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先秦“德”观念的发展可以大致看出这样一个线索∶在原始时代后期起，“德”意即由天和先祖所赐而“得”；后人传周文王的美德，除膺受天命外，还指文王采取的一系列惠保小民、勤政节俭、与民同乐、孝敬、恭祭先祖的政策与措施，最终得以使“小邦周”战胜“大邦殷”，“修建明德，以藩屏周”“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直到孟子提出“四端”之说，人所拥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使个体成为责任的担负者，不再是由神灵，也不再是宗族之类的集体完成。中国古代思想中“德”的观念从天命层面、制度层面深入到内心，没有走向如同基督教、佛教那样通过偶像膜拜方式表现出信仰，而主要是关注人的自身能力的认识与开发，寻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平衡。在“德”由迷惑到明确的过程中，人们可以深切地感觉到古代人类精神觉醒的前进步伐。
——晁福林《先秦时期“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
（1）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对先秦时期“德”观念的发展进行解读。
《新民说》是梁启超在20世纪初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二十篇政论文章。梁启超申明“本报取《大学》新民之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以为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
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故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
（2）梁启超认为“新民”应具有哪些品质。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度重视对外文化交流。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价值追求，求同存异、讲信修睦的和谐心态，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同舟共济、独木不成林的合作思想，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人格品行，为中国外交奠定了文化基石。“文化外交”中有着国家整体对外战略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承，更有战略、政策和实践的创新。有学者将70年的外交历程划分为“文化先行、外交殿后”“全面开放、全面参与”“提质升级、合作共赢”三个历史阶段，目前正处于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
（3）结合材料，在上述三个阶段中各选取恰当一例，说明中华文明之精髓在中国外交实践中是怎样得到创新性运用的。
材料 从公元前18世纪起，北方游牧民族对亚欧农业带曾进行过三次较大规模的入侵。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冲击，在历史学中常常被称为“蛮族入侵”，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形式。首先，游牧民族侵入农耕世界后，多多少少把游牧民族的文化和技术传给了农耕民族。其次，农耕民族在文明程度上高于游牧民族，但相较之下又过于文静柔弱、缺乏活力，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不断侵袭，许多农耕民族不得不对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进行改革甚至借鉴入侵的游牧民族的某些技艺，从而使自己更加强大起来。最后，文化的力量比武器的力量大千百倍，游牧民族对文明民族的武力征服最终会被文明民族的文化所征服。
——摘编自何顺果《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
(1)以具体史实，说明“蛮族入侵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形式”。(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文明交流演进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古代中国是专制君主制国家，国王或皇帝是国家的代称，王（皇）权至高无上。国王或皇帝握有最高立法权，法自君出。皇帝发布的“敕”“令”“诏”“谕”，凌驾于法律之上，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可以废除或修改现行的法律。国王或皇帝也握有最高司法权，是全国最大的审判官，狱由君断。中央司法机关听命于专制王权，不能独立审判。另外，行政和司法不分，由行政长官兼任司法官，并须对国王或皇帝负责。
古代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民事法律关系不发达，没有产生独立的成文的民法典。历代的成文法典以刑法典为主体，兼有民法、行政法、经济法、诉讼法等方面的内容，形成以刑法为主、诸法合体的成文法结构形式。
西汉中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立法的指南和司法审判的依据。所谓“礼法结合”“德主刑辅”“以礼率法”等等，使中国古代法制和中华法系，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大量的道德规范被直接纳入法典，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执行。“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直接成为定罪量刑的基本准则。这些都与欧洲中世纪教会法、阿拉伯法系以《古兰经》为主要法典的传统迥然不同。
材料二 中国古代法制史的发展线索是很清晰的。李悝的《法经》集春秋战国各诸侯国立法之大成，为封建成文法的始祖。秦律以《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篇章、内容都有增减。汉律仍以《法经》为基础，吸取秦律成果编纂而成。唐律直接承继隋朝《开皇律》，它上集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下垂五代、两宋、辽、金、元、明、清，以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名扬海外，影响扩及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
——以上材料摘引自李用兵著《中国古代法制史话》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法制的主要特征。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华法系的地位和影响。
材料一 1492年开辟新航路之时，就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上升的时候。16世纪中期，西班牙人在西属美洲发现了两座大银矿，分别位于秘鲁的波托西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西班牙人开采的白银主要运往两个地方，一个是西班牙，另一个是现在的菲律宾吕宋岛。白银运回西班牙，工业更发达的英国和荷兰等国把工业品卖给西班牙换回白银，之后这些白银又跟着印度洋航线被运往马六甲、菲律宾，后来葡萄牙甚至直接把白银运到了澳门。而吕宋（岛）则由于中国商人的帆船贸易，成为大量向中国输出白银的重要口岸。这两种贸易线路，我们现在叫作环南海的地区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白银聚集地。很多研究著作指出，当时世界上一半的白银都流入了中国。
——引自刘志伟《白银与明代国家转型》
材料二 中国在商业经济的扩张中似乎对白银有一种无限的渴求。白银由明初的不合法状态，到了晚明成为合法的货币。尽管白银的货币化并没有出现在明初的皇帝的诏令中，然而它却通过一个“过程”从无到有，即官方接受了白银并使之货币化。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照理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实际上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有能力吸收更多的白银，扩大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就业和生产。
——据王国斌《白银资本·序二》等整理
材料三 《明史·食货志》高度概括了正统初年以后的白银货币化过程，但赋税的折银并不始自正统。而赋税的货币化，也并不始自正统初国家法令向全国的推行。考诸历史事实，大规模的货币化是在成、弘以后在全国展开的，白银货币化极大地扩展，迅速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政府赋役征收的货币化，而这更促使白银货币化加速进行，推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货币化。根据白银货币化过程的分析，可以认为明代一条鞭法的实行，既是白银货币化完成的标志，又是白银货币化的一个结果。
——摘自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制度变迁》
(1)全球海路的开辟大大提升了海路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根据材料一，指出与传统的印度洋贸易齐头并进的两大新兴海路贸易的名称。结合所学，写出“1492开辟新航路”的航海家并列举“环南海地区”向中国输出白银的重要港口。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述明朝货币体制的演进历程。分析白银货币化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3)指出正统年间“赋税折银”的表现。综合本题线索，试以一条鞭法的背景和内容为例，论证“明代一条鞭法的实行，既是白银货币化完成的标志，又是白银货币化的一个结果”这一观点。
材料一 明朝建立时面对的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大规模的国际性联系还未建立。15世纪郑和的远洋探险,没有给世界留下中国有潜在性的、挑战性的印象。16 世纪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性繁荣使明王朝在周期性规律的支配下逐渐失去行政有效性。17 世纪时,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并未使精英群体认识西方文明崛起的国际竞争含义,自然灾害、战争、改朝换代吸引了主要注意力。18 世纪,清王朝的建立完成了中华文明地理空间与行政版图的重合,这一成就强化了统治者的安全感,却也进一步加剧了对外部世界的忽略。经济的繁荣增强了这种心理倾向,与西方的局部接触也就此中断。19 世纪中期,当中国与西方直接接触时,被动挨打的局面已是历史的必然了。
——摘编自赵轶峰《“大分流”还是“大合流”:明清时期历史趋势的文明史观》
材料二 “东西大分流”是指,东方与西方在很长时间里没有什么差别,但后来西方逐渐崛起(被称为“欧洲奇迹”),然后称霸世界,而东方却一蹶不振。在具体分析西方是如何从危机中走出来之前,要先明确现代西方成长的三条基本线索,建立起西方近五百年走向的基本框架:第一条线索是国家崛起,基本政治框架的重塑;第二条线索是社会崛起,新的二元结构形成;第三条线索是市场崛起,资本主义飞速成长。这三条线索不是齐头并进的,它们有时合作、有时撕扯,相互缠绕、相互塑造,每条线索都存在几种不同的细分模式。顺着这个思路可以推测出,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其实有很多种。
——摘编自李筠《西方史纲:文明纵横 3000 年》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时期的历史特征并结合所学分析其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欧洲奇迹”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商周时期，王者立四时之序而化天下。《礼记·月令》记载了周天子一年四季的礼仪活动，当时许多风俗由专职官员负责。秦汉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更把传统节日变成了转移阶级矛盾视线的手段。中国的节日基本上是以二十四节气为线索进行。春节雏形是庆丰收；“清明前后，种瓜种豆”；七夕节反映了中国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模式。除夕全家守岁，清明祭祖扫墓，端午系五色丝、涂雄黄，七夕看牛女相会，中秋团圆，重阳把出嫁的女儿接回。在现代社会，传统节日仍以家庭为组织进行，新节日则以单位和学校为主组织进行。
——摘编自秦永洲著《中国社会风俗史》
材料二 西方国家，虽有类似中国全家团聚的重大传统节日如圣诞节、新年、感恩节等，同时“‘狂欢’‘新奇’‘神圣’‘浪漫’等是其节日精神的主要内核”，注重“情感宣泄”，有“较强的娱乐性”。如狂欢节是基督教“谢肉节”的世俗化称呼；情人节是纪念名叫瓦伦丁的基督教殉难者；万圣节是为了纪念教会所有圣人；圣诞节是基督教为了纪念耶稣诞生。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快，中国人欢庆并无中国文化渊源的圣诞节、情人节、父亲节、母亲节等西方节日，同时中国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中秋等也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接受。2007年春节前夕，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贺词中说：“2月18日，我们将欢度中国新年。”
——摘编自唐小晴《中西方传统节日文化比较分析》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与西方传统节日的差异，并分析西方传统节日文化特色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现代中国节日文化出现的新变化及其意义。
7 . 材料 胡寄窗（1903-1993）,经济学家、教育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首任会长。四川天全人。曾创办《经济学报》《经济论评》杂志。
胡寄窗所著的三卷本《中国经济思想火》是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讨中国经济思想演变的思想通史，创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理论新体系。
为了回应“欧洲中心论”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忽视与贬低，胡寄窗先后出版了多部论著，通过对比分析告诉世界：我们的祖先同样构建了卓越的经济思想。他还认为未来的世界经济学更不必以西方为中心，开创了直接向国外弘扬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成就的范例。
20世纪80年代后期，胡寄窗敏锐地注意到，中国的经济改革可以批判地借鉴国外经济学的有益部分，于是他的研究重点开始从中国经济思想史转向西方经济学说。
纵观胡寄窗的学术生涯，他始终坚持经济学研究“国际化”与“本土化”的有机结合，在“本土”和“国际”的相互融合中，梳理出中国经济思想的演变线索。
——摘编自刘迪《胡寄窗：将中国经济思想史推向世界》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胡寄窗的主要成就，并分析20世纪80年代他转移研究重点的背景。
(2)请简要谈谈胡寄窗的学术研究历程对你的启示。
材料一 1755年卢梭发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并完成《政治经济学》，由于同狄德罗在宗教等观点上的不同，1758年卢梭与百科全书派决裂。1761年发表《新哀洛绮丝》，这部小说猛烈地冲击封建专制制度，给卢梭带来了巨大声誉。1762年《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相继出版，更激起了新旧教会的极大愤怒和政府当局的谴责，卢梭宣布放弃日内瓦的公民身份，晚年在法国去世。
——摘编自齐世荣《人类文明的演进》
材料二 卢梭无疑是对近代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西方政治家思想家之一。20世纪初，以“中国革命的象征性符号”和“契约论思想家”这样两种形象为线索，出现了“自由与公民”、“公意”等大量专题文章：既有晚清时期严复与章士钊的笔战，也有民国以来张奚若、张翰书、朱坚章这样一些著名政治学家对卢梭的精微阐释，更有王元化、朱学勤、崔之元等当代著名学者的交锋与反思，以及学界青年才俊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文章完整地再现了卢校这位伟大的启蒙政治思想家对中国思想界的巨大影响，勾勒了中国卢梭研究的基本轨迹。
——摘编自袁贺、谈火生《百年卢梭：卢梭在中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卢梭的主要观点及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先进中国人如何以卢梭思想为武器开展救亡运动。
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尹达（1906-1983年），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青年时代就读于河南大学，大革命失败后，尹达心忧国家命运，立志以考古研究探索中国社会发展规律。20世纪30年代，他主持了龙山文化等遗址的发掘工作。抗战爆发后，他悲愤地留下字条：“我爱好考古······但我更爱世代所居住的故乡，我不能够坐视不救！”毅然奔赴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工作期间，尹达从考古学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写成《中国原始社会》。新中国成立后，他肩负史学、考古学学术组织与学科建设重任，为探索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演变规律，进行着长时间的理论思考。20世纪70年代末，他创建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阵地，对中国史学发展进行系统探索，为《中国史学发展史》的出版奠定基础。
——摘编自谢保成《尹达先生之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
(1)概括尹达史学研究的特点。
(2)简析尹达的人生经历所体现的精神价值。
材料一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特点，第一个方面是上层的统治一一国家治理，主要是通过维护儒家意识形态的大传统、教化人民和通过建设全国性的巨大工程，来为政治统治与社会发展提供基本条件。第二个方面是基层的统治一一社会治理，主要就是通过国家大传统与民间小传统的互动，形成强有力的民间法比如乡约、族规等制度，乡钟、地主等精英，宗族、乡里等组织。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中央王朝力图将权カ的触角延伸到最基层的乡村地方。从直接统治的乡亭里制到间接控制的保甲制的演变，只是为了适应乡村社会组织的变化，更为有效地统治乡村。因此，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始终是影响国家与乡村权力体系的重要因素
——摘编自黄杰《比较历史视野下的大国治理问题研究以藕合治理机构与治理绩效的关系为线索》
材料二 罗马帝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治经济体制与军事主义结合的一个体系”。罗马国的统治者将罗马公民权授予行省居民、推广城市化运动，发展城市体制，依靠行省奴隶主阶级组成的自治政府实行地方自治，建立起一套中史政府行省机构一地方白治城市三位一体的行政营理机构，这对于帝国中央集权的政府加强对地方治理体系的控制是非臂有效的。这就意味着罗马帝国的双重治理体并不存在，如中华帝国那样长期的、可调适的相互渗透、嵌入和依赖等良性互动关系。
——摘编自梁作槲《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衰亡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与古代中国相比，罗马帝国国家治理的不同。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总结影响古代国家治理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