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呈现一路下滑的趋势，在魏晋—隋唐时期，当地畜牧经济发展却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反弹过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畜牧区域曾一度向东南方向显著扩张，国营和私营的大型畜牧业都取得明显发展。可以说，十六国至唐初，黄土高原地带一直是胡、汉混杂居处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其经济生产也以畜牧业为重。由于畜牧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羊肉酪浆”之类的饮食物品乃成为“中国之味”，“食肉饮酪”在社会上曾一度相当流行。唐代胡食风行，胡食的特点之一就是食肉量较大，而畜牧业的发展，可为社会提供大量的肉食来源。

——摘编自王利华《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的变动》

材料二   19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很少有英裔美国人考虑过迁徙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广袤土地上。“西部地区”给人的印象是“美国大沙漠”，不适合文明存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许多美国人开始对西部特别是牛仔的形象赋予浪漫色彩，他们将西部地区看作是勇敢者和上进者经历艰难险阻可以建设新文明的地方，将实际上工资低廉的雇工描述为强大而不朽的传奇人物。欧洲移民后裔定居西部的过程，至少在两个世纪中主导了美国人的国家想象，有时也成为历史学界讨论的中心话题。20世纪的历史学家则将西部描述为一个勇敢、成功、对抗、贪婪以及失败并存的地方：破败废弃的小镇，荒凉阴郁的印第安保留地，穷困潦倒的贫民区，生态遭受严重破坏的自然景观与辽阔的牧场、肥沃的农田和繁华的城市共同构成了西部。他们强调，在塑造西部社会的过程中，妇女和男人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美]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史》

材料三   2000-2003年，重庆市外迁农村移民12.16万农村移民，2004年继续外迁2.34万人。截至2003年，外迁移民占三峡库区全部农村移民的41%，减轻了库区的土地负荷和人口压力，有利于防止乱垦滥伐和水土流失。1998年以来，三峡库区停止了开垦荒地，对已开垦改造的25度以上的荒地和低产地，逐步推行退耕还林还草。截至2004年，重庆市的自然保护区达到48个，总面积8290平方公里，初步建成重庆市及三峡库区珍稀濒危动植物抢救、繁育及迁地保护中心。

——摘编自刘德绍、杨力《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对策研究》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流行“袴褶服”，劳动人民将袖口部分逐渐收紧，形成了窄袖衫、小口裤等样式，从此中华民族上衣下裤的服饰形制普遍推广开来。北魏建立政权后十分重视服饰礼仪的作用，从拓跋珪到孝文帝，逐渐将其延伸到日常生活领域，改穿农耕汉服。游牧文化和西域文化的服饰在民族杂处和商旅往来中汇聚，各种文化传播也为这一时期服饰文化的自由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当时“爰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的现象。这些服饰元素，成为唐代及后世中华集体记忆可视性符号之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江冰《魏晋南北朝服饰文化论略》

材料二   在近代，女式服装的西化比男式早。在鸦片战争前后“上海女界喜效夷装，衣必袒购露臂，裤必长不及膝，袜必长统，履必高底，其形式介于华夷之间。在染欧化之沪人视之固觉时髦然使骤入守旧派目中，其不诧为妖孽也希”。这些追赶新潮的上海女性成了领导近代中国女性时装潮流的先行者。追求新奇的潮流同样反映在男装方面。洋泾浜一隅，五方杂处，服色随时更易，商绅及其子弟、一般市民，乃至仆隶佣人中都不乏追踪时尚者。戴墨镜、口衔洋烟，无论晴雨都带把洋伞，成为官商士庶的特定时装，一时相习成风，恬不为怪。

——张敏《试论晚清上海服饰风尚与社会变迁》

材料三   近代欧洲服装根据不同的特征分为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和洛可可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曾以夸张而膨胀的外观来表现人性的复苏；巴洛克时期的服装进一步突出感官效果，将服装引入现实的自由生活；至洛可可时期，以女性为中心，袒胸与夸张的撑裙证明了现世的享乐主义的泛滥。服饰流行的中心不再局限于以意大利为中心，呈现西班牙风、德意志风、法国风、波兰风等，地区风格之间时兴时衰。工业革命后，服饰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各个阶层由于自身需要穿着简便、合体的衣服。

——摘编自徐思民《西方服装史》

——据拉里·尼尔等主编《剑桥资本主义史》

材料一   汉代中央巡视制度的一种重要形式是皇帝为特定目的派出使者巡视地方并向皇帝汇报。汉武帝时诏曰：“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谕三老、孝弟以为民师，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朕嘉贤者，乐知其人。广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详问隐处亡位及冤失职、奸猾为害、野荒治苛者，举奏。”

——摘编自张国芝《汉代巡视制度研究》

材料二   明代御史巡按制度经历了一个草创、发展完善和逐步败坏的过程。洪武朝是巡按制度的草创阶段，七品御史巡按可纠劾地方任何官员，这种以卑临尊的特殊体制较好地完成了监察使命。永乐朝开始巡按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大约从弘治以后，御史巡按制度发生了变化，其基本趋势是巡按御史的权力越来越大，除独专出巡、举劾事之外，又攫取了不少行政、军事大权。明朝统治者总是不断削减地方官的权力，而派朝官去控制他们，监察官日趋行政化。巡按“事在承上而不在恤下”，仅凭独专举劾就足以使地方官匍匐其脚下，以致巡按实际上取代了按察司。明代统治者对巡按侵权既没有相应办法防范于前，更没有得力措施制约于后，巡按御史的腐败几乎无法避免。

——摘编自王世华《略论明代御史巡按制度》

材料三   国民政府的监察体制实行中央和地方两级体制，中央设监察院，组织机构健全，有完备的法律法规，而地方的机构只有监察使署，全国只有十几个监察使署，平均每省都不到一个，基层根本没有监察机构。监察使署人数少，权力小，仅作为监察院的派出机构，其主要职责一方面是在地方巡回监察，随时向监察院报告；另一方面行使弹劾纠举、建议等职权。由于地方缺乏有力的监察机制，地方政府和地方势力强大，监察使无力与之抗衡，或只能敷衍了事，或为地方势力所拉拢，内外勾结，逃避监督。

——摘编自陈红民等《南京国民政府五院制度研究》

材料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风廉政建设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党内巡视重新被提出来。1990年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明确了中共中央以及省一级党的委员会，可以向所辖地区、部门派出巡视工作小组。1996年，中央纪委全会正式提出巡视制度，由中共中央选派部级干部开展巡视，并将情况直接报告中央纪委，及时报告党中央。2001年中共中央要求要逐步建立健全各级巡视制度，加强对巡视工作的制度规范。2007年中共十七大首次在党的根本大法中明确提出巡视制度。2009年7月，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实施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并于11月成立中央巡视组，取代之前成立的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表明派出巡视组的主体不是纪检机关和组织部门，而是中共中央和各省区市党委，增强了巡视组的权威性，推动了巡视工作的发展。

——摘编自邢浩《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体制机制改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