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14年9月，英、俄、奥、普、法的全权代表会聚维也纳。法国提出，“恢复旧秩序”必须遵循“正统”原则，那些被法国革命推翻了的封建王权和制度都是“正统”的王朝，“恢复旧秩序”就是应该恢复这些“合法”的王权及其原有的旧疆界。这--原则得到大会的一致赞同，同时还决定把补偿原则作为大会的另一指导原则，即大国在瓜分小国领土时，如某一国要求未能得到满足，则可在其他的地方获得补偿。1815年3月20日，拿破仑返回巴黎。为了集中力量进行反拿破仑战争，英、奥、法、俄、普、西、葡以及瑞典八国于6月9日共同签署了《最后议定书》。《最后议定书》共121条，主要规定了欧洲版图的划分，以及明确欧洲各河流完全自由航行。议定书还有17项附件，内容涉及大国对海外领地的划分、呼吁各国停止奴隶买卖、关于外交代表等级的章程等。
--摘编自方连庆等主编《国际关系史（近代卷）》
材料二 1919年1月18日，27个战胜国的代表云集法国巴黎，召开关于结束战争、安排世界新秩序的和平会议。由于美国和亚洲国家的出席，这次会议成为历史上第一次全球范围内的构建战后秩序的国际关系会议。巴黎和会虽是处理战败国的“分赃会议”，但“俄罗斯问题”也引起和会的重视。和会批终签署的《凡尔赛和约》分为两部分，第一章是国际联盟盟约，余下部分为对德和约。
-摘编自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维也纳会议的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维也纳会议相比，巴黎和会的新变化。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国际秩序的因素。
材料一 唐朝廉政建设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御史台成为唐代中央最高监察机构，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其长官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共同承担具体的监察职责，又各有分工。在尚书省设立了都省机构，《唐六典》云：“都省掌举诸司之纲纪，与其百僚之程式，以正邦理，以宣邦教”。言谏官是设在中书、门下两省向天子进谏得失的官员。唐朝在科举制度中有锁闭考官、搜索夹带、糊名暗考、审查复试、对照笔迹、回避之制。唐代规定“每个官员任职连续在二百日以上者方可参加考课”。诸司和各地将考簿送达尚书省后，由吏部考功司进行复审，其中“（考功）郎中判京官考，员外郎判外官考”，如发现不符，有权纠正。在以道德教化为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唐代形成了“宽仁慎刑”的治国方针。
——摘编自叶玲《浅析唐代廉政制度建设》
材料二 在西方，各国都制定了文官必须共同遵守的总法规即文官法、公务员法，以及一系列分类、单项法规，如西方国家对利用职权索贿、受贿的惩处较重，一般视情节轻重判刑6个月至5年，视行贿与受贿同罪判罚，授予肃贪机构以特殊权力。西方各国的换届选举及高级官员具有高度流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官员贪污腐败的可能性；文官回避制度又使政府官员难以结成营私舞弊的关系网。在文官的选拔任用上，各国普遍实行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制度，确保“入门”时文官队伍的高素质。政府既有年中、年末的正式考核，也有平时上司的随时督察，行政活动必须公开、透明。与此同时，西方从法律、制度上赋予社会公众、利益集团、新闻媒体严格监督政府的权力，特别是新闻舆论，在西方素有“第四部门”之称。在职业保障方面，实行无过失常任制；公务员有权申诉或要求救济；坚持定期提薪、同工同酬等原则；任何部门不准随意扣减、拖欠公务员工资。
——摘编自时聪《西方文官制度中的廉政机制及其借鉴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代廉政机制的基本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文官廉政机制的主要内容。综合上述材料，简要说明中西廉政机制建设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天子躬行勤政，可使“四夷”归服，而周边部族及诸国遣使朝贡，可体现王朝强盛的气象。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推行“怀柔远人”政策，周边诸国“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唐代，大食、日本等向唐朝多次派遣使节，学习唐朝的制度与文化；玄奘前往天竺求取佛经，传播佛教文化，堪称中外和平文化交流的典范。明初，中央政府列出了周边十五国为不征之国。明成祖时，郑和下西洋更是宣示和平的远洋航行，郑和被奉为和平使者。中央王朝将“厚往薄来”理念推广至与周边部族、诸国的交往中，并长期作为维持朝贡体系的基础。在朝贡体系下，中央王朝与朝贡国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各朝贡国自由决定是否与中国往来。
——摘编自刘祥学《远迩相安共享太平——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宗旨》
材料二 鸦片战争之后，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许多保守的封建士大夫囿于“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念,将西方列强以“夷狄”视之。郭嵩焘认为中国不仅在船炮机械等器物层面上落后于西方，而且在制度层面上也比西方落后，要与西方国家进行平等的交往。面对“眈眈环视之洋人”,他反对“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瞋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而要通过商战、和平谈判、外交斡旋等方式， “以条约为凭”、“谨守和约”，与西方列强据理力争。1876年，郭嵩焘成为近代中国的首任驻外使节。
——摘编自易永卿《论郭嵩焘的和平外交思想》
材料三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战略和政策，有着怎样的外交行为模式，关键看该国奉行什么样的外交理念。纵观当代中国外交史， “和平”是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它既源自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基因，也扎根于新中国近七十年的伟大外交实践。当代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也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指导着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之路。
——摘编自卢静《中国和平外交的风格与气派》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归纳郭嵩焘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其外交思想。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两例新中国的外交实践说明“和平是当代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
材料一 汉武帝时正式形成察举制。当时由皇帝向全国颁布诏令，责成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查访其所辖的基层官吏及百姓，按不同的科目标准选出优秀人才向朝廷推荐。东汉末年，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思想，后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立九品官人之法”。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下，获得举荐机会的大多是官僚地主和豪门子弟，且察举制的选举对象完全是被动的。隋朝时，科举制出台。科举考试都是以皇帝的名义举行，主考官由皇帝指定，取舍决定权在中央和皇帝。只要不属于朝廷禁止入仕的戴罪之人和数量有限的贱民，都可自愿报考。与察举制把道德、品行和才能作为授予官职高低的依据不同，科举制“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或谓“以文取人”，人的主观因素越来越淡化。
——摘编自张会霞《我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的演进评析》
材料二 19世纪的英国实行政党分肥制，任命官员取决于个人好恶、拉关系讲门第，卖官鬻爵、贪污腐败、政治丑闻屡见不鲜。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带来英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也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这期间，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不断发展，边沁提出了功利主义，论述了政府应为最大多数人谋幸福创造平等机会。而斯坦顿父子分别在《一个驻中国大使权威记录》和《关于中国的杂记》、古次纳夫在《开发的中国》中对中国政府官吏选拔的种种描叙在英国产生广泛的影响。1870年，格莱斯顿颁布第二个关于录用文官的枢密院命令，英国文官制度最终确立。
——摘编自鲍红信《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科举制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相比所具有的主要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确立的背景。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古代和近代西方官员选拔制度对当今中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启示。
材料一 秦历代君主都很重视上帝、山川之祭祀，而在宗教建设上汉承秦制，刘邦接续了诸秦王的工作。武帝刘彻在宗教建设方面自觉性更强。“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汉武帝封禅所需的相关礼仪都记载在六经中，当时“唯有儒者熟习六经”，这成为儒家之机运。武帝刘彻时代，国家宗教与儒家结盟已成大势。这一过程中，国家是主动的一方，宗教需求是主要动机，前朝完成的国家统一，国土与行政的统一必须有精神的统一为基础。而此时，董仲舒将自己对上天、天道的理解与《周易》的诠释完全相合，共同构成中国思想正统。
——摘编自谢遐龄《董仲舒：儒家与国家宗教始结盟》
材料二 黄宗羲经常对封建时期的法律进行批判，他主张政府制定能够反映当下市民各阶层利益的“天下之法”，而且能够实行法治，他非常重视学校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学校不仅仅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还应该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单位。王夫之则认为法律是由私而转变为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顾炎武提出了反对当时君主“独治”的思想。他所认为的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已经不再是停留在感叹一个朝代的兴亡更替，而是提出了一个“保天下”的新观念，唐甄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君权，可以“抑尊”即限制君主的权力，尊重御史等官员的纠察权力，真正做到“下畏御史”，还应允许有一定的思想言论自由。
——摘编自石春燕《试论我国明清社会启蒙思想的内涵》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儒家思想在汉代成为正统思想的原因。(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学思想在明清时期的新内涵，并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925年12月)以后，党为实现苏维埃政权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方针而展开了斗争。所有这些新任务，都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所应解决的。必须新建沙俄所没有的一系列工业部门，即建立新的机器制造厂、机床制造厂、汽车制造厂、化学工厂和冶金工厂，创立本国的发动机和电站设备的生产，增加金属和煤炭的开采量，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所必需的。必须建立新的国防工业，即修建新的大炮制造厂、炮弹制造厂、飞机制造厂、坦克制造厂和机关枪制造厂，因为这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保卫苏联所必需的。必须建立拖拉机制造厂和现代化农业机器制造厂，将它们的产品供给农业，使千百万小的个体农户有可能过渡到集体农庄的大生产，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在农村胜利所必需的。这一切都是工业化政策所应做到的，因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质就在于此。
——摘编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材料二：1928年，苏联的工程师仅约占工人总数的0.25%，且大都不掌握先进技术。苏联首先增加工厂艺徒学校，大力发展各种职业讲习所，以培养熟练工人和初等技术人才；其次，以工厂生存需求为指向对高等和中等技术学校加以改革，培养技术干部和领导干部。对老技术人员联共(布)采取了“粉碎积极暗害分子，分化中立分子，吸引忠顺分子”的政策，逐步把大部分旧技术人员团结争取过来……至1928年年底，苏联同欧美大公司签订了40 多项技术合同；部分欧美的先进工人也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到苏联帮助其工业化建设；苏联也选派一部分青年专家出国学习。
——摘编自梅春才《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教训》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苏联国家工业化政策实施面临的问题及其应对举措。(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经验。
材料一 为了适应在华贸易发展的需要，1864年，英商投资创立汇丰银行。1868年，该行已被公认为“在中国最为重要的公司”。19世纪七八年代以后，汇丰银行一家买卖的外汇数额，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总额的60%-70%，其外汇买卖牌价成为中国外汇市场行情的准绳。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共借外债26笔，汇丰银行一家贷了17笔，占70.04%，成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急先锋。1894年后，汇丰银行在承贷的外国银行中独占鳌头，并在每一笔对华贷款中，附加苛刻的条件，借此控制中国的税收存管等命脉。此外，汇丰银行营业即对外发行小额钞票，到1890年末，已达618万元，“与营业于东方各国之银行相比，则汇丰银行之兑换券流通数为最多”。
——摘编自姜建清、蒋立场《中国近代银行史》
材料二 1912年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成立伊始，即大力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经募公债、代收税款、稳定货币发行。1915年中国银行试办外汇业务，后又增加外币贷款、经理政府外债等业务，与外国银行相抗衡。1928年后，中国银行通过贷款支持，帮助经营困难的张裕酿酒公司、无锡荣氏申新纱厂渡过难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斥巨资扶助铁道、公路、煤矿和水利建设，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支持内地经济振兴，率先发展农业贷款。抗战爆发后，恐慌蔓延，引发提存和抢购外汇风潮，中国银行为平衡汇市共投入英镑797万磅、美元1442万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积极为国纾难，每年经收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的50%以上，有力支援了前线。
——摘编自宗良、孙雨心《百年中行金融报国的历程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汇丰银行在中国迅速扩张的表现及其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归纳中国银行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尊崇儒术”的建议，儒法会通合流加速。礼刑结合、儒法会通，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长治久安、国家治理的关键。国家重视发挥法律与道德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促进作用。在法律基点上，强调官—民、君权—民权的和谐统一；在文化传统中强调法律的教化作用。在统治者看来，诉讼减少会大大节约国家有限的资源和力量。在古代的各级官员看来，解决矛盾纠纷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礼教德化百姓，尽可能减少纠纷的发生；而在纠纷发生后，也要通过士绅乡贤的有效调处，尽量避免到官府打官司。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封建法律制度当中，在刑事法律当中也有不少体恤民情、轻判轻罚的人性化制度。
——摘编自冯玉军《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与特点》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打破法文化封闭状态的先锋队，是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
他们不仅创办报刊事业，还介绍西方法律思想家的著作。随着中国近代的商业活动和对外贸易急速扩展，落后的中国法律，无法调整新出现的法律关系，如公司关系、金融信用关系等。涉外的商业行为和商业纠纷成了西方近代民商法文化向中国工商界进行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鸦片战争后，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不同国籍的外国人大为增多，领事裁判权的适用范围也越来越大。在审理争诉的过程中，由于使用各自不同所属国的法律，所以西方的刑法、民法、程序法、法院组织法等传播到中国，也使中国固有的法治文明开始与西方的法治文明接触，发生了激烈的碰撞。19世纪六七十年代，翻译西方国际法著作的活动，在各方人士的鼓励和帮助下被广泛的提上日程。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法律的转型》
材料三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选举法》，以一定人口比例为基础，又适当照顾地区和单位，在城市与乡村间、少数民族与汉族间作了不同比例的规定，使全国各阶层、各民族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有相应的代表，中共党员占54.48%，党外人士占45.52%。第一届全国人大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不仅参考了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立宪的经验，还注意汲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值得借鉴的成果。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不断修改，该部宪法在大会上获得审议通过。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一切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摘编自石仲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思想与实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19世纪中期促进西方法文化在中国加速传播的因素，并概括其产生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具有的新特点。
材料一 中国古代各民族在长期的碰撞与交融中，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观念。《史记》运用先秦以来的典籍资料，广泛搜集各地传说，梳理、创建了一个支系庞大而主线清晰的族谱体系。在该体系中，传说中的黄帝是夷夏各族共同的始祖。
至明代，云南哈尼族传说认为先祖躲入葫芦中逃脱大洪水后生下五子，分别成为哈尼、彝、汉、傣和瑶族的祖先。南甸土司自其十六世祖开始有“呈祥”“守忠”“定国”等汉化名字出现。云南乡式名额也由洪熙元年（1425）的10名，增至万历末期的47名。沐英镇滇十年，“练兵劝农，兴学化俗”“民知草长养老而兴其孝弟矣”。
——《明代云南地区的民族融合》
材料二 1938年10月，东南亚48埠华侨齐聚新加坡，宣告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成立。陈嘉庚作为主席发表演讲：“吾侨均为炎黄子孙，素有‘革命之母’之名誉、爱国精神见重寰宇；七七以来，与我四万万同胞敌忾同仇，输财纾难，统计不下一万万元……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愿我八百万侨胞……作我政府后盾，踊跃慷慨，加紧出钱出力……使我物力愈充，使我战力愈强，使国家得籍吾人血汗一洗百年之奇耻，使民族得精吾人力物力一报九世之仇，抗战胜利必属我国。”
——《赤子丰碑》
材料三 1949年，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渠道动员海外人士回国参加建设。青年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毅然决定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到祖国，用自己的科学知识投身于新中国建设。他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动员更多的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他说：“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回到祖国去，成为当时广大留美中国学生的追求和选择！1950年4月，朱光亚历尽艰辛回到祖国怀抱。他把毕生所学献给了祖国，为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朱光亚作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名列“感动中国”2011年度获奖者榜首。
——《朱光亚传》
(1)根据材料一，指出《史记》中民族观念的核心内涵，并归纳明代云南少数民族认同汉文化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概括陈嘉庚演讲的主要内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以朱光亚为代表的海外赤子毅然回国参加建设的缘由。
(4)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认识。
材料一 丝绸之路开通后,匈奴势力消退，汉王朝控制了西域地区。异域经济作物的引进与种植增加了汉王朝的物产种类,丰富了中原地区人们的饮食生活,一些经济作物还因其药用价值而促进了中原地区医药学的发展。异域诸国对汉朝丝绸、漆器等的需求促进了国内相关产业的繁荣。此外，社会上胡风兴起,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均受到了胡风的影响佛教的传入为汉代原有的思想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汉人的信仰体系。在国际贸易中、丝绸、铁器等商品的畅销彰显了汉朝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帝都长安与洛阳作为中西商品的集散地,已经发展为国际性的商贸中心。
——摘编自董莉莉《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强盛》
材料二 明朝初期,以朝贡贸易为主的官方贸易受到推崇,且朝廷对海上民间贸易限制严苛,民间瓷器外销也因此严重萎缩,走私活动在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渐趋活跃。隆庆元年(1567年),明帝国有限度地解除“海禁”,民间贸易兴盛,带来持续的贸易顺差,海上丝绸之路扩展为全球性的海路网络。清代前期，来华的欧洲商船增多,康熙开禁,设广州、厦门、宁波和云台山4个通商口岸,允许欧洲商船来华贸易。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仅允许广州一口通商,但来华船只仍不断增加。清代前中期,中国瓷器外销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
——摘编自刘冬媚《碧海遗珍--广东省博物馆藏明清沉船出水陶瓷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丝绸之路的开通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阶段概括明至清中叶民间瓷器贸易发展的特征并说明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