦、罗切斯特等地，与作品中的人物“邂逅”，“跟随哈代想象出来的人物的活动轨迹游览他们的故土”，领略司各特作品中描述的苏格兰高地风光，寻找历史记忆。“莎士比亚之乡”“哈代之乡”“司各特之乡”等英国文学之乡成为一道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摘编自（法）马克•布瓦耶《16—21世纪西方旅游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文学旅游兴起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英国文学旅游的影响。
材料 名帖亦称名刺（类似今之名片），古已有之，在明朝士大夫的人际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年），宦官刘瑾受宠用事，“走其门者倾朝，名刺必红纸”，以致“京师红纸价顿长十倍”。郎瑛（1487—1566年）在其著述中写道：“予少年见公卿刺纸，不过今之白录纸二寸……今之用纸，非表白录罗纹笺，则大红销金纸，长有五尺，阔过五寸，更用一绵纸封袋递送，上下通行，否则谓之不敬……可谓暴殄天物，奢亦极矣！”
明朝前期，名帖多自署“门生”等，“必兼亲者，方加‘眷’字。至于‘通家’‘年家’，非实有可据，断断不轻用也”。明朝中期以后，士大夫交际活动日益活跃，“视其爵、齿及交谊以为斟酌”的风气日盛，衍生出“晚生”“侍生”，甚至出现“渺渺小学生”“通家治下牛马走”“门下沐恩小的”等自称，原本亲戚间使用的“眷”字亦开始滥用。
——摘编自（日）岸本美绪《风俗与历史观：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等
(1)根据材料，概括明朝名帖的变化。(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朝名帖变化的原因。
材料 15、16世纪英国的儿童读物大多为礼节手册和训诫书，旨在用基督教教义教导孩子。18世纪后期，英国涌现了一批专为儿童创作的作家，他们往往将儿童文学作为教育儿童的手段，以期将儿童培养成符合成人理想的人，因而作品往往是寓含道德训诫的故事，说教性强。19世纪，在道德训诫故事的基础上，丰富多样、极具趣味性的儿童文学作品大量出现。
19世纪英国儿童文学代表作品
| 类别 | 主要作品 | 塑造的儿童形象 |
| 童话类 | 《金河王》《公主与妖魔》《北风的背后》《哈默林的花衣吹笛人》 | 勤劳、勇敢、善良、诚实 |
| 苦难类 | 《水孩子》《流浪儿》《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 | 贫困、孤苦无依 |
| 探险类 | 《捕鲸者彼得》《远在南美的大草原》《金银岛》 | 勇于冒险、追求财富 |
| 知识、科幻类 | 《蜡烛的故事》《时间旅行机》《摩若博士岛》《星际战争》 | 热衷科学、追求真理 |
| 幻想类 | 《爱丽丝漫游奇境》《荒诞诗集》《一个孩子的诗园》 | 富于想象、滑稽怪诞 |
——摘编自钟雅璇《论十九世纪英国儿童文学的人文关怀与游戏精神》
概括19世纪英国儿童文学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材料一 胭脂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红色颜料，绘画、化妆品等方面都需要胭脂。红花可直接于纤维上染色而无需媒染剂，是制取胭脂的主要植物。红花在汉代从西域传入中原，北魏的《齐民要术》有专章记载红花的种植方法。此外，贾思勰还提到在当时种植红花能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到了唐代，红花种植已经遍及全国各个地区。红花的栽培、制作工艺，历朝历代都极为重视。元代甚至设置了“红花局”“红花提举司”等专门机构进行管理。
——摘编自王冬松《“红花”“胭脂”考》等
材料二 1519年，西班牙发现了原产于墨西哥的胭脂虫，用它制作的红色染料是欧洲人见过的最鲜艳、最浓的红色。于是，胭脂虫红成为欧洲主要的红色染料，广泛用于纺织品、化妆品、食品等行业，西班牙人从垄断胭脂虫红贸易中赚取了巨额利润。16世纪，欧洲画家的调色板上也盛行胭脂虫红。1796—1820年，在墨西哥的年出口总量中，白银占75%，胭脂虫红占12%，蔗糖占3%。在当地的热带低地种植园里，西班牙人强迫非洲奴隶利用仙人掌养殖胭脂虫以提取色素。
——摘编自余玉霞《西方服装文化解读》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红花得以广泛种植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胭脂虫红的生产销售带来的影响。
材料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由中央统一行使国家立法权的体制，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改革开放后、现行宪法、地方组织法、全国人大组织法等法律对国家立法体制作了相应的规定。其中，1982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1979年地方组织法规定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1986年地方组织法赋予了省会城市和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限，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到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分层次的立法体制逐渐形成。
2000年，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立法法根据宪法的原则和精神，确立了立法基本原则，构建了立法权限基本框架，规定了立法具体程序以及立法的监督。
根据人大代表的认真审议和热烈讨论，2023年，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这是立法法继2015年后第二次修正。这次修正完善了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合宪性审查制度、地方立法权限与机制、监察立法和立法体制机制。
——摘编自汪娟《立法法修改的历史沿革、主要内容和地方立法工作建议》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立法法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立法法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汉唐时期，有记载的研究《论语》专著约百部。而两宋时期有250余部。《论语》是北宋文人必读经典之一。深受重视。他们虔心研治儒学，成就了北宋《论语》注疏的辉煌局面。两宋对于《论语》的注解。不再局限于此前的章句、训诂、名物等。而 开始注重对其义理的阐发与分析。都体现出诠释义理的深度。代表作有程颐《论语解》、朱熹《论语集注》及陆九渊《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等。《论语》学的发展蔚为壮观。
——摘编自刘亚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流传研究》
材料二 4世纪后期。《论语》传入日本。7世纪。日本最早的宪法中多条目直接出自 于《论语》。大化改新时的教育机构中《论语》被定为必修书目。《万叶集》《源氏物语》 等作品均引用了《论语》的话语。9世纪。祭拜孔子与孔庙合法化，宫廷首开“论语讲 筵”。18世纪，朱子学在日本取得官学独尊地位。政府和民间初等教育都以《论语》为教 材。近代日本企业家利用儒家伦理。为其追求利润找到合理的理论依据。从17世纪开始 《论语》等中国儒家经典传入欧洲。中国儒家不依靠宗教力量、以伦理道德支撑社会发展 的思想体系，成为欧洲思想家们学习的对象。其中伏尔泰尤其引人瞩目，他认为中国“在 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对《论语》译介 与研究兴盛，译本越来越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之一。《论语》也在当时成为世界第二大畅销出版物。
——摘编自馆冈邦雄《<论语>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许倬云《历史大脉络》
(1)依据材料一，概括宋朝《论语》研究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原因。(2)依据材料二，简述《论语》对外传播的影响。
材料一 华夏服饰传承发展了数千年，形成了多样的服饰风格和丰富的服饰文化。春秋时期的深衣、汉代的曲裾和直裾、唐代的襦裙、宋代的圆领袍衫、明代的比甲等，展现了华夏服饰的美观大方与纷繁多彩。将华美的形式与威严的礼仪融为一体，是华夏服饰的一大特色。古代统治者将服饰视为一种礼仪、礼制，通过服饰的不同来区分尊卑，划分等级。长期以来，华夏服饰被人们视为道德的重要载体，表达着人的情感，传达着道德的规范和内涵。通过服饰与天地相和合，从而带来福瑞和平安，是古人美好的愿望，也是古人的一种习俗、文化和信仰。
——摘编自《中国衣经》《服章之美与礼仪之大——华夏服饰中的儒家文化内涵》
材料二 “服妖”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对封建礼制中“服制”象征体系的背叛和挑战；其二，“服妖”为一种“妖风”“妖象”，可能对封建政治统治造成威胁。魏晋南北朝时期“服妖”现象多发，如最高统治阶层“好胡”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社会习俗、服饰习惯等方面的“胡化”。唐代时出现“时世妆”一词，到明清两代“时尚”“时髦”一类名词的出现，不仅仅是服饰冲破礼教拘束的例证，更是从深层次反映了人们在服饰生活上对时尚的憧憬和追求。明末，“服妖”现象发展到极致，出现僭礼的现象。
——摘编自周韦《从“服制”与“服妖”论中国古代服饰的社会功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内涵。(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服妖”现象出现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