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进入21世纪，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迅速。2003年，深圳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图书馆之城”的宏伟目标。目前全市公共图书馆总数1086所，远超纽约等国际化大都市，每1.63万人拥有一个图书馆设施、每万人拥有馆合面积约292平米、年度文献购置费将近1.4亿，电子图书总量遥遥领先，数字化水平走在世界前列。深圳“图书馆之城”构建了覆盖全市的总分馆体系。2022年底，宝安、罗湖等区纳入区级总馆垂直管理的基层图书馆有146家，街道图书馆实行垂直管理体制的已过半数。深圳“图书馆之城”建设还体现在新型空间建设与品牌活动培育。“南书房”是深圳图书馆打造的经典阅读空间，在其示范影响下，大批公共阅读新空间涌现出来，成为深圳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引领了全国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20多年来，一大批有特色的阅读品牌活动得到培育，“爱阅”融入了市民生活，书香成为了深圳底色，深圳赢得了“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的美誉。如今，“图书馆之城”的理念、构想与实践由深圳开始辐射国内，广州、东莞及中西部地区等都开展了建设“图书馆之城”的实践。
——摘编自李国新《“图书馆之城”：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公共图书馆体系的深圳贡献》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深圳建设“图书馆之城”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深圳建设“图书馆之城”的影响。
材料一 1919年梁启超等社会精英游历欧洲，却到处看到和听到西方文化人士失望于自身文明，“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的言论使他们倏然觉悟，转向国人提倡东方文化，因此引发了国内流行一时的东方文化思想。《欧洲心影录》中梁启超甚至这样感慨，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从20年代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这种多少有些不太正常的过分热情逐渐消退，但各种专业译介和研究却继续得到发展。……对于近代以来屡遭西方劫难，严重缺乏文化自信的国人来说，这无疑起到一定的鼓励效果，部分扫除了由来已久的文化悲观情绪。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这场中国文化西播热潮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虽然西方世界的文化歧视态度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中国传统文化展现出独特优势，开启了自身的近代复兴，步入又一个全新历史阶段。
——摘编自夏舒洋《一战后的中国文化西播热潮述评》
材料二 20世纪60—80年代，新加坡经济快速发展。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儒家文化的影响。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东亚儒家社会同西方自由放任的社会有着根本的差异。儒家社会相信个人脱离不了家庭、大家庭、朋友以至整个社会，而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家庭所扮演的角色。新加坡依赖家庭的凝聚力、影响力来维持社会秩序，传承节俭、刻苦、孝顺、敬老、尊贤、求知等美德。这些因素造就了有生产力的人民，推动了经济增长。
——摘自《历史选择性必修3》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一战结束至二战期间，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态度的变化过程，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新加坡与西方对中国文化态度的共同点。结合所学知识，面对当今中西方文化交流频繁，我们应注意什么问题。
材料一 明末清初，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中西文化开始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接触和碰撞。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的呼唤下，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兴起，推动了中西文明对话的渠道打开。西方传教士带来的部分西方近代科技使不少思想趋新的士大夫产生了浓厚兴趣，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他们出于对新事物探求的热忱，渴望从外来文化中得到启发。明末清初西学的输入，还往往为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兴趣所左右，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皇帝的需要。
——摘编自骆利红《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论述》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随着教会学校、洋务学堂等新式学校的设立，人们的知识结构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新式学校除了传统的中学课程外，还开设许多近代西学教育课程，如化学、电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哲学、外语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西学重要性认识的不断加深，西学课程在整个教育课程结构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除了西学课程外，影响人们知识结构发生变化的还有各类报刊和各种新式书籍。据统计，从鸦片战争结束到19世纪90年代，中国先后创办了中外文报刊250种左右，其中西人创办的有200多种，大约占同时期中国报刊总数的80%以上。当时，许多报刊都经常刊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这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郑大华《西学东渐：晚清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桥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产生的历史条件。(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明末清初相比，晚清“西学东渐”出现的新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这种新变化对中国的影响。
材料一 美国历史学家康马杰说：“从继承而论，美国不仅继承了英国的传统，也继承了欧洲的传统……美国的文化和制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希腊、罗马和巴勒斯坦，这一点却被遗忘了；美国人所保持的国家、教会和家庭的基本制度以及他们所珍惜的基本价值观念都表明了这种悠久的来源和关联。”18世纪美利坚民族文化的形成是北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统一市场形成的结果。
——摘编自田甜、王雪慧《美国移民与多元文化的关系探究》
材料二 在思想文化方面，欧洲原来就有较多的共性，经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洗礼，这方面的共性进一步增强了：首先，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启蒙思想成为欧洲的主流思潮；其次，法国大革命中所形成的自由与平等观念得到广泛的传播，大革命的原则与理念深入人心；再次，法国文化当时在欧洲占有主导地位。
——摘编自宛凤英《拿破仑发动战争与近代欧洲一体化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8世纪推动北美美利坚民族文化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世纪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的相似之处。
材料一
| 史料 | 出处 |
| 史料（一）赋役之法：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纯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纯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 | ［后晋］刘昀《旧唐书》 |
| 史料（二）三品已上，大科绸绫及罗，其色紫，饰用玉。五品已上，小科绸绫及罗，其色朱，饰用金。六品已上，服丝布，杂小绫，交梭，双绸，其色黄……流外及庶人服绸、纯、布 |
材料二 到了明中叶，除江南之外，全国仅有山西潞安、四川成都等少数城市以及华北个别地区还保留着一些规模有限的丝织业。但它们在全国丝织品市场中的地位远不及江南。四川民间衣服所用丝织品尚多取之于江南，位于川西金沙江林区的建昌卫，因有大量木材输往江南，故“虽僻远万里，然苏杭新织种种文绮，吴中贵介未披而彼处先得”。时人张翰说：“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币者，必走浙之东也。”
——摘编自李伯重《明清江南生丝与丝织品的国内外市场及其变化》
(1)指出材料一的两则史料在探究唐代丝织品用途方面的史料价值，并做出合理解释。(2)指出材料二中明代丝织品国内市场发展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材料一 公园产生于18世纪末的欧洲，19世纪开始在美国流行，此后相继出现森林公园、国家公园等多种类别。国内最早提及森林公园的报刊是1905年留日回国学生主持的《大陆报》。晚清出使人员已观察到西方各国城郊广设园林，并“讲求种植之法”。1919年，留美归国后即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的孙科撰写《都市规划论》，在其领导下，广州市自1921年成立市政厅以来，积极筹设市内公园、添植树木。自1931年起，国民政府先后三次下令全国主要城市筹建森林公园、栽植树苗。同年7月，北平市政府令社会局核查适宜之地，后协商在天坛、先农坛、日坛、地坛设森林公园。在民初市政改革期间，其中几处已先后设为公园，均向市民开放。在时人看来，国民政府在城市内外的植树造林运动，大体是“说而不行，行而不远，敷衍门面”，故常有“年年植树，无日成林”之叹。
——摘编自左承颖《“森林”进入城市：民国时期森林公园筹设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森林公园作为国有林场的“林副产业”而生。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森林公园的诞生便是国有林场对经济利益追逐的结果，这样的价值导向直接指引森林公园走上了旅游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将经济利益作为追逐的首要目标，相关建设也都以旅游产业“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为导向，表现出明显的旅游目的地的特征。1998年，林业发展战略转型后，国家和行业主管部门开始推动森林公园建设与地方发展规划的有机融合，森林旅游博览会和森林旅游节等节庆活动的举办，推动森林公园逐渐融入老百姓的生活。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森林公园作为“满足人们生态文化需求的一项重要社会事业”和“自然保护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提出并开始付诸实践。进入新时代，进一步强化了森林公园“禁止开发区域”和“自然保护地”的性质，森林公园的自然保护地属性基本确立。
——摘编自王娜《中国森林公园近40年发展的嬗变逻辑与实践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时期森林公园产生与发展的原因，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森林公园的嬗变路径，并综合上述材料分析近代以来影响中国森林公园建设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甲午中日战争后，维新派通过政治宣传、组建政治团体、开展思想论战积极推动维新变法。20世纪初，在革命派的持续打击下，清政府不得不推出一系列“新政”，如废科举、设学校、设工商部，颁布提倡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一些办法。以孙中山、黄兴等为代表的革命派，一次又一次组织革命团体、开展政治宣传、发动武装起义，最终推翻了满清王朝。尽管他们寄予无限期望的多党政治、责任内阁、临时宪法被袁世凯撕得粉碎，但是毕竟使中国政治发展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1915年反对《二十一条》的抵制日货运动中，上海日货厂店中的中国工人几乎全部罢了工。1916年，法国强占天津老西开，扩大租界，天津各业工人们组织了“工团”，领导了罢工斗争和示威游行，获得各地各阶层人民的同情支援。
——摘编自徐军《中国近代政治参与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土地问题，为适应不同的斗争环境，数次调整土地政策，农民因土地问题的解决而加入革命队伍，支援抗日前线。同时，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给予民族资产阶级以政治权利的政策……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满足，从而调动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没有照搬西方自下而上的参与模式，而是立足于本国国情，通过贯彻群众路线自上而下地引导民众参与，在这一过程中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各种方针政策，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争取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同时，以国家大局为重，立足于国内外主要矛盾的变化，适时调整“群众”的内涵。
——摘编自陶砥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群众路线和民众政治参与互动关系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前期中国政治参与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政治参与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中国众多海神信仰中，龙王信仰占据重要地位。自东汉至隋，文献中关于龙王的记载都与佛教有关。唐以前的龙王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海神，更多是作为事关农耕大计的神明，活动范围主要在西域一带，而非东部沿海地区。唐以降，文献中记载各地修建龙王庙的事情很多。龙王不仅司职降雨，而且融入民众生活，成为人们面临困难时可以祈祷的神。两宋时期，龙王作为“四渎之神”，更有“奠安海国”的作用。
——摘编自乔英斐《中国龙王信仰的发生与定型》
材料二：妈祖原型是宋建隆年间出生于莆田的林氏女林默，经修道最终飞升成仙，普渡众生于苦厄之中，自飞升以来多次受到统治者的褒封和赐谕，深受民众喜爱，其保护范围不仅限于渔业和商业，甚至也涉及到政治。其神力所达范围甚广，可以从泉州地区到直隶地区，甚至于“宾丹、爪哇等国”。今日学者统计全世界妈祖庙多达2500座，分布在中国、马来西亚、日本、美国、巴西等26个国家。在许多地方，妈祖信仰早已超越了海神信仰的概念，信众甚至将其视为万能的神，类似于观音。
——摘编自应南凤《从龙王到妈祖——中国海洋社会的信仰观察》
材料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信仰逐渐恢复，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正式提出“使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2016年底召开的全国民间信仰工作座谈会提出，要积极引导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进入21世纪，民间信仰所蕴含的特色文化元素逐渐得到挖掘，成为各地的特色文化产业。
——摘编自游红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视野下妈祖信仰谱系的建构》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龙王信仰形成中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妈祖信仰广泛传播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间信仰的现实意义。
材料一 17世纪末叶以后，中国文化信息传入欧洲，使一些学者加强了摆脱传统的信心和依据。孟德斯鸠承认中国的君主专制比较有节制，承认中国的皇帝提倡耕织、兴修水利、实行科举、设置谏官具有发展生产和限制暴政的作用；伏尔泰对中国的政治几乎完全持推崇的态度，他盛赞中国君主以农为本、重视生产的政策与措施，建议法国国王也效法中国皇帝举行春耕“籍田”的仪式。
——陈宣良《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二战时期，中法为盟友，都为反法西斯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也因此结下深厚的友谊，但中法毕竟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促成它们建交的不止是二战时期的“浅薄缘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美苏冷战”。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认为英国是一个高贵的民族，英国人应该有自己的领导权力，不能再受美国的控制和摆布，于是他毅然脱离了美国，追求自主权。而当时的中国与苏联决裂，中苏形式严峻，中法两国都迫切需要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来巩固政权，同时更需要结交其他国家来增强国力，提高国际地位。当然戴高乐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并从越南战争中退出，是中法建交的又一原因。两国有着共同的需求，所以戴高乐就产生与中国建交的念头。1963年他派总理富尔访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双方在台湾问题上产生分歧，但法国还是同意与中国建交，断绝与台湾地区的外交关系，率先向中国伸出“橄榄枝”。1964年1月27日，法国与中国正式建交，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被外国媒体喻为“外交核爆炸”。
——吕芳《漫谈中法关系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指出法国启蒙思想家推崇中国文化的内容，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说明中法建交的历史条件。中法关系的独特历史塑造了独特的“中法(建交)精神”，请尝试概括“中法精神”的内涵。
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后致力实行包括政治、文化、思想、民族在内的真正“大一统”。对“大一统”理论体系的构建，董仲舒可谓居功至伟，董仲舒曾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司马迁的《史记》中也阐释了“圣王同祖”“华夷共祖”的社会理想，注重华夏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有了理论依据后，汉武帝就以实际行动外事四夷。
——摘编自邹国力李禹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源：以西汉武帝时期族群整合为研究对象》
材料二 四守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威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
——(汉武帝泰山封禅)泰山石刻文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北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时“大一统”理论体系的内涵并简述汉武帝“外事四夷”的主要表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外事四夷”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