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统计的国家之一。西周已有公开的人口调查，还有专司人口统计的官吏。春秋战国时期，为实现富国强兵，统治阶级建立了严格登记户籍的“书社制度”、呈报户口及税收的“上计制度”，加强了人口管理。唐朝政治家杜佑认为治国理政需要掌握详细的人口数字，曾尝试多种方法统计人口，如根据食盐消费量估算进行。明朝建立后，在全国推行“户贴制度”，制定了统一的填写要求和规定，其调查项目之完备，在当时世界上实属罕见。
——摘编自董友涛《中国古代人口统计发展史叙略》
材料二 1908年《预备立宪公会公报》介绍并讨论了日本东京的人口调查。1909年，清政府发布“宪政编查馆奏定统计表总例”，并公布民政和财政统计表式的详细解说。各地调查登记户口时，须核查登记外国人口、教民人口和每户的壮丁、学龄儿童。在此过程中，地方自治区域调查亦同时进行。
——摘编自李章鹏《清末中国的近代人口调查》
材料三 2020年，我国组织实施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与前六次相比，“七普”全面引入电子化方式进行登记，利用互联网云技术实现数据的实时上传，还利用部门行政记录数据对普查进行核验比对。“七普”为了解全国人口状况和发展趋势提供了详细的分年龄人口信息，也为人口领域学术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摘编自张现苓《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年龄数据准确性分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人口统计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中国古代相比，清末人口统计的目的有何不同，并分析产生这些不同的时代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战略意义。
材料一 进入18世纪，具有哲学思维的历史学家和具有历史意识的哲学家，把基督教的历史进步观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结合起来，坚信主宰历史的是人，而非神或英雄。国家、民族、社会代替教会和王朝，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单位，全面论述人类历史的普遍史也随之出现了。普遍史力图探寻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伏尔泰被认为是此规律的开拓者，因为他是“第一个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的学者，他将全世界各大文化中心的大事联系起来，而且包括人类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这一时期，多数历史学家相信人类历史受规律支配，社会现象有因果联系，关注社会变化的条件、动因，强调必然和一般，忽视偶然和个别。
——摘编自韩炯《文明史叙事与历史规律的探询》
材料二 历史进步观念在19世纪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传播。社会历史进步的原因、方式和阶段，特别是进步的规律不仅在圣西门、孔德、黑格尔和斯宾塞这样的思想家的手中继续得到更深入的研究，而且开始越过学者的书斋，深入一般公众。到19世纪中叶，关于历史服从于总的进步规律的思想渗入报纸、杂志、政治文件、诗歌等，成为受过教育的人的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几乎每一个就社会历史的题目进行写作的作家都提到过它”。
——摘编自何平《历史进步观与18、19世纪西方史学》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世纪以来西欧历史学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18世纪以来西欧历史学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二战后，美苏的科技竞争非常激烈。20世纪50 年代，美国开发了第一台商用计算机UNIVAC-I，苏联则开发了 BESM(大型电子计算机)。之后，双方都开始投入大量的研发资源。在计算机网络方面，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发了 ARPANET 项目，这是互联网发展的先驱之一，奠定了现代互联网的基础。苏联在这方面落后于美国，直到1989年才建成了自己的互联网。在通信技术方面，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成功发射了第一颗通信卫星，之后又不断推进卫星通信技术的发展。苏联在这方面也有所发展，但远不及美国。在网络安全技术方面，美国同样占据了领先地位。
——摘编自卫林《美苏争夺科技领先地位》等
材料二 20世纪八十年代，美国、西欧、日本等先后提出了发展高技术的国家战略计划。对此，国防科工委召开专家座谈会并达成共识：认为按照我国的经济实力，在发展国防高技术方面，在规模上无法和美苏相比。……要以有限的目标，突出重点，进行高技术跟踪，所取得的成果还要有带动一片的作用。在此基础上，1986 年3 月，王大珩等科学家向国家提出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中国高技术的建议。经过邓小平批示，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1986——2005 年期间,国家累计投入863 计划330 亿元,超过15 万名的科研人员，300 余所大专院校等参与了其研究开发工作。
——摘编自王大珩《从导弹轨道跟踪与测量到“863 计划”》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二战后美苏科技竞争的特点及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863 计划”提出的背景及特点。
材料 1941年11月，中央采纳了开明绅士李鼎铭等人联名提出的《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议案，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实施精兵简政。边区政府先后两次召开政务会议，讨论贯彻执行精兵简政及其方案问题，决定设立边区“编整委员会”，具体负责边区各级行政组织机构的精简裁并及人员编制等工作，并初步确定了各机关、部队、群众团体裁减人数，以及相关部门的调整、精简问题，向各厅、院、处和各专署、县府发出决策部署。边区机关率先示范，迅速展开行动，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先后开始精兵简政。各抗日根据地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结合自身实际分别开展了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精简，历时2年多，至1944年基本完成。
——摘编自刘征徐亚涛《“精兵简政”的提出与实施》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陕甘宁边区实行精兵简政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的特点及作用。
材料一 1959年，新加坡颁布《新兴工业法令》，1961年成立经济发展局，后相继颁布《经济扩展鼓励法令》《雇佣法》和《工业关系法令》等，确立以面向出口的工业发展方针。
新加坡经济发展概况
1960—1975年 | 国民经济平均年增长率约为11% |
1960—1978年 | 国内工业产品的直接出口值由164.3百万元增至9575.9百万元 |
1976年 | 国内产品出口美国1623.3百万元，占17.3%，居第一位；其次日本1384.4百万元，占14.9%；第三西德423.2百万元，占4.6% |
——摘编自何启拔《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速度问题》
材料二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巴西致力于经济发展，利用国际资本纷纷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机会，积极引进外资，改变以往单纯依赖美、英资本的局面。1968年，外国在巴西的直接投资为18.5亿美元，1973年达到45.7亿美元。把扩大出口视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杠杆，1968-1973年，巴西向非洲、西亚和中东地区、拉美一体化协会成员国出口剧增。1967年，巴西在北部设立自由贸易区，大力发展电子工业、手表工业、光学仪器工业等，带动北部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政府把“拥有高质量的人力”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大量投资教育事业，向国外派遣大批留学生。1968-1973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11%以上，创造了“巴西奇迹”。
——摘编自齐涛主编《世界通史教程·现代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加坡经济发展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巴西奇迹”出现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加坡、巴西经济发展的启示。
材料一：下表伦敦商人格里戈里·艾沙姆的财产清单
| 项目 | 财产价值(英镑) | ||
| 镑 | 先令 | 便士 | |
| 在伦敦的财产： 家具、盘子、租借物等 | 296 | 9 | 7 |
| 在北安特郡的财产： 家具、农具、谷物、牛、羊毛等 | 300 | 7 | 4 |
| 呢绒和其他财产： 在伦敦货舱里的货物、在佛兰德尔(在荷兰) 待售的货物等 | 4375 | 16 | 9 |
| 别人欠艾沙姆的钱 | 7368 | 11 | 4 |
| 现金 | 145 | 0 | 1 |
| 总计 | 12486 | 4 | 11 |
——据1558年英国伦敦商人格里戈里·艾沙姆的遗嘱清册
材料二：有英国学者对17世纪前期伦敦140名大商人进行了抽样调查，查明了89人的出身(表4)，其中32人是伦敦市民的后代。这32人中只有5人不是出身商人世家，其中郡城商人的儿子19人，出身骑士或绅士家庭的24人，出身自耕农和佃农的14人。这140名商人中55人的动产超过2万镑，最多的40万镑。下表：17世纪前期伦敦大商人出身一览表 (节选前5人)
| 伦敦商人姓名 | 父辈及所从事的职业 |
| 威廉·邦德爵士 | 父: 男子服饰商, 1587—1588 年任伦敦市长外祖父: 呢绒商, 1558—1559年任伦敦市长 |
| 詹姆士·坎贝尔爵士 | 父: 金属商, 1609—1610年任伦敦市长 |
| 理查德·张伯伦 | 父： 冒险商人， 莫斯科公司成员 |
| 约翰·加德勒爵士 | 父: 男子服饰商, 1555—1556年任伦敦市长 |
| 约翰·戈尔爵士 | 父： 与葡萄牙、北非做生意的主要商人 |
——据[英]郎：《詹姆士一世时期伦敦商人的出身和抱负》
(1)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分析16世纪英国商人的经营状况。(2)据以上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指出17世纪英国商人出身呈现的特点，并说明与16世纪相比英国商业发生的变化。
(3)该学者将遗嘱清册、抽样调查等材料用于研究当时英国商业情况，对此谈谈你的看法。
材料一 英国城市化始于18世纪60年代，19世纪初港口、矿山、冶炼等具有专门功能的城市迅速崛起，大批工业城市跻身世界名城。1851年英国城市化率超过50%，提前一个世纪达到目前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在两百多年的城市化实践中，英国城市走过了集群化、郊区化、逆城市化道路，经历了自发蔓延、先放任后治理、法制管理、规划先行、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摘编自李亚丽《英国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借鉴》
材料二 20世纪40年代起，印度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了。即使这样，印度仍然是农业国家，因为它80%的人口基本上居住在遍布全国的60万个村庄里。根据今日印度城市生活来看，其情况是十分严重的：50%市区人民处境困苦；另外还有市区底层的1%群众的生活条件比农村的赤贫者更为恶劣。每天有大量人口从全国各地乡村迁移到城市，使城市中心拥挤不堪，接踵而来的污染、交通拥挤、失业、犯罪等问题自不待言。
——摘编自胡崇庆《印度的城市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英国城市化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指出印度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结合材料一说明你对城市治理的认识。
材料 同中央一样，地方上也存在着多种途径的司法行政。这主要存在于京畿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京畿“内奉京师，外表诸夏”，有着特殊的地位。历代在京畿设官分职，其权限和级别都高于其他地方。京畿地区的司法工作由首都各级行政长官负责，除处理本地区的诉讼之外，在一般情况下，“凡中都之狱，皆受听焉。小事则专决，大事则禀奏”，直接对皇帝或中央司法机关负责。中央的司法机关也兼管京畿的一部分司法工作。京城的治安机构一直多于地方，而这些治安机构都有兼理词讼的职责。此外，在京的中央机关，包括各部、院、寺监、府、侍从、警卫等机构，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也拥有与本部门有关的司法权。因此，京畿地区的司法行政总是多途并存。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不是地处“蛮荒”，就是该民族上层人士占统治地位。地处“蛮荒”者，有都护府、羁縻府、州或土官的设置，司法审判大多是“汉人用汉法，夷人用夷法”。而少数民族占主要地位时，各地方大都保留着本民族原有的行政体系，因此在司法审判上也与其他地区不同。如金代的猛安谋克制、清代的八旗等，在地方上与州县并存，又有各自的系统，并拥有相对独立的司法审判权。在这种情况下，凡涉及本民族的诉讼则自理，而事涉地方的则与地方长官会审，不同人犯采取不同的处置方法。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编著《中国政治制度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京畿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司法行政多途并存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司法行政制度的特点及其影响。
材料一 明清时期的思想家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了理论升华，他们或把民本思想从“民本——尊君”的体系中剥离出来，否定君主存在的合理性，从而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异端”思想——无君论；或者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加以全面的改造或创新，如黄宗羲、唐甄等在抨击君主专制、强调万民地位中形成的“新民本”思想。在传统民本思想走向末路时，新民本思想顺势而生。
——摘编自陈碧芬《明清民本思想研究》
材料二 如何贯彻和落实民本主义，孙中山认为“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是曰财政之统一”。他主张“慎重地开发中国广大的天然和其他资源。开发资源不仅仅是为了富有，而更重要的是为了我国人民的满足和幸福”。为此，“国家管理资本，发达资本，所得的利益归人民大家所有”，国家的建设首先要考虑民生，要考虑“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
——摘编自廖大伟《孙中山的民本思想》
材料三 1982﹣2015年，中国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小学从35.4%降到26.2%，初中从17.8%提高到38.3%，高中从6.6%提高到16.4%，大专及以上从0.6%提高到13.3%。2016年，城镇地区83.6%的户所在社区有卫生站，农村地区87.4%的户所在自然村有卫生站。截至2017年底，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几个重要保险的人数分别达到约4亿、5亿、11亿、1.8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的成就堪称世界楷模，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61%，下降到2014年的4.2%。2017年，中共十九大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标志着中国的民生福祉增进进入均衡发展型阶段。
——摘编自武力主编《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与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新民本”思想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孙中山民本思想与明清“新民本”思想的异同。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民生保障方面的特点。
材料一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蕴含的民族思想建立于儒家“大一统论”的理论基础之上。他将六个少数民族史列传纳入到“七十列传”之中，这种视各民族为一体的做法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司马迁还表达了他所处的西汉中期的历史学观念，体现了史学的时代精神，提出“见盛观衰”“承弊通变”，将史学看作探究世界的一种方式，希望在历史研究中得出国家兴衰的一般规律。换言之，他认为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可以发现“通变”即“治乱兴替”的一般规律。
——摘编自张士民《中国史学思想和历史书写特点刍议》
材料二 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写道：“史学者，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面对西方史学的发达以及日本学术界对西方史学的重视程度，梁启超认为中国史籍虽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却陈陈相因，原因在于“旧史学”造成人们“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他力主摒弃传统的以帝王称号为纪年的方法，设想“惟以孔子纪年之一法，为最合于中国”。关于中国历史不同发展阶段，梁启超主张以考古学和人类学理论为依据作相应表述，将中国历史发展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三个阶段。梁启超的思想将散于各方的势力聚拢起来，掀起了新史学思潮，震动了当时史学界。
——摘编自张越《“新史学”思潮的产生及其学术建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司马迁史学思想的特点，并说明司马迁取得的史学成就。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的背景及目的。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司马迁和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共同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