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战国至秦 | 官吏俸禄形式主要以斗发给粟米 |
西汉 | 官的大小和俸禄级别以“石”表示，俸禄以斛为计量单位，按月发给粟米；汉宣帝时因“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使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增加）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
魏晋 | 帛、粟、钱各占⅓ |
唐代 | 唐初大体沿隋，俸禄有粟、田、钱，俸禄依官的品级九品正、从分为十八级。唐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将各种粮钱合为一起，以月俸为名，随月发钱 |
宋代 | 官员的俸禄丰厚，名目繁多，如最高文散官除每月给俸钱120贯钱外，还有绢绫罗锦以及职钱、公用钱、出差费和仆人费用等 |
元代 | 俸禄支付纸钞，也叫俸钞 |
清朝 | 在京文武官员每年俸银，一品180两白银，二品155两白银，以此减少。京外文官俸银与京官相同，但没有禄米，而武官的俸银减半。雍正帝，七品知县每年只有45两俸银，“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因此，推行养廉银制，其数目大大超过各级官员的俸银 |
——摘编自曾宪阳《浅议古代官吏的俸禄》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古代官员的俸禄”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18世纪晚期，有英国学者提出“文明使命论”。他们认为，英国所代表的欧洲文明在海外的统治推动了亚洲和非洲的历史进步，将亚非带离野蛮时代，为亚洲和非洲带来和平、人道和符合文明标准的生活方式。在这种论断下，亚洲和非洲文明被欧洲统治者贴上懒惰、不诚实、欠缺原创性，没有任何发明的劣等文明标签，欧洲文明成为人类文明的标准方式。英国政府允诺一旦亚非这些地区经过改造达到宗主国的文明标准便准许其独立。近年，有学者指出，人类真正的进步不在于同质化，而在于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要克服各类全球性挑战，共同走上现代化道路，必须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及其对应的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只有通过不同文明、不同国家间的坦诚交流和互学互鉴，才能让各个文明的智慧充分迸发出来，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困难与挑战贡献力量。
——摘编自周欣平《文明的交汇》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选取材料中任一观点予以评析。（要求：明确列出所评观点，评析时须史论结合）材料 两宋时期，人才辈出，群才璀璨。如谏官方面有唐介、包拯、吕诲云诸人名垂青史；武将方面有狄青、岳飞、韩琦诸人扬名异域；文学方面，有奉旨填词的柳永，有秾丽别致的“闲愁词人”晏殊，名列唐宋八大家的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史家方面有刘恕、曾公亮、宋祁、司马光这些大手笔；书法方面有黄庭坚、蔡襄等一班字若珠玑的大家；在哲学上有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重振儒学；在书法艺术方面有黄庭坚、蔡襄，将宋意发挥得淋漓尽致，至今学子犹受其艺术法乳熏陶。科技方面有大发明家毕升……
——摘编自《解码国学》
结合时代背景，围绕两宋时期“人才辈出”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要求：表述成文，解释完整；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条理清晰。）材料 进入20世纪以后，广兴学堂以培育人才成为举国上下普遍的、强烈的呼声之一，清政府也采取了从“变通科学”到“废除科举”和倡办学堂、奖励留学等一系列措施。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式学堂的推广，使教育摆脱了从属于科举的附庸地位，有利于教育的独立和教育的社会化、普及化。传统的私塾、书院采取授徒的方式，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儒家经典，其目的在于获取功名，登上仕途。新式学堂采用课堂讲授和分专业、分课程教学，内容除保留部分“读经”课程外，还增加了较系统的自然科学知识和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以及图画、音乐、体育、手工等课程。据统计，在清末的普通学堂（含初小、高小、中学和师范）里，“读经”课程平均只占27.1%。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了21种理、工、农、医专业，其中开设的西方自然科学课程有465种。文、法专业中，新设课程包括政治、法律、经济、财政、文学、历史、教育、商业、银行、哲学等。相对于八股诗赋、四书五经来说，这些真可说是琳琅满目，完全是一个新世界。
——摘编自李侃、李时岳等《中国近代史（1840—1919）》（第四版）
阅读材料，围绕清末教育与科举关系的变革，自拟论题，并运用所学知识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
| 阶段 | 概况 |
| 食物的早期全球化 | 公元前3世纪中叶，欧亚大陆开始了食物全球化的进程，这进程要远早于丝绸之路。原产于中国黄河流域的粟、黍也不断向西和向东传播……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最早见证者。 |
| 食物的大交换 | 新航路开辟后，新大陆的食物先后进入欧洲、非洲和亚洲同时，旧大陆的一些农作物和家畜也被带到美洲。但食物丰富化背后有着黑人奴隶的血泪史。 |
| 食物的工业化 | 制冷机和冷冻机先后在1835年、1874年被发明，它们成为食品工业化的里程碑。食物生产在日趋工业化同时，也引发了食品安全等问题。 |
| 食物的深度全球化 | 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食物生产在经历全球化和被“地方化”的过程。随着西方快餐和工业加工食物的快速传播，肥胖等与不健康饮食有关的疾病也在扩散。 |
——摘编自胡耀武《舌尖上的中国》、张旭鹏《舌尖上的世界》
从材料中任意选取两个以上前后相连的阶段，提炼出一个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述并得出结论。（要求：观点明确，论述须有史实依据，逻辑清晰，结论不能重复观点）
材料一科举制作为历经了1300年悠久历史的一种考试制度，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科举不分门第，不论贵贱，唯才是举，打破了门阀专制。科举考试制度消除了荐举制度选才缺乏客观标准的弊端。随着政权开放，科举考试参加者愈来愈多。科举考试的内容、程序和相关的规定日趋制度化、严密化。
——摘编自康金红《我国古代科举制选拔人才的公正性刍议》
材料二政治的近代化就是政治的民主化、科学化，就是要反对和消除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建立民主政治制度，树立民主社会观和人生观，实行民主政治生活。而科举制早已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因此不可能产生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整个封建统治阶级都非常迷恋这种制度，热衷于维护这种制度。
——摘编自孙学涛《科举制与中国近代化》
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科举制的历史贡献”为主题，自拟论题，并结合史实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晰)
材料 中国古代社会注重运用多样的治理策略——道德教化、科举引导、榜样激励、乡贤治理及宗族家训族法和乡规民约的规范，以实现淳风化俗，民德归厚的治理目标。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策略是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即以德治为主，礼法兼用。“士绅阶层”成为基层社会的治理力量，在经济上，他们带领乡邻搞地方建设，既是倡导者，又是组织者，还是监督者。在礼法上，制定或修订地方的乡规民约，是乡邻私怨和纠纷的仲裁者；还是违德败俗行为的判决人。中国古代社会基层治理策略于当今的基层社会治理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摘编自《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策略及目标探析》
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自拟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述成文。）1606年巴黎新桥
材料 新桥建于1606年，是现代城市史上一座里程碑式的建筑。它一改中世纪桥梁传统，它的长约为232米，宽约22米，比任何一条城市的街道还要宽阔。同时，没有在两侧建造房屋以使行人能够清晰地观赏塞纳河的景致。新桥的另一大特色，就是桥上的步行道。这是现代社会上最早出现的步行道，也是最早启发欧洲人分离人流和车流的发明。人行道被抬高将近半尺，配套像阳台一样的观景台，越来越多的巴黎人走出家门走上新桥。
新桥的建立还打开了巴黎的公共娱乐空间。桥基下面的公共沐浴开始流行；不同阶层的人在新桥接触，信息的传播催生了法国的报纸，新闻里出现的关键人物和时间也总是能张贴在桥上……新桥，成为少有的真正塑造都市生活的公共工程。
——摘编自[美]若昂·德让《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
材料中哪些信息可以作为解释新桥是巴黎走向现代起点的证据?概括并说明理由。
《申报》关于共产党的报道(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节选)
| 报道主题 | 报道内容 |
| 国共合作 | (关于红军改编的报道)“第八路军现在已经改编完成， 朱德等愿真诚跟随蒋委员长， 与全国友军一起……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不懈奋斗。” |
| 抗战贡献 | (关于社会各界贺电的报道)“第八路军朱总指挥、彭副总指挥，暨前线诸将士均鉴，平型一役， 已佩神威， 捷报传来……此后出奇制胜， 谨电驰贺。” |
| 军民关系 | (记者报道)“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在与日本人进行游击战时，常得到民众的帮助……社会各界人士愿意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捐款捐物。” |
| 皖南事变 | (刊登国民政府下发的通告)“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袭击友军，已由顾司令长官紧急处置，绳以军法， 将该军全部解散，编遣竣事。” |
——摘编自陈鸿《抗战时期<申报>中的中国共产党形象研究》
评述《申报》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呈现。材料 20世纪20、30年代，一批当时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等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章士钊一战后曾游历欧洲，目睹其满目疮痍后，片面地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归因于工业化。因此，为避免中国重蹈覆辙，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他于1923年8月发表《业治与农》一文，他宣称“吾国当确国是，以农立国”。此文一出，争议不绝于耳。
梁漱溟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发展的根本在农业，工业发展应摆到农村、农业发展之后，“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唯一道路”。在董时进看来，世界工业国已有许多，竞争激烈，如果中国再加入其中，不会有太大发展空间；中国如以工立国，必然导致外资入侵，进行资源掠夺；相较而言，以农立国更适合中国国情，以农立国能保持社会稳定，无所谓失业和罢工。
吴景超对董时进的观点提出了批评，称其观点为“经济上的复古论”，中国要摆脱经济上的落后面貌，必须采行西方“机械的生产方法”。他指出，“在目前这种外患严重的时期，我们对于如何使中国由弱而强一问题，一定看得比如何使中国由贫而富一问题更为重要”。张培刚指出，“只有政府实际负起责任来，加以社会人士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农国的工业化。这是对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主导乡村建设派的一个善意提醒，也是对政府在乡村建设和农业工业化过程中作用发挥的呼吁。
最终，“以工立国”这一观点获得了政府更多政策支持，对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同样大有裨益，这两派对于近代中国发展的贡献都应予以肯定。
——摘编自李蕴哲、陈旭东《“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近代中国发展道路之争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发展道路所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