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中国的外交实践较多地体现为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双边外交，多边外交的实践相对有限，但也不乏成功的范例……1955 年后，一些原来对中国态度并不友好的国家开始对中国驻外使馆人员表现出友好的态度。1949~1954年，同中国建交的民族国家仅仅有印度、缅甸、印尼和巴基斯坦4个国家，而到1959年底，尼泊尔等11个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至 1965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从建国初期18个增加到49个……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摘编自陈玲《建国初期多边外交的实践及分析》
材料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中国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中国外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从党的十三大开始，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将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制定内外战略策略最根本的依据。邓小平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本质体现，国际交往主要是以合作为基础。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江泽民则强调“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中国“不仅要发挥亚太地区重要大国的积极作用，更要争取成为国际社会‘指导委员会’(如联合国)和各种国际机制的关键成员，在‘有理有利有节’和斗而不破的策略指导下，渐进地和有效地推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使之更加符合多数国家的利益和人类的方向”。
——摘编自张涛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多边外交的选择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多边外交成功的范例，并说明其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多边外交发展的基础，并说明中国多边外交发展的方向。
数据与历史
数据统计与分析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方法，它对历史认知和历史结论的得出有着重要影响。下面是两则通过数据应用进行历史研究的案例。
案例一 美国历史学者菲利普·霍夫曼对近代欧洲国家间关系的处理方式进行了专题研究。他认为，17世纪中期以来，欧洲各国统治者因追逐个人“荣耀”而发动的战争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使用表3对自己的这一论断进行了例证。下表是在ARTFL数据库中搜索法语单词“gloire” (荣耀)和“guerre” (战争),两个词出现在同一个句子中的次数和频率。
| 年份 | 次数 | 频率(每万字出现率) |
| 1600—1699年 | 240 | 0.11% |
| 1700—1799年 | 177 | 0.04% |
| 1800—1899年 | 142 | 0.02% |
案例二 在研究英美两国实力对比时，通常使用个体指标(如图1)和综合指标进行衡量。综 合指标是“将国家能力的多个关键代理变量”整合、计算为单一指标，如图1中的“净资源差距”,它是指“国家的总物质实力扣除统治和运行成本后的可用净额”。
——-据【美】菲利普·霍夫曼《欧洲何以征服世界?》等
(1)按照菲利普·霍夫曼的逻辑，指出表中数据所反映的欧洲国家间关系处理方式有何变化，并为其提供史实依据。(2)你如何看待图1和图2中数据的运用?
材料一 17世纪以来，英国平均每四五年就会发生一次荒歌，导致粮价上涨，骚乱活动频发。为此，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中央政府通过王室公告、敕令和议会法令等限制乃至禁止粮食出口并免除粮食进口关税，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搜查余粮以供应市场。而部分乡绅认为都铎政府试图用“粗糙的地方行政管理机器”来取代中间商，会适得其反。基于对地方情况的了解，乡绅通过请愿等方式对中央政策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担任治安法官的乡绅是中央教荒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中央政府通过他们的报告来了解相关政策的落实状况。地方乡绅还致力于改良农耕技术，以提高粮食产量，同时发表救荒册子和农书等。
——摘编自冯雅琼《近代早期英国救荒知识的产生及传播》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决定摒弃传统乡村社会救济理念和模式，改为以国家动员和组织乡村民众自救为主、发放救济物资为辅的理念和政策。乡村社会救济的根本途径就是提高物资产量，要提高产量就必须投入生产劳动，只有生产劳动才能增加产量。同时，通过乡贤和各级政府等渠道，要求破除农民的“等、靠、要”思想，提倡群众互助、自由借贷、变死钱为活钱等方法，对生产者采用先行贷粮、后收成品的方式、推动各地农副业生产恢复、副业的生产也成为增加灾民收入、提高灾民自救能力的重要方式。各地政府工作人员与人民解放军开展节约“一两米运动”，有的机关甚至每日每人节约四五两粮食，有的干部拿出全部津贴救济灾民。
——摘编自谢迪斌《新中国初期乡村荒政与城乡二元结构的缘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推动近代早期英国乡绅救荒行为的主要因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近代早期英国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救荒举措的优势。
材料 19世纪末，严复把自由的概念引入中国，蔡元培在《自题摄影版》中云“山阴蔡元培……志以教育，挽彼沦胥，众难群疑，独立不惧”，可见他也接受了“自由”的观念。……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时已有“教授治校”的构想，从1917年制定北大《评议会章程》到1919年北大评议会通过《内部组织试行章程》，“教授治校”制度逐渐完善。
制度规定，评议会的评议员从各科学长、教授中选出，每五名选一名；议长由校长担任。评议会的职权包括“校内各机关之设立、废止及变更”“各行政委员之委任”“本校预算”“教授聘任与辞退”“各学科的设立及废止”“讲座的种类”等等。各系成立教授会，教授和讲师均为会员，教授会负责规划本系的教学工作，如课程设置、教科书的采择、教学方法的改良、学生选科的指导和学生成绩的考核等……实行教授治校，就是要以民主的名义，反抗校长独断专行，彻底改变官僚衙门的作风……在校外，它亦有以学术自由的名义对抗政治派系势力对学校的侵入和控制。蔡元培在思想和实践上对自由主义教育管理所做的贡献，在中国的大学教育界达到高潮，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沈红梅《论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教育管理思潮的形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蔡元培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的背景。(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归纳蔡元培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的举措，并对其举措进行评析。
材料 清朝时期，史无专官，史官均由内阁、翰林院、各部院衙门以及征召、荐举、招考的学者担任，史书修完，史馆撤销，史官解散。比如钱大昕两次奉敕参与志书的修纂，与馆中同仁讨论体例，交换看法，逐步形成自己的方志修纂思想。乾隆三十年（1765年）国史馆在东华门内开馆，蒋良骐入史馆编纂、在纂修国史的过程中，不断抄录史馆资料，积少成多，遂编纂成书，是为《东华录》。尽管专制政权对史馆控制严格，但只要不触犯大忌，统治者一般都会“开明”处理。在编纂《明史》的过程中，潘耒等入史馆的私家学者提出核事实、乘公心、彰直道的思想，主张作史一定要“直则万世之公道伸，平则天下之人心服”。学者们在治学方向和方法上相互影响，甚至诸如经世致用的私家史学理念在官修史书中得以体现。但是所修史书切近帝王根本利益，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和修史准则，特别是乾隆对官修史书的指导思想、体例、内容等乾纲独断。晚清时期，一大批触觉灵敏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反思王朝危机，研究边疆史地和域外史地，魏源、姚莹等都是先行者。
——摘编自王记录《在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之间—从清代学者的活动看官、私史学的联系与冲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朝官、私史学的联系。(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清朝的史馆修史。
材料一 一战期间和战后，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比如，印度使用动力机械并拥有50人以上的企业数，从1914年的2874家增加到1921年的3965家。巴西1928年的工业生产总值相当于1914年的3倍。一战后，各帝国主义国家为获取高额利润和垄断资源，不断地增加对殖民地的投资。在越南，1924—1929年，法国私人投资达40亿法郎。1919年美国在拉美的总投资为24亿美元，1929年增加到37亿美元。亚非拉的贫苦农民的境况更加恶化，整个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激化了，逐渐兴起民族民主运动高潮。
——摘编自王助民《近现代西方殖民主义史（1415—1990）》
材料二 二战结束以后，亚非拉100多个新兴国家在殖民体系的废墟上涌现出来。联合国刚成立时，在51个成员国中，亚非国家仅占13个，到1970年，在124个成员国中它们已占70个。1964年初，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指出：“现在，能组成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的多数的国家仅拥有世界总人口的10%。……联合国如果没有那些向它提供资源并有能力采取行动的会员国的支持赞助，根本无法采取重大行动。”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一战期间和一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原因，并说明其对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高涨的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二战后亚非拉国家的独立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影响。
材料一 国际联盟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维护和平与安全为宗旨的国际性组织。中国知识界认为，万国联盟也就是国联的成立，“并非偶然的运动，孤立的现象，而是历史、政局、思潮诸种因素凑合以成”。“今日国际最困难，也最根本之问题，即在调和各国家之利益，规范各国家之野心，综合各民族之精神，使悉有利于公共的善。换言之，即不承认世界上有‘完全独立’独自发展而侵害他国的国家。世界上所有的民族，要成一种有组织的团体。维持这个国际组织的，就是万国联盟。”“万国联盟，就是使世界废除战争用公理裁判曲直的唯一方法。”
——摘编自郑大华、王敏《欧战后中国知识界对建立国际联盟的思考——以〈太平洋〉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材料二 针对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二战对人类造成的大浩劫，反法西斯大同盟将他们之间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暂时搁置一旁，在吸收以往国际组织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达成了以《联合国宪章》为宗旨和原则建立国际秩序的共识。《联合国宪章》强调会员国不分大小都有平等发言权的规定，宪章所规定的组成联合国为数众多的专门机构之间的“权力划分”原则，无不体现了普遍性原则，使联合国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讲坛和开展多边外交的场所。宪章所确定的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一致”原则，不仅反映了二战结束时的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突出了大国的责任和历史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从内部机制上赋予联合国和平解决争端和制裁侵略的可操作性和强制力量，使集体安全有了切实可行的保证。
——摘编自徐蓝《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知识界对国际联盟的认识。(2)根据材料二，概括联合国的特点，并指出与国际联盟相比联合国的进步之处。
材料一 开皇三年（583年）后，随着国家漕运活动频繁，开封（汴州）确立了交通运输的枢纽地位，其通过蔡颖线和淮泗线辐射了黄淮之间的平原地带，开封成为商船的重要停靠地和交易之地，商船散停在城外的河道之中。唐玄宗开元年间，政府多次整修汴河与黄河的连接点，开封也因运河成为众多“水路辐辏”型城市之一。安史之乱后，东部运河区的中原区变成了战场，洛阳几乎成为废墟，唯有江南道和淮南道的区域可作为国家财富的收集地，汴河作为连接这一区域的主要漕渠，地位较前代更为重要，于是开封运河演化出三条水路。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刘晏首先将“轻货自扬子至汴州”。大量官吏也认识到开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的地位。大量轻货集中于此，开封仓储级别提升到国家级枢纽仓储的地位。796年后，重要高官屡次赴开封任职，在中央控制下，开封段运河再也未出现漕运与屯田争夺水源的状况。
——摘编自郭峰《隋唐五代开封运河演变与城市发展互动关系研究》
材料二 德国内河航道里程仅为7000多公里，但内河货运十分发达，其中人工运河的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德国的人工运河占航道总里程的25%。德国自工业革命开始至二战之前就修建了众多运河，其中连通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基尔运河于1885年建成使用、可通行战列舰、显著改善了地缘劣势，给了德国安全感。此外还沟通了茱菌河、威悉河、易北河等主要河流，初步建起了四通八达的内河航运网，现代化工业区鲁尔就在莱茵河附近，德国修建了4条人工开凿的运河将其与茱茵河联成一体.7000吨海轮可由此直达北海。德国跨水系运河与法国航运网相连，直抵北海岸线和地中海。二战后德国又进行了大规模水运建设，东西德统一后，又实施了统一的交通计划，进一步完善了内河航道网。
——摘编自韩时琳《德国运河建设的特点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唐时期开封段运河兴盛的主要表现，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以来德国运河建设的特点。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运河建设的认识。
材料 海外学者在写作风格上运用西方史学叙事传统，以讲故事的形式来面对大众群体进行历史写作，以丰富的细节、具体的人物、真实的事件为案例，采用多重视角展示晚清时期的中国，使其著作兼具学术深度和通俗易懂。他们引入外文资料与中文文献互相参照，这就扩大了史料范围。随着西方史学思潮及时代、学术背景的变化，西方史学界在不同的时代都会产生不同的研究范式，但都是以西方为中心来研究晚清史。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国内在对海外晚清史著作引进之时要注意区分其存在的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国内学者有必要利用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方法，多领域联合推动晚清史研究。中国学者更应该在中国文化历史的“基本盘”上，凝练出具有自身历史逻辑的理论命题和方法，建立起中国历史的主体性，提高相关话语权。
——摘编自张德明《新时代海外晚清史研究译著的视角、特点及局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时代海外晚清史研究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海外晚清史研究的可供借鉴之处。
材料一：19世纪频频爆发的霍乱、天花等传染病考验了城市化时代国家的管理能力。英国政府于1848年颁布《公共卫生法》，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并确立相关的权力介入规则。英国成立了卫生总署，以便作为中央机构监督指导法案施行，地方卫生管理机构则被称为地方卫生委员会……英国首次将地方城市治理纳入中央行政管制体系中，初步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以公共卫生治理为主要职能的城市管理体系。在此之前，英国在城市治理方面一直遵循中世纪以来的地方自治传统，各级政府较少干预相关事务。英国政府于1855年颁布《污染物清除法》，1866年再度颁布《卫生清洁法》。到1870年代末，英国944个城镇卫生机构中，官营供水公司达44%，1890年末更升至三分之二。当时民众普遍认为，身体健康程度与事业成功间联系密切。经过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发展，到1914年，英国已拥有了一套实施福利政策最重要的基础——完整的公共卫生管理法律体系。
——摘编自王广坤《试论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中的政府权力扩展及影响》
材料二：近代以前，除京师以外中国城市多为省、府、州、县的治所，没有专门机构负责公共卫生事业，城市的污水处理、垃圾清理、传染病防治，多由有关行会或士绅、居民等社会力量负责，基本处于半无政府状态。19世纪中叶，随着中西交流逐渐增多，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逐渐酝酿、开展。1910~1911年间，东北鼠疫大爆发，中华基督教博医会派出传教医师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学生以及沈阳等地的传教医师一起参加控制和扑灭东北鼠疫的工作。传教医师在广州、上海等许多大城市进行实物宣传，一些基督教出版机构发行了大量宣传物品。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出使人员有感于中国与欧美城市公共卫生的巨大差距，开始发起改善公共卫生的议论。上海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区，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20世纪初，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在公共卫生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据记载，20世纪初，当医生要求给北京一些居民的儿童进行免费牛痘接种时，竟遭到拒绝，理由是“此痘疮乃孩儿之疫病，非患一次不可，故人为预防乃违天理。多有以种痘为邪法而排斥者”。
——摘编自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中政府权力扩展的背景，并分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近代英国相比，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不同之处，并说明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