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战前，民间的教会、学校和社会组织，是传统社区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以非国家行为来推动社区治理。一战期间，社区中的学生和教师被组织起来，参加战时生产等工作，许多平民百姓热心于分担战争的重担。1929 年之后，社区组织四分五裂缺乏协调，无力维持社会自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加强了对社区的救济。二战后英美经济发展经历了 20 年的“黄金时期”，为国家介入社区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英美国家的社区政策突出表现在对城市贫困区、边缘人群的救济方面，可被视为凯恩斯主义的一部分。国家和区域政府以及私营公司正在接管社区的许多职能。
——摘编自吴晓林《社区里的国家：国家行为的转变与社会传统的底色》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前，传统的社会治理主要依赖官方与民间系统，治理方式上依靠官权和绅权的结合，具有典型的“人治”特色。晚清以来，各种社团逐渐出现，在救济与调解纠纷等基层社会治理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同时，工人、资本家、外国人的出现，既增加了新的治理对象，也加剧了原有治理对象的复杂性。伴随着国民思想的进步与法律意识的觉醒，传统社会的“人治”受到冲击，基层社会治理也开始出现配套的法律。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1)根据材料一，指出社区治理中国家行为的转变，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归纳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西方社会治理转型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由于中国农村土地过于集中和西方社会学与经济学调查方法的传入，20世纪30年代前后，尤其是在1925年至1935年间，农村调查风潮应运而生。不仅有民间自动发起，还有外国学者，以至学术研究机构、政府机关，都进行了大量的农村调查。美国学者卜凯教授主要从生产力与生产技术方面来看待中国农村问题，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一书。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对苏、黑等地多个村落和农村市场进行挨户调查，撰写了《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等文章。国民政府实业部调查的重点是生产技术、生态环境、土地利用、农产品价格等方面。民间团体从平民教育、村政、村民自卫、合作社着手，发展到提供新技术，推广良种，以图科学救国之道。这些调查成果，使各界对乡村社会及其诸多问题有了更切实的了解，并提供了许多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的经验，受到广泛关注。
——摘编自陶诚《30年代前后的中国农村调查》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民生凋敝、百业待兴。为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党中央决定在各级党委和政府抽调大量干部下乡，组成工作队或工作组，围绕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这些调查形成了《湖南农村调查情况》《新区土改前的农村》等调查报告或专著，为土地改革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了充分的客观依据。
——摘编自位杰、田克勤《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的历史回溯、基本经验与前瞻启示》
材料三建党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调查实践，沉淀了一系列宝贵经验。从革命时期开始，党的农村调查研究就充分应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并辅之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细致地剖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党始终重视并采用科学的方法领导农村调查，以了解真情况、发现真问题、解决真困难，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中国共产党建立调查机构和制度规范并依据形势发展不断改革与调整，为农村调查提供组织保障。党的农村调查实践对于科学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叶兴庆等《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的百年实践与经验启示》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30年前后中国农村调查之风兴起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1930年前后相比，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农村调查的不同之处。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共产党进行农村调查实践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1906年初，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但第一次中央官制改革有名无实。其后设置资政院，然而权力相继由满族内阁与皇族内阁掌控，载洵等人“殖其私财，卖官鬻缺”。各省请愿者虽云集京师，但“政府始终冥顽如故，最后竟以军警驱逐请愿代表回籍”立宪运动最终失败。
——摘编自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
材料二 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制定之后，各方争议甚大。中国民主同盟认为，“此次宪法所依据的宪草乃国民党片面提出的草案”,违背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程序与精神。孙科等国民党高官认为，该法“思想上有矛盾，因之在制度上欠和谐”,不能体现典型的时代性格。其他国会代表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民盟都未参会，“由此产生之宪法，安能期其有效?”该宪法最终沦为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装饰品。
——摘编自汪朝光《中华民国史(1945—1947)》
材料三 在制定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工作。除了全国各级人大596万多代表的讨论外，还进行了近三个月的全民讨论，参与人数达1.5亿，形成了138万条修改和补充意见。该宪法的制定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典范，为其后历次宪法的修改确立了基本依据。
——摘编自董成美《制定我国1954年宪法若干历史情况的回忆》
(1)根据材料一，归纳清末预备立宪失败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分析《中华民国宪法》立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谈谈对社会主义民主优越性的认识。
1987年全国乡(镇)、村、联户、户办企业比重
| 层次 | 企业个数(万个) | 占总数% | 职工(万人) | 占总数% | 总产值(亿元) | 占总数% | 工业产值(亿元) | 占总数% |
| 总计 | 17902 | 100 | 8805.1 | 10 | 4764.1 | 100 | 32416 | 100 |
| 乡(镇)办企业 | 42 | 2.4 | 2397.5 | 27.2 | 1825.8 | 38.3 | 1345.8 | 41.5 |
| 村办企业 | 1163 | 6.6 | 2320.7 | 26.4 | 1411.5 | 29.6 | 1149.9 | 35.5 |
| 联户办企业 | 1189 | 6.8 | 923.6 | 10.5 | 424.8 | 8.9 | 282.9 | 8.7 |
| 户办企业 | 1473 | 84.2 | 3163.3 | 35.9 | 1102 | 23.1 | 465 | 14.3 |
| A．农村土地所有制形式有所改变 | B．城乡间差异呈缩小趋势 |
| C．解决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 | D．农村经济结构发生变化 |
材料 明朝建立后，国内局势不稳，倭寇时常登陆骚扰，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四年下令“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其海禁旨在通过禁止民间的海上互市，以隔断海商与倭寇的联系。永乐时期，政权巩固、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明成祖决定派遣郑和率舰队出使西洋诸国，以“昭示恩威，扩往圣之鸿规，著当代之盛典，舆图开拓、万善咸臻”。郑和下西洋虽然有经略西洋的明确意图和实践努力，但受到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制约，缺乏发展海外贸易的明确主观动机。然而在客观上，郑和船队在下西洋过程中广泛开展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加强了与亚非各国的联系和交流，促进了共同发展。正统（1436-1449年）以后，随着政治腐败，海防松弛，倭寇劫掠又在中国沿海一带蔓延开来。此时的明朝政权只有以海禁政策来应对内外危机了。通过接连的禁令，海禁政策之严厉很快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摘自孙海峰《略论明朝的海洋政策》
请回答：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郑和下西洋的影响。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朝海洋政策的特点。
材料一 唐高宗在位期间（650-683)所举行的22科共取进士578人，平均每科26人略多。龙朔三年（663)，以右史董思恭与考功员外郎权原崇同知贡举，思恭泄漏进士策问题目，案发，经三司审问，“赃污狼藉”，原来是贿买考题，于是“命西朝堂斩决”，由于董思恭临刑告变，于是免予死罪，改判为流放南方偏远的梧州。这是中国科举史上首例科场案，预卖考题要处以死罪，于朝堂斩首处决，量刑可谓极重。因此说“高宗时，进士难其选”。
材料二 赵匡胤于建隆三年（962)下诏废止了中唐以来知贡举官与及第考生结成座主门生关系的习惯做法。乾德元年（963)，又下诏规定：“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编者注：通榜公荐法是唐代科举中制度所允许的推荐考试的办法，即知贡举官将赴贡院之前，中央台阁大臣可以向其推荐自己所了解的具有才艺的举子），违者重置其罪。”
——摘编自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
(1)依据材料一、二，归纳唐宋科举制的特点?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科举制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隋文帝即位之初,规定“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同,闾四为族,皆有正……以相检察焉”。唐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定: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在邑(城市)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村坊邻里,递相督察。《通典》引大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该制度史称“伍保制”或“邻保制”,它以地缘关系为基础,家庭与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纠察，从而形成彼此之间存在连带责任的居民互助、互保组织。“诸户皆以邻聚相保，以相检察，勿造非违。”
——摘编自赵晓芳、郭振《唐前期西州邻保组织与基层社会研究——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与砖志为中心》
材料二 曾经在欧洲农村长期广泛存在的公地共同体的管理中既存在领主专制，也包含一些共同体的民主因素。作为共同体最高权力机构的庄园法庭和村民会议，大多是由共同体的全体成员(非自由农和自由农)组成的。作为公地共同体最高法律的村规以及许多决策的制定和执行，很多情况下必须得到共同体全体成员的同意。
——摘编自赵文洪《庄园法庭、村规民约与中世纪欧洲“公地共同体”》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唐代中国和中古西欧农村基层治理的异同。(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中古时期不同文明农村基层治理模式的因素。
材料 2015年3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日本时。外界十分关注德国对二战侵略历史的态度及其同邻国和解的经验。默克尔回应这个问题的表述非常谨慎。据报道她主要讲了三层意思：“正视历史是和解的前提”“战后德国能幸运地被国际社会再度接受，是因为德国彻底与过去决裂”；如果没有邻国的“大度姿态”，和解是不可能的，“但更重要的是德国有着实事求是地面对历史的意愿”；德国之所以能成功地与过去决裂，还在于二战后盟国的“严格监督”，使德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战后德国汲取了历史的教训，以真诚悔过的行动取得了受害国人民的宽怒，凭借其经济技术优势和优质产品通过平等互利的合作赢得市场和人心，并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的中坚力量，在国际上享有应有的受尊敬地位。一些媒体据此纷纷评论称，默克尔这是有意“提醒”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视历史，甚至认为她这样做是在“敲打”安倍晋三。
——摘编自梅兆荣《德国如何反省二战侵略历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二战后德国政府对战争反思的具体表现。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二战后德国政府对战争反思的影响。
材料一明初编制赋役黄册，又测量天下田土，编制成鱼鳞图册，写明田主姓名、田土面积、品质等，用来核实土地产权及税粮责任……正统元年(1436年)，朝廷开征“金花银”，将江南地区应纳的田赋米麦400余万石，折算为白银100余万两，运入宫中的内承运库。东南地方的赋税大幅度地由实物转变为货币。其后，赋税折银从江南铺展到其他地区。到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的时候，各地以州县为单位，依据新近清查的土地数额，将原来额定田赋、力役、贡办等应承担的赋役，除了苏、松、常、嘉、湖地区供应京师食用的潜粮以外，一概折合为白银，官收官解……明中叶以后的赋役体制变动趋势在清代继续发展。经过康熙朝60余年的恢复与发展，清朝自1712年起，实行滋生人丁“免其加增钱粮”的政策，以全国丁银额数字最高的1711年为准征收丁役(折银征收，即“丁银”)，以后增加的人口不再计算丁役。雍正元年(1723年)开始，又在全国推行“摊丁入亩”，将丁银全部摊入地亩，与田赋一体征收。
——摘编自赵轶峰《明代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材料二黄仁宇根据《大明会典》及各地方志的记载，对晚明全国的农业税率进行了估计，如杭州府的税率为6.7%到10.05%(主要受粮食价格影响)；山西汾州府的平均税率为8.3%(粮食均价为每石0.6两白银)；湖广安化县在16世纪中期税率为3.9%(粮食均价为每石0.3两白银)，17世纪初税率为5.9%(粮食均价为每石0.2两白银)；南直隶溧阳县最低税率为1%,最高税率是5.4%。
——摘编自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朝至清中期农业赋税制度变化的主要趋势。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后期至清中叶农业税制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马岛即马尔维纳斯群岛，其位于阿根廷东南端的南大西洋水域，距离英国本土约1.3万千米，距离阿根廷海岸约500千米。关于马岛的主权归属，英国和阿根廷之间一直存在争论，并时常发生冲突。1982年3月，事态急转而下，4月2日阿根廷军队突袭马岛，俘虏了岛上的英国驻军。3天内，英国发动了自二战以来最大的军事行动。经过40多天激烈的海陆空战斗，阿根廷军队投降，英国恢复了对马岛的统治。战争的代价是惨重的，750名阿根廷士兵和236名英国士兵阵亡。
材料二 英、阿两国对马岛主权的争议由来已久。由于主权的不确定而引起战争，所以主权争端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焦点。许多人明确主张马岛主权应属于阿根廷；阿根廷学者博洛尼亚将争端追溯至殖民时代；也有学者认为，在不受限制的军人执政这一病态体制之下，军政府急需得到公众的支持，所以发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又指出阿根廷强烈的亲西方政策导致自己过高地估计了美国的重要性，所以在决定“侵略”时显得有恃无恐。尽管视角不同，但这些学者都认为这场战争从阿根廷方面来看是必定要发生的。
——摘编自赵万里《关于马岛战争研究的几个问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马岛战争爆发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马岛战争所带来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