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中的婚姻变革

材料一   大二十世纪专制国之民，无日不以夺自由为目的。曾是区区婚姻之自由而不能夺，而乃对万象以言革命，吾知其必无成……心非不知平权自由之乐，欲求之而不敢说，犹如其痛痒而不敢示人以求疗也。吾今敢昌言以告我女子曰：“婚姻自由”。

——摘编自金天翻《女界钟》（1903）

材料二   亲迎之礼，晚近不用者多。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礼堂所备证书（有新郎、新妇、证婚人、介绍人、主婚人姓名），由证婚人宣读，介绍人（即媒妁）、证婚人、男女宾代表皆有颂调，亦有主婚人宣读训词，来宾唱文明结婚歌者。

文明婚礼，实有三长。―、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取男女之同意，以监督自由。其办理次序，先由男子陈志愿于父母，得父母允准，即延介绍人请愿于女子之父母，得其父母允准，再由介绍人约期订邀男女会晤，男女同意，婚约始定。二订婚后，男女立约，先以求学自立为誓言。三、婚礼务求节俭，以挽回奢侈习俗，而免经济生活之障碍。结婚之日，当由男女父母各给以金戒指一事，礼服一袭。

——摘编自徐珂编[晚清]《清稗类钞》第五册

材料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取得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它的胜利来自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而这种觉醒的共同内容是爱国主义。抗日战争并行着两种演变：一种是日本侵略势力从进攻到溃败的演变，另一种是中国内部（人民）力量由小变大，且统治者的势力由升高到衰落的演变。这两种演变不但过程相近，其方向也是一致的，那就是反动势力衰亡，进步势力兴起。弱的战胜强的，新的代替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决战作了准备。20世纪，世界出现的社会主义，和17、18世纪世界出现的资本主义一样，表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向，它们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走向社会主义、也是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完成以后的必然结果。

——摘编自刘大年《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

毛泽东一生对美国的认识经历了多次比较大的转变，以下为其中几次转变发生的时期和转变的主要内容。

——摘编自唐洲雁《毛泽东对美国认识的理论及现实启示》

材料：有的同志认为，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的奠基人、开创人，这是不无道理的，我认为，说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比较合适，它是19世纪那个年代的开拓性人物。甲午战争时期或稍后，孙中山、章太炎还上书李鸿章，把变革的希望寄托在李鸿章的身上。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李鸿章是那个时代推进中国近代化的代表人物。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李鸿章毕竟是个深受儒家思想教育的清朝大官，他同封建统治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然没有越出封建机体。可贵的是，他给封建体制绽开了一个裂口，这是评价李鸿章与中国近代经济的基点，我们不能超出这个基点，超出这个基点就与当时的历史不吻合。   

——陈旭麓《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材料 出席巴黎和会的英国外交官哈罗德·尼克尔森曾说：“我们初来时，对即将建立新秩序满怀信心；离开时，则巳觉悟，新秩序不过是比旧秩序更加纠缠不清。”一个国际体系的生成必有其主客观历史条件，一个国际体系的瓦解也必有其内在的原因。“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及其瓦解同样遵循这样一种逻辑。站在历史的长河中，观察或者探究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否，主要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这个体系有没有合理的组成方式，二是这个体系有没有有效的协调机制。

——摘编自金卫东《浅析“凡尔赛——华盛顿”瓦解的原因》

材料   谈到西方的政治制度，一些人常常有两个误区，一是认为西方当代的政治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后新建立起来的，另一个是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是一种模式。其实西方的政治制度虽然都源于古代希腊、罗马的传统，但各国在它们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本国的特点，例如，西方各国虽然都有议会，但各国议员的产生办法、议会的职权、议会的议事程序、议会内部的组织都是各有其特点的，而且差异往往很大。美国的国会两院与英国的国会两院就极不相同，美国的参院不能等同于英国的上院，美国的总统与英国的首相也很不相同。就总统制的国家而言，美国不同于德国，德国不同于法国，法国不同于意大利。即便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的国王，也是英国不同于荷兰，荷兰不同于瑞典。

——摘编自马啸原《西方政治制度史》

材料   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第一次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出现在大概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觉醒”的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这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雅斯贝尔斯认为正是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这段时间，人类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在他看来，轴心时代同化了存留的一切，从那一时刻起，历史获得了唯一的结构和至少持续到我们时代的统一。所谓世界历史的“唯一的结构”，其实是指一种建诸人类共通感之上的“通性”。

——摘编自孙秀昌《“轴心”突破与“境界”自觉》

材料一   从1929年1月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走下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到1934年10月开始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战斗了五年零九个月。期间，面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迷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建立起多个革命根据地。当时中央苏区物资严重匮乏，军民生活异常艰难。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率先响应，每天节约一餐口粮支援前线，苏区干部更是“自带干粮去办公”。为解决村民饮水困难，毛泽东亲率红军战士开挖“红井”；朱德帮助农民插秧收稻。在艰苦的环境中，中共创造了苏区党建、社会工作、群众工作等各个方面的“第一等工作”。

——摘编自李红喜《全面把握苏区精神的深刻内涵》等

材料二   1978年10月，袁庚受命主持招商局全面工作，同年中央批准招商局在深圳蛇口设立工业区。那时，蛇口还是一片荒山野岭。1979年袁庚提出了振聋发聩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1984年，邓小平视察蛇口时肯定了这一符合市场经济精神的口号。当年国庆节，这句口号出现在天安门游行队伍中，迅速传遍全国各地。如今的蛇口已从一片滩涂地发展为高楼林立、山海相接的滨海新城。

——摘编自陈蓉《袁庚：创造蛇口奇迹的改革先锋》等

材料   中外历史大事年表（部分）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下）》

材料

——据欧阳晓黎《口罩从历史中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