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宋代常平仓始建于太宗淳化三年年。常平仓的基本职能在于平抑粮价，调节丰歉。

仁宗年间，枢密直学士杜衍言“今豪姓蓄贾，乘时贱收，而拙业之人，旋致罄竭。水旱则稽伏而不出，须其翔踊以牟厚利，而农民贵籴……盖常平仓制度不立，有名而无实。”熙宁二年，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将常平仓的钱谷作为青苗钱的本钱，进行有息借贷，也称“常平给敛法”。青苗法推行以后，常平仓储备大为增加，常平给敛法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熙宁七年九月，神宗以诸路灾荒，常平司未能及时贩济，于是下诏要求在推行青苗法取息散利的同时，分出一半钱谷用于贩济。《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载“上神宗即位，大修常平法，所蓄既丰。”可见，改革后的常平仓在功能形式上变得更为广泛，既可以解决青黄不接时农民缺少钱粮的问题，防止兼并之家的高利贷剥削，又可以广储蓄、平物价、备凶荒，较之旧的常平法，的确是一项积极的防灾、救灾办法。北宋备荒仓种除常平仓、义仓、广惠仓、惠民仓、丰储仓几种全国性备荒仓外，还有社仓、平籴仓、平集仓等几十种地方性备荒仓，这种盛况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摘编自杨芳《宋代仓廪制度研究》

材料一   中国园林历史悠久，但不是官家园林就是私家花园，从无“公园”。1868年，上海租界以中外商人税款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公家花园”。这对于国人是个新鲜事，时有人在公园内攀折花木。不料租界工部局却以此为借口，禁止华人入内，引发华人的不满和讨论。《申报》的评论文章指出：“本埠之有公家花园也，造之者西人，捐款则大半出自华人。西人于造成之后，名之曰公家花园，以见其大公无私之意。然名则为公家，而其实则仍系私家。此事似于公家两字显有矛盾。盖华人苟有执以问西人者，谓公家花园之创，与夫平时管理、修葺一切等费皆出自西人乎，抑出自华人乎？以工部局所捐之款计之，华人之捐多于西人者几何？则是此园而例以西法，华人断不至被阻。”迫于压力，租界在1886年对华人重新开放“公家花园”。

材料二   1905年，清政府派端方等五大臣到欧美诸国“考察政治”，他们在回国后呈送的奏折中，盛赞国外的公园等公共设施。清廷采纳建议，于1907年开放“京师万牲园”，是为北京动物园的前身。然而，直到清朝灭亡，北京一直未建其他“公家花园”。1910年，《大公报》刊载美国传教士、北京万国改良会会长丁义华的演讲：“现今像这样的京师帝王之家，竟没有一个公共花园，不能为各行省立个规模，岂不是一件恨事？”

材料 童庸生，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天资聪慧，勤奋好学。1919年他到成都高等师范学堂求学，1920年加入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并成为主要成员。童庸生与吴玉章、恽代英等一道，以成都高师为基地，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组织学生深入工厂农村，发动群众，组织工会农会。1923年初，童庸生回到家乡重庆巴县，组织起了“平民学社”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十分注重理论研究和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在毛泽东主办的《政治周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在中共重庆地委的筹建过程中，童庸生做了大量的工作。1926年秋，为了支援北伐，重庆地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动了顺泸起义，童庸生是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30年，童庸生不幸被捕，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摘编自《童庸生：在川渝播种共产主义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