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医诞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已基本形成。中医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结合“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及辨证论治，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扁鹊确立“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黄帝内经》形成了中医药理论体系框架。东汉末年，华佗以精通外科手术和麻醉名闻天下，还创立了健身体操“五禽戏”。唐代孙思邈总结前人的理论并总结经验，收集形成《千金方》，被人尊为“药王”。唐朝成为东亚医药的中心。宋朝有记载的名医多达数十位，宋慈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民族医学奋起为中国传统医学注入了新活力。明朝时中国早于西方发明了预防天花的种痘技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世界上首次对药用植物进行了科学分类。清朝时中医已形成了一个系统的辨证体系。日本医学、韩国韩医学、朝鲜高丽医学、越南东医学等都是以中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摘编自李经纬《中国医学通史》等
材料二 在近代西方医学的冲击之下，开始出现对中医理论体系的质疑。1929年，国民政府一度通过了“废止中医案”。近年来，“中医热”不断掀起风潮，屠呦呦借助中医古籍，发明“青蒿素”，拯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性命，摘得诺贝尔奖。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将中医纳入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医学纲要。目前，中医药已经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有力地推动中医学的国际传播。
——摘编自韩霁《中医药独特价值得到世界认可》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中医药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中医药文化。
材料一 荀子时代，面对“礼崩乐坏”，各种治世思想激烈交锋碰撞。但无论是“仁政”还是“法治”都没有适应时代需求，挽救岌岌可危的周王朝。荀子批判地吸收儒、法两家思想，主张礼法并治，其思想对当时的社会治理更为实用有效。荀子主张“义”是礼法的核心，强调用“义”节制人心，强化礼法对人们思想的约束，以达到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有序的目标。
——摘编自管峰《荀子礼法思想内容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贾谊是汉文帝时才华横溢的儒生、荀子后学的重要代表。他力主“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但“好刑名之学”的文帝并没采纳。他没有放弃，认为文帝应“始治天下”，废除承秦而来“法治”政策，“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但由于朝廷大臣多数反对，文帝“谦让未遑”，这些主张大多被束之高阁。
——摘编自吕亚丽《浅析西汉儒学的发展与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荀子治国思想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贾谊的主张被束之高阁的原因。
材料：中世纪欧洲的封建领主为了对外作战及镇压内部反抗，都拥有一批骑士。骑士文学的产生与中世纪封建制度的形成密切相关。
骑士文学是欧洲中世纪世俗文学的主要成就，最初产生于11世纪下半叶，盛行于12、13世纪，14世纪时走向衰落。骑士文学主要描写骑士的冒险经历和骑士的典雅爱情，主要包括三种文学样式：英雄史诗、骑士抒情诗和骑士传奇。
骑士文学很好地诠释了中世纪的美学精神，深受中世纪欧洲民众的喜爱，并得到了广泛流行，当时欧洲各文学大国均出现过骑士文学的繁盛期。一些英雄史诗继承和体现了古希腊、罗马时期荷马和维吉尔史诗传统，宣扬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精神，表现忠君爱国思想，歌颂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英雄形象。除此之外，中世纪的骑士身上也怀有古希腊英雄式的理想——张扬个性的欲望和建功立业的抱负。《罗兰之歌》就突出地体现了这种思想，罗兰的形象鲜明地体现了中世纪英雄的基本特征——对宗教的虔诚以及勇敢和忠诚。
——摘编自张琳琳《论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的美学精神》
(1)根据材料，概括中世纪欧洲骑士文学的主要特征。(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世纪欧洲骑士文学广泛流行的原因，并指出骑士文学的史学价值。
材料一 《通典·食货》载：“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滑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大业初年，隋炀帝又在通济渠西段。先后修筑了洛口仓、含嘉仓等。洛口仓其仓城周围20余里，城内三千粮窖，每窖可储存粮食八千石，可谓“积天下之粟”。它位于黄河与洛水交汇处、高出河床50来的台地上。含嘉仓几乎坐拥天下粮仓储量半壁江山的辉煌，江南税米常沿千里汴河浩荡北上，以解两都燃眉之急的窘迫。含嘉仓北望邙山，南邻洛水，东临渡河，仓城内地高土厚，地势北高南低。除仓窖外，粮仓有保护其安全的仓城，仓城有城墙，并驻有重兵把守，仓城内有专供运粮使用的漕渠、道路，还设置了专门管理粮仓的管理区。
——摘编自龚䶮《隋唐大运河通济渠西段三个粮仓遗址的保护与展示研究》
材料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把大运河的特点归结为：“它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得到体现……大运河沟通了燕文化区、赵文化区、齐鲁文化区和吴越文化区，运河区域的社会、经济得到不断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种文化相互接触、整合。在唐代的时候，胡乐、胡舞、胡服，在运河流域就风靡一时。在运河沿线的北京、通州、扬州、苏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寺庙，成为运河流域佛教的传播中心。”
——摘编自杨家毅《大运河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核心精神》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唐大运河粮仓设置的特征，并说明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大运河文化的特点，并分析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材料一 秦汉以后之社会，非宗法所能维持，故此制因价值丧失以致事实上之消灭。然在周代既有长时间的历史，儒家复衍其法意以立教，故入人心甚深。
——摘自《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
材料二 宋代儒家重视宗法与族谱的生活伦理和社会功能，并将宗法伦理运用于族谱的编撰之中。张载主张用宗法与谱系来“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苏洵在创修《苏氏族谱》时，明确希望“观吾之谱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摘编自张载《张子全书》、苏洵《嘉祐集》
材料三 后世封建不行，而宗法因之以不讲……盖因谱不时修耳，不然则天下一家，中国一人。
——摘编自陈瑄《方氏统会宗谱序》，嘉靖三十七年
(1)根据材料一、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以后之社会，非宗法所能维持”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明儒家编撰族谱的目的，并指出其所体现的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材料一 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江岸之船甚夥（多），初非一色：海舶、大舰、网艇、大小船只、公私浙江渔捕等渡船、买卖客船，皆泊于江岸。盖杭城众大之区，客贩最多，兼仕宦往来，皆聚于此耳。
——摘自（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
材料二 “南海I号”南宋古沉船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文物储存最多、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近年来，随着“南海丨号”保护发掘项目考古工作的推进，沉船中的瓷器、铜铁器、金银器、漆木器、钱币等大批精品文物出水。“南海1号”沉船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数以万计的稀世珍宝本身，还在于蕴藏着超乎想象的历史信息和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
——摘编自崔勇《中国“南海丨号”为何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水下考古典范？》等
材料三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摘自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
(1)概括材料一、二所反映的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成就。(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试举一例，简要说明宋代经济发展与文化兴盛的辩证关系。
材料一：18世纪中叶，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在一场演讲里强调，把懂得法律的价值和知识视为有教养的一种标准或绅士的一种风采。在北美大陆，通过独立战争前的政治辩论和独立战争期间的思想传播，欧洲思想中的自由与法治的理论转化成了北美民众普遍的思想意识。布莱克斯通的著作被殖民地奉为“法学必读之书”。潘恩在《常识》中提道：“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这本小册子迅速在北美的居民和军队中广为传阅。
——摘编自仙慧丽《西方法治生成路径的探析》
材料二：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议会作为立法机关的地位实际下降了，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立法。为应对此变化，当代西方国家议会趋于在统一掌握立法最终审议权和控制权的前提下，广泛采用各种更灵活的立法形式，且越来越重视其民主监督功能的发挥，以期一方面强化政府立法的民主保障，加强对政府立法的监督和控制；另一方面改革和完善议会制度，以实质性地强化其立法审议和立法监督能力。美国70年代国会改革，通过立法加强国会对战争权力和预算的控制，加强对行政机构的监督等。
——摘编自王保民《西方国家议会立法改革趋势之探析——兼论政府在立法中的功能角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法律书籍在北美殖民地流传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西方国家立法建设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西方国家近现代法律制度的认识。
材料一 汉代以后儒家思想的法律化进一步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孔子学说在这一阶段法律制定中进一步得到贯彻落实。例如《北魏律·名例》规定“诸犯死，若祖父母、父母七十以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故之例”这是中国古代法律家族化、伦常化的具体体现，也是儒家思想孔子学说中道德伦理纲常制度的集中体现，这一内容亦为后代法律所承袭。唐代的法律思想是礼主刑辅，主张“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一时期儒家思想进一步发挥着重大作用。可以说中国古代社会的“礼”“法”是相通的，中国古代统治者坚持“礼法并用”的原则，“礼”“法”二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此外，孔子的儒家思想对宋元明清时期的法律制度也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其影响作用同样不可小觑。
——摘编自巩芳《浅谈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
材料二 先秦儒家核心思想“亲亲”“尊尊”无疑为皇权至上提供了思想武器。其坚持的等级思想，无疑也深得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欢心。然而，统治者并不希望先秦儒家思想中的自由平等价值追求被社会所知，于是儒家礼教教义被选择使用，被曲解的法律儒家化就成了必然。在经济上，法律儒家化加强了父权家长权的地位，这无疑对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有重要作用。在政治上，法律儒家化强调卑幼对尊长的无条件顺从来潜移默化地确立君权的神圣地位。父权的绝对化使得君权绝对化，经过法律儒家化，等级思想深入人心，对自由平等价值的追求最终近乎熄灭。除此之外，法律儒家化的深层原因则是迫使家族承担分封制时士大夫层级对民众的约束和管控责任，从而更好地维护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另外，法律儒家化成功的笼络到了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将封建地主阶级牢牢地团结在封建皇权之下，自发地维护其统治。
——摘编自杨玺《论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历史必然性》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儒家思想在汉代以来的封建法律发展中的作用。(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封建时期法律儒家化的原因。
(3)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封建时期法律儒家化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一：汉武帝以后，经学日趋昌盛，太学中的经学博士就是专治一经的经师，他们以诠释儒家经典为终身职业，皓首穷经，搞章句之学。两汉博士通过荐举、征召等途径可任太傅少傅、刺史太守、奉常议郎等官职。经学博士是汉代官方确认的学术权威，在以经治国、独尊儒术的背景下，负责经学的研究与传承。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明代阳明心学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通过追求高级的道德哲学状态，重构政治哲学实践。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改变王学末流的弊端，破解国破家亡的历史遗憾，重回实学研究，要求经世致用。明清实学跳出了理学道德性命的范围，把学术研究的范围从儒家经典扩大到了自然、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其研究对象几乎涉及社会的一切方面。19世纪“今文经学派”中的龚自珍、魏源，为了挽救时局，分别提出“改制更法”“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具有鲜明时代价值的实践指向。
——摘编自汪四红《论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和马克思“实践观”的互融相通》
材料三：20世纪三四十年代，顾颉刚回归传统经世致用观。他宣扬以学术经国济世，致力于民众历史教育和边疆史地研究，主张以史为鉴和以史明智。同时，他根据时代要求对经世致用论作了发展，突出史学培养国民爱国主义的作用，指出史学能够增进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在形式上，他不再限于传统学术研究和史学著述，而是以现代学会和报刊从事宣传，通过撰写新历史教科书和各类通俗历史读物传播历史知识。
——摘编自徐国利《民国时期顾颉刚学术价值观的转向及与经世致用观的离合》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经学与明清经学的异同。(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三四十年代顾颉刚对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及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经世致用思想的价值。
材料一 公共性向度是指公共性的价值取向和评价尺度。公共性是中国共产党70多年来治国理政的基本属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使命无不深刻体现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公共性价值向度。新中国70年来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套有效、管用的优越制度体系，使我国能够在短短几十年内创造出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摘编自王彩云《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公共性向度与国家认同建构》
材料二 “良政”就是良好政府对于自事务的良好管理和他事务的良好治理。其基本典则规范就是有限政府和开明政府，就是政治领导者用他们的价值观影响或改造社会价值观，主要采用动员或指挥的方式引领有序民主的发展。它是集权体制、精英主义与诱导式民主相结合的产物。“善治”就是公共利益相对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即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新颖关系的一种最佳状态或治理模式。
——摘编自靳永翥《由“良政”向“善治”的跨越》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新中国70年来我国已经建立的“党的领导制度、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并分别说明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而采取的经济举措。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等三代领导集体，为探索构建“良政”走向“善治”而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并分别概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他们领导开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国道路。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治国理政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的伟大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