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朝在广州等地设立市舶司，其市舶税制的课征内容有三：其一为舶脚，据船舶的运载量课征；其二为进奉，即外国商人向朝廷进贡的货物；其三为收市，即朝廷所要收购的货物。唐政府对外籍商舶“提取十分之三的货物，把其余的十分之七交还商人。”外国商船在市舶司完成登记，查验文书后依次课征关税，所余货物即可进行自由贸易。中国商船出海贸易，一般也按上述制度征税。市舶税是唐王朝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德宗时，岭南节度使王锷在广州办理外贸，所得的收益就相当于两税的收入。
——摘编自齐海鹏、孙文学《中国财政史》
材料二 近代中国海关依据不平等条约而设立，外籍税务司制度受到各国支持，使得总税务司在内的绝大部分洋员由英国人担任。这种状态下的中国海关庞杂无比，除了进行税务和海务的本职管理外，还要确保清政府按条约规定的方式进行贸易。此外海关还承担了大量由条约赋予、列强强加、清政府委办或关乎总税务司利益的职务。至于总税务司以海关的名义举办的洋务活动和外交活动更不胜枚举，海关几成“业余外交部”。
——摘编自曲金良《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
材料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海关工作会议和全国人大均要求对明显过高的税率做局部调整，以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保护和促进国内生产的发展。随后各地海关开始改革管理体制，实行统一的报关制度，恢复海关征税和海关统计。同时将关税收入统归中央，关税单独计征，与外贸利润分开交库。
——摘编自岑维廉等《关税理论与中国关税制度》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朝市舶税制的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推行这一制度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晚清海关管理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海关改革的意义。
(1)将图中七位思想家按学术派别归类, 并列举各学派的核心思想或主张。
(2)依据上图, 归纳春秋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在地域分布上的特点。结合所学, 归纳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意义。
(3)依据各学派的思想主张, 概括“诸子百家”争论的焦点问题是什么。
材料一 唐代官场首重门第。五代门第观念消退，王朝决策权掌握在一批靠个人能力上台的文吏型官僚手中，他们的“家世背景逐渐淡化而个人因素相对受到重视”。宋代文官普遍以个体形式入仕，官员个人的出身问题遂日渐凸显。南宋孝宗时，蔡幼学在殿试策论中写道：“文武之别，有出身、无出身之辨，在古盛时，未闻此法。”南宋中后期官员李曾伯在《谢潼漕请举》中亦云“盖官版虽登，尚以出身、无出身之异”。这反映出在当时官僚群体内部，“有无出身”是一条重要分界线。
──周佳《宋代科举政策背景下的“出身”含义变化》
材料二 它（科举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其流弊日深。特别是道光、咸丰以后，一方面列强的入侵，通过科举选拔的人才，不足以应付“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一方面西方文化的输入、师夷长技思想的影响，促使一批忧国之士认识到八股取士导致士子只知诗文而不通中外，“心术坏而义理锢”，一批新人开始对科举制度展开了越来越猛烈的抨击。有人开始提出改革科举制度的建议，也有人开始对沿袭了千余年的考试制度进行大胆的变通和探索。
——李世愉、胡平《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
材料三 德才兼备、以德为首是孙中山选拔人才的标准。他说“当议员或官吏的人，必定是要有才、有德、或者有甚么能干，才能胜任愉快的。”又说：“有才有德的人才能当我们的公仆。”
——房列曙《论孙中山的文官考试思想》
(1)根据材料一简述唐宋选官制度的变化，并结合所学分析该变化出现的制度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道咸以后科举制度受到抨击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简述清朝末年清政府对科举制“大胆的变通和探索”。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概括孙中山的文官考试思想，并指出其思想的影响。
材料一 随着绝对君主制的普遍建立和西欧各国民族自由的初步实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创制试验即将进入它的实质性阶段。虽然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发生是一种国际性的现象，但具体的试验却还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进行研究的，而且事实上主要是在西欧的两个最先进的民族国家一英国和法国一进行的（美国发生的试验作为当时英国试验的一种发展，也非常重要）。
——选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上）
材料二 通过建立适当的考试系统，选拔能干的人才从事公共服……成绩突出的公共服务人员可以得到晋升，能够胜任工作的人员可以得到最高奖励，以此鼓励公共服务人员勤勉的工作态度和进取心。任何公务人员不因此而承担向政治基金会捐款的义务，也不因此承担提供政治服务的义务。他们不因拒绝。上述捐献和服务而受到歧视……任何公务人员都没有利用职权或个人影响去强迫别人或别的团体采取政治行动。
——摘编自（荚）《关于建立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1854年）》《美国文官法（1883年）》
材料三 孙中山提出了以考试权独立为核心的文官考试的思想。他曾说：“余游欧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知选举之弊，决不可无以救之。而中国相传考试之制，纠察之制，实有其精义，足以教欧美法律、政治之穷，故主张以考试、纠察二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之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孙中山完成了从科举考试到文官考试的对接，奠定了我国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基础。他的文官考试思想和他下令规划、公布的考试法规，不少重要内容后来为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所沿用。
——摘编自《孙中山对人才选拔制度的贡献》（《光明日报》）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确立的主要途径及英、法、美三国最终确立的政治制度，分析这些政治制度确立的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概括西方国家文官制度具有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简析西方国家文官制度的弊端。
(3)民国时期中国开始尝试建立公务员制度。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概括孙中山在官员选投方面提出的相关思想，简析这一思想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材料 拓跋鲜卑本是游牧民族，北魏建国后开始发展农业，到孝文帝时期，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模式。随着经济转型，法律制度也发生相应变化。北魏太武帝修改律令，规定：“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轘之。”太和十一年（487），孝文帝下诏：“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北魏前期游牧经济下，官吏依靠班赐获得生产生活所需物资，班赐的最大来源是掠夺战争。为了约束官吏，整治秩序，北魏设置赃罪，但贪污仍屡禁不止。孝文帝时期，实行班禄制，为官吏发放俸禄。盗罪在历史上由来已久，至迟在西晋时“盗”有了法律意义上的概括。拓跋氏隆兴之时，规定：“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太武帝以降，对于盗取官财的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盗劫官私财物者流放至边地，甚至处以死刑。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亲自勘定流刑：“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流刑自此入律成为正刑。这一系列措施，适应了经济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为北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姚周霞《转型前后北魏经济变迁对立法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法制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法制改革的背景。
材料一：世官制其实是个蛮稳定的制度，它具有可预测性，减少了贵族内部的摩擦，很适合一个静态的社会。但是它没有能够永久持续下去。在春秋中期，它就出现了崩塌的征兆。问题出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周王朝不再能维持大一统局面，各个诸侯国各自为政，静态社会变成动态社会，所有的政治实体都面临巨大的压力。诸侯国必须追求军事和行政效率，内部也必须重新切割权力格局……第二个变动来自民间，在西周的时候，只有官学而没有私学，民间完全处于无知无识的状态，但是到了春秋时期，知识开始普及，知识分子呈现爆炸式的增长……而且这些知识分子本身也渴望做官。这种来自民间的求职压力也推动了选官制度的变化。到了战国时期，世官制度就整体性的崩溃了。
材料二：科举制的发展终究是不可遏制的。唐朝越到中后期，越看重进士出身的官员。从朝廷到民间都认可了科举制的正途地位……科举制对中国的影响过于复杂，早已溢出官员选拔这一层面。它带来的利弊得失很难衡量，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唐朝发生了这样一场巨大变革，将中国政治文化史齐腰而斩，分裂为面具迥异的两段。
——据押沙龙《从贵族世官到九品中正》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世官制崩溃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说明科举制的发展不可遏制的原因，并谈谈你对材料最后一句话的理解。
材料一殷朝素以天命自居，但最终被周所代，究其原因，在于“德”之有无。西周政权把天与德、德与刑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思想为指导，形成了“明德慎罚”、“刑兹无赦"以及“刑法世轻世重”的法律思想。周公认为，“慎罚”作为“德”的前提内容，执政者实施刑罚手段统治国家必须相当慎重，即“慎罚”，这样，西周创造了“以德配天”的家国伦理思想，并把“德"这一抽象的伦理道德范畴引入礼乐教化中，在周人看来，要想“享天之命”，不被“天命”鄙弃，必须以德治民，慎用刑罚，以民意关怀为旨归。
——摘编自赵索依《论西周明德慎行的提出对中国后世治国思想的影响》
材料二西汉建国初期，经济萧条，国库空虚，这种局面迫使汉初统治者阶级深刻反思，他们检讨了法家“专任刑罚”、“重刑轻罪”主张的弊病，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汉武帝时期，为了适应汉武帝的政治需要，董仲舒对儒学思想加以改造，提出“罢黜百家，独荨儒术”的主张。他后来放弃战国以来所奉行的严刑峻法策略，改为“礼法并用”，以“德治”为主要手段，在借鉴西周德刑结合经验的基础上，董仲舒以阴阳五行理论和天人感应学说为指导，确立了“德主刑辅”的立法指导思想，这种思想主张得到了汉武帝的肯定，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
——摘编自马作武《中国法律思想史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并分析这一理念形成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西周相比，汉武帝在治国思想上的变化，并简析这一治国模式的影响。
材料一 历代丞相、宰相均拥有法定的权力，他们不仅"综理政务，统率百僚"，而且对皇帝也具有某种制衡的权力，因而皇帝有时也怕他们三分；而明代阁臣，包括首辅在内，其初只备皇帝顾问，仁宣后虽说拥有主票拟的权力，但票拟所提出的意见能否实行，却最终取决于批红，况且其中还有很多是属于奉命票拟。因而阁臣的权力决非是法定的。实际上阁臣权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皇帝对他们的信任程度，也容易受到其它各种因素的干扰，不同的皇帝，授予内阁权力的大小就不一样；即便是同一皇帝，阁权前后之变化有时也很大。
——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
材料二 军机大臣主要是承受谕旨，然后回堂拟写。起先都由大臣亲自主稿，后来才改由章京草就，大臣改定，经皇帝认可后，按照谕旨的性质，或用“明发下谕”，或用“寄信上谕”，分别交送发出。在军机处的职责中，还包括奉旨交“议大政”，“谳大狱”，稽核兵马钱粮，拟定外藩、亲贵大臣赏赐事宜，考定典章制度等等。其中最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人事谐询权，凡自大学士以下各部尚书、侍郎，以至总督、巡抚、将军、提督、总兵、学政、道府等官出缺递补，取代吏部，由军机大臣开具名单，呈送皇帝点定。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
(1)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内阁与丞相的区别
(2)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军机处的职权及其影响
材料一 当法律和道德发生冲突时，先秦时期不同派别的主张不同。《论语》记载孔子“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商君传》记载商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盖非：相互掩盖），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
——摘编自许世英等《中国古代法制中的法律与道德》
材料二
| 时期 | 案件 | 法律规定 | 判决结果 | 判决理由 |
西汉 | 子为保护父亲不被他人伤害，而误伤己父 | 《张家山汉简》：杀伤父母，枭其首市 | 子无罪 | 《春秋》之义，父为子隐…… |
魏晋 | 朱谏之父为族人朱幼方烽火所焚。谏之成人，手刃杀幼方 | 《晋律》：准五服以制罪 | 帝嘉其义，赦 | 杀一罪人，未足弘宪；活一孝子，实广风德 |
唐朝 | 一人因醉杀人亡窜，吏执其父下狱。兴自首请罪，以出其父 | 《唐律疏议》：杀人者斩 | 诏免死配流 | 以其首罪免父，有光孝义 |
(2)概括西汉到附唐法律发展的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历史影响。
材料 中古时期的欧洲传统文学（特指西欧文学，下同）是一种独立的文化现象。它所反映的问题是文学已经“开始思索自身”，这一情形下作者个体的作用就得到凸显：珍视艺术技巧，作家们渐次进入一种竞赛的环境中——谁比谁写得更好，或者谁可以成为文学典范。有学者提出，同一时期的古罗斯文学还远未意识到自己有什么特征。它不属于独立的文化现象范畴，也不彰显自己的独立特征。这一时期的古罗斯文学很难被视为文艺作品，美学功能还不独立，主要是服膺于一种实用、教化或者是权威性写作。这一切与东正教传播之初强调个人对于宗教意识的绝对服从有关联。天主教关于个人通过行动来完成自我拯救的教义，对于人的个性具有更多意义，为其提供更多可能性。相对于西欧中世纪或者是拜占庭文学，古罗斯文学的作者缺乏自我投射性，从历史渊源的角度看，虽然拜占庭文学有自己的特征，但是所有从拜占庭文化进入到“俄罗斯心灵”（近代俄罗斯文学特有的精神内核）的文化因素恰好都是反个性化与反世俗生活的，其他斯拉夫国家比如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国的文学在这一点上和古罗斯文学趋同。
——摘编自兰钦、田洪敏《古罗斯文学的品性》
(1)根据材料，概括中古时期西欧文学与古罗斯文学的不同。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古罗斯文学产生和发展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