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
材料三：建元五年，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诸子学官一时并罢；建元六年，“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及文学儒者教百人”；元朔五年，开办太学，培养儒家治术人才。
——摘编自《汉魏六朝时期的教育变革》
材料四：如图为轮台古城遗址，它位于今天的新疆轮台县境内，当地人称轮台城为“奎玉克协海尔”，大意是“灰烬中的城”。公元前60年，西汉正式在此设官、驻军、推行政令，治理西域“三十六国”，开始行使国家主权。
——摘编自央广网《丝路遗产》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秦朝和汉朝在政治方面的重大举措。(2)材料二出土文物实证了秦始皇为巩固大一统采取了什么措施？
(3)材料三与哪项措施有关？统治者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4)材料四中汉朝设置的机构名称是什么？说明了什么？
(5)根据上述材料，归纳秦汉时期突出的历史特征。
材料一 中国近代铁路修筑的艰难历程
| 时间 | 政策 | 推动力量 | 成果 |
| 1876～1894 | 洋务派顽固派争论 | 洋务派 | 473.4公里 |
| 1895～1911 | 清政府认为铁路为“通商惠工”要务；“图自强而弥隐患”的“实政”，以官办铁路、“借债筑路”的基本政策；后来开放民间筑路 | 列强争夺中国路权；清政府为主；民族资产阶级挽救利权在各省自办铁路 | 9200公里 |
| 1912～1937 | 北洋政府“统一路政”，取缔民办；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前“战备铁路”政策 | 北洋政府 国民政府 | 11000公里，近代铁路基本框架形成 |
| 1937～1949 | 近代铁路遭受重大破坏，由停滞走向全面崩溃 |
——（内容摘编自张杰张清俐《百年铁路见证中华民族复兴征程》）
材料二 近代京汉铁路修建，既引进铁路建筑技术，也建立汉冶萍公司引入炼钢、铁轨制造技术；山西阳泉焦作煤矿为增产引入新的采矿技术。长辛店、郑州、武汉建立机修厂，试制车厢并维修机车；沿线的汉口、信阳、漯河、郑州、石家庄、保定、北京等地相关机器制造业及轻工业渐兴，逐步成为新的货物集散地、区域交通枢纽，带动周边县镇建设配套的产业链；新兴职业如司机、搬道工、检修工、车站服务人员、搬运工、售检票员、铁路警察等应运而生；货场、车站建在城外，城市突破城墙实现扩张；近代产业工人群体形成；培育铁路技师人才的系列学校出现。中国古代以行政级别为基础形成的城市格局，逐步演变为以沿海岸线、沿铁路线新的工业和贸易中心城市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新格局。
——（张杰张清俐《铁路社会史》）
材料三 新中国建立后，铁路快速发展、分布日趋平衡。1958年到1965年，全国新增铁路营业里程9000多公里；全国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了铁路。1970.7～1973.10成昆铁路、湘黔铁路、襄渝铁路建成，改变了西南地区交通梗阻的闭塞落后状况。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把铁路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先行官，发挥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推动中国铁路快速发展，现在中国进入了高铁时代，拥有全球最为发达的高铁网，伴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高铁走向全球，中欧班列、中老铁路、印尼雅万高铁，为相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动力，引领全球铁路发展；高铁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了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推动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形成，加强了中国内部的联系，极大便利了人民的出行，改变了中国人民的时空观念，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感，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内容摘编自张杰张清俐《百年铁路见证中华民族复兴征程》）
(1)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民国时期阻碍中国近代铁路建设的不利因素有哪些；
(2)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中国近现代代铁路兴建的发展变化，以及这些发展变化见证的中华民族剧变的趋势。
(3)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现代中国铁路兴建相对于晚清民国时期的有利条件，并归纳说明铁路建设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有利影响。
材料 从英国革命开始一直到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其动因主要来源于“无承诺、不纳税”或“无代表、不纳税”的公正、公平观念。在日本，与权力精英相对应，非权力精英要求通过立法机关（议会）影响政府决策，以扩大或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之所以争取参政权，是因为意识到作为国民的义务和权利，即纳税和选举权的关系。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他们发起了自由民权运动。1873年地税改革以后，土地所有者直接向国家纳税，因而在自由民权运动者的眼中，国家赋予了土地所有者参政权。1874年4月，板垣退助等人组成“立志社”，大力提倡“天赋人权”，呼吁建立民选议会、制定宪法。1875年2月，组成统一的政治团体——“爱国社”。该政治团体主张“各伸张其自主之权利，尽人类本分之义务，小则保全一身一家，大则维持天下国家”。
——摘编自王新生《日本明治时期近代化的得与失》
(1)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基本特点。
(2)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归纳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兴起的原因。
材料一 妙应寺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因院内白塔而得名白塔寺。数百年来，寺内的元朝白塔一直是北京城内最高的寺庙建筑。元朝在金中都城东北营建大都城，开启了北京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首都的历史。为达到“保大业之隆昌”的目的，忽必烈敕令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在辽塔旧址上设计建造白塔，由元朝帝师负责对大塔进行装藏，使其作为政权与神权的象征，“坐镇都邑”。竣工后的白塔与大都城被时人称为“金城玉塔”。此后，以塔为中心，忽必烈又建造了面积约16万平方米的大圣寿万安寺，此寺成为元代百官习仪之所、皇家宗教中心和译经中心。1368年，万安寺毁于雷火，唯塔幸存。明朝天顺元年（1457年），皇帝下令重建寺院，并赐名妙应寺。清朝康熙、乾隆两朝，斥巨资大修白塔。其中，乾隆十八年（1753年），白塔修缮完工后，皇帝赐全本大藏经724函，御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藏文尊胜咒及其他宝物若干，将之藏于白塔内。
白塔结构图屹立于现代都市中的白塔
——摘编自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的力量之北京白塔寺管理处》
材料二 1884年，法国政府决定在庆祝革命胜利100周年之际，举办一场大型博览会。当时，美国高达170米的华盛顿纪念碑刚刚完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公开征集的方案中，埃菲尔公司的设计方案脱颖而出，数十名工程师草拟了5300多张草图。埃菲尔铁塔使用了1.8万多个精密度达到1/10毫米的金属制件，施工时钻孔约700万个，安装约250万个铆钉。每个部件的规格都经过严密计算，在工厂加工制造完毕后，再经过检验和编号运到施工现场。在两年多的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没有对原方案进行任何改动，施工现场也从未发生伤亡事故。尽管这座铁塔预估造价160万美元，而政府补贴仅有30万美元，但还是在历时半年的博览会结束前完全收回了投资。1903年，菲利埃上尉在铁塔上安装了一台无线电设备，并最终成功与其他国家建立了无线电联系，最远可以传输到北美洲。这次实验的成功使埃菲尔铁塔避免了原定于1909年被拆除的命运。
埃菲尔铁塔设计草图埃菲尔铁塔全景
——摘编自础德《埃菲尔铁塔——你所不知道的历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妙应寺白塔和埃菲尔铁塔修建的异同。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中法两国各自推动妙应寺白塔和埃菲尔铁塔建设的动机。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古代、近代城市地标性建筑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西周立国之初，西周统治者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避免重蹈商王朝的覆辙，确立起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一方面，与周部族共同颠覆商王朝的大大小小的方国，对于新生的周王朝并非绝对的心悦诚服；另一方面，周部族尚未能对旧商统治区域形成有效的统治，商朝遗民及其贵族群体并未放弃“中兴”商王朝的野心。有鉴于此，西周统治者开始大行分封，作为“友邦君”的各地诸侯自然在分封之列，但是姬姓王族同样也通过分封获得了大片地区的统治与控制大权。不论是商之旧地或者是尚未征服的偏远地区，都被纳入分封体系之内。这样，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姬姓王族不仅巩固了新政权，还确立起了对整个“天下”的控制。而异姓诸侯则处在众多姬姓封国的包围与封锁之中，“友邦君”纷纷成为周天下的臣下。在此基础上，周王室进一步通过在商朝已经逐渐成型的宗法体制，理顺了王族内部的关系，协调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通过周公的“制礼作乐”规范了贵族群体的等级秩序。一个具有惊人稳定性，绵延八百载的政权就此逐渐定型。
——刘子言《贵族政治的范式——浅议西周政治》
材料二 “六王毕，四海一”，扫荡六合而归一的嬴政皇帝陛下，决心要在千古未有的伟业基础上构建起大秦王朝的万世不易之基。首先，便是明确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嬴政看来，唯有“皇帝”这一凌驾于“三皇五帝”之上的称号才能配得起自己的伟大，也唯有自己才能掌握那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威。再者，帝国之内尺寸之地皆是皇帝陛下私产，耄耋垂髫之人皆是陛下之臣，那任何大小官员皆当由陛下所命，锱铢之权皆当由陛下所授。是以，上至丞相，下自县令，各级官员之任免考核调用升迁贬谪之权皆归于皇帝。如此，皇帝之下及其庞大的官僚体系，构成了一整套高度集权的统治模式。
——刘子言《变局——大秦帝国的国家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创新与突破，并说明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秦与西周在国家治理方面的不同之处并分析不同之处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先秦三代所建造城邑不但是建筑行为，也是政治的行为，不同城邑在规模上的差异反映了不同等级的宗法性政治权力，《吴越春秋》中“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同时中央政权还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加以制约。如周代重农，以为本业，商业受到严格管控。但当某一行政中心城市建立或撤销，城市人口集聚或消散又会推动城市工商业乃至区域经济的繁荣或衰退。
——据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
材料二 在中国古代行政中心城市体系序列中首都是最为重要的城市。其庞大决定了需要更多的农产品补给。西周的洛邑和秦汉的关中平原是当时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带，汉代以后受经济变动和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之间矛盾的影响，但政治重心一直在北方。经隋炀、元两朝的开辟和修整，京杭大运河全面贯通，南北物资大规模运输因而通畅。极大地缓解了隋唐以来首都物资的供应紧张情况，而且亦对中国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在行政中心城市体系之外，出现了以扬州、临清、天津等为代表的大运河城市。
——据鲍成志《区域经济变迁与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的演化》
材料三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失去了天下粮仓的地位。这种供求关系变化直接推动了全国的跨区域长途贸易。与大运河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官方漕运有明显不同，沿江、沿海新出现的以商业为主的经济型城市更多地服务于民间商品流通。清代康熙朝以后，以海路运输为主的国内区域间的贸易出现大的发展，沿海流通枢纽城市也随之大量兴盛起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国古代行政中心城市体系的内陆性特征。
——据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
(1)根据材料一、归纳先秦三代中国行政中心城市的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中国古代首都选址的因素。并分析隋元两朝开辟和修建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作用。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发展的新变化。
材料一 1840年以来的国史，是中国作为政治共同体重新发明的历史。1840年后，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嫁接于完全不同的政治传统与社会民情，中国强行被纳入西方话语的民族国家，中国人进行了艰难建国思考和探索。中国再造，始终处在由外生嫁接所带来的强烈焦虑状态和排异反应。近代中国的压力不是内生的，主要源自欧洲的挑战和压力。1840年以来，中国从没有过从容应对局势的余裕，亡国亡种面前，生存与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引发外部的恐惧和打击。外部敌意放大，保守实力回潮，尤其考验思想者的政治智慧与政治耐性。
——摘编自余盛峰《近代中国及其命运》
材料二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霹雳震天、红旗漫卷。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在人们心目中最为不可磨灭的记忆之一，它开辟了一条使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新道路。邓小平曾评价毛泽东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其伟大开端就是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伟大开端》
材料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历史，对新中国发展史非常关注，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他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从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这二十多年的历史，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二十多年的历史，有成功的经验，也经历了曲折。同时探索过程当中取得的重大成果也不能忽视。
——摘编自《如何认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再造”的内涵，归纳中国人为“再造中国”作出的探索。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过程。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联系，评价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建设。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华夏各国的上层家族都述说、记录祖先的起源故事，如此形成纷杂的古帝王、英雄传说。在各家族与地域人群的竞争与融合中，这些古帝王、英雄传说逐渐彼此串联起来，譬如，传说中的古帝王帝喾成为商人与周人的共同祖先。如此，逐渐产生了一个树状的华夏祖先源流体系。各地方的华夏贵族，都将自己的祖先如枝叶般地依附在此华夏源流树上。在许多华夏认同的边缘地带，如汉代的蜀郡与会稽，人们更借着强化“舜东夷之人也”“禹兴于西羌”等历史记忆，来使得整个地区人群摆脱华夏边缘地位。到了汉代，以历史记忆凝聚的华夏，其边缘已大致确定。黄帝成了所有华夏的共同始祖，这就是这个华夏源流树的“根”，此后华夏多以黄帝子孙记忆来彼此认同。魏晋“五胡内迁”，纷纷宣称自己与华夏同源，后秦姚氏宣称“其先有虞氏之苗裔”，大夏政权的建立者赫连勃勃宣称“大禹之后”。
材料二 古希腊历史上从家庭、城邦到部落同盟的发展过程所形成的认同感，在被灾难性的波斯入侵战争强化后，激发成为整体的民族认同。反波斯战争前的政治宣传便是利用了这种历史久远并逐渐增强与融合了各城邦的整体认同，以维护整个希腊民族的利益为由，向人们灌输反抗战争的正义性与必要性。同时，对蛮族缺乏理性、野蛮凶残、天生具有奴性等特点加以渲染，突出自我与他者的重大区别来加强希腊人的优越感。通过提升希腊民族的整体优越性，来鼓舞人们支持正义的战争。事实上，凭借着如此得来的势气，希腊人，尤其是雅典，在重创波斯后顺势推进，进行了一系列海上殖民活动。也就是说，政治宣传利用了逐渐成熟的“泛希腊主义”的影响，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为了政治利益而偏离了这一理念原有的航道。
——据卜思嘉《欧洲人的认同：从古代“泛希腊主义”到欧洲联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华夏认同的方式，并分析其历史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古希腊群体认同形成并增强的原因，请对此进行简要评价。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强化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提出合理建议。
材料一 秦朝最初为三十六郡，县总数在一千左右。到西汉，郡级政区（郡与国）比秦代大幅增加，西汉末有郡国一百零三。东汉末年，朝廷派中央的高级官员出任州牧镇压农民起义，授与兵权、财权和行政权，以与农民军对抗。此后，州演变成了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魏晋南北朝时期州郡数膨胀，平均每州只辖二个多郡，每郡只辖二个多县。隋炀帝大举并省州县，同时又改州为郡。并省之后全国有一百九十郡，一千二百五十五县。唐承隋制，但郡被改为州。唐太宗时，按山川形势分全国为十道监察区，以观察使监察地方。为了扑灭安史之乱，唐玄宗时不得不在全国普遍设置方镇，任命一大批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节度使。唐后期，经常以观察使兼任节度使。这样，观察使的监察范围——道与节度使的军管区域——方镇也就合二为一了，州县以上新的一级政区道（方镇）就渐渐成形了。
材料二 宋初取消方镇。后来，宋代依据天下土地形势，分路而治，于是在州以上又出现了路一级的新型行政区划。各路设有负责转输地方财赋的转运使，负责监察、司法之职的提刑按察使，负责治安边防的安抚使，负责储备粮食平抑物价的提举常平使等。这些官员的衙门通称诸监司，“监”是指以诸使兼理“监察”州县之职的意思。这些监司的行政管辖地域都称为路，但各监司的路并不尽一致，即使有两司的路一致，治所（行政中心）有时也不在一地。
——摘编自周振鹤《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上）》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秦至唐地方政府层级演变的基本历程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宋朝“路”级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归纳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层级变迁的规律。
材料一 19世纪50、60年代英国移民数量是17、18世纪移民数量的总和。1811年英国总人口是1197万，1931年是4479万。据统计从1815到1930年，有1140多万人从英国移出。这些移民主要迁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方，其中大部分去了美国。19世纪上半叶殖民署为移民提供资金、信息，组织他们向外迁移。19世纪后半叶官方的资助仍在进行，但非官方机构表现得更为积极，包括各地工会组织、慈善机构等等。工会资助的移民大部分去了美国，他们大多有一技之长。英国移民的迁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些地区的人口和民族构成，对这些地区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整编自镡娴娴《19世纪英国人口对外迁移问题探析》
材料二 下南洋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一直到明清时期才越走越宽，呈现大规模的迁徙潮。从汉朝到明清时期，每当新老政权交替之时，不堪战乱的百姓与没落的权贵的一部分会移居海外。“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因此凭借着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特别是闽广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有资料记载，鸦片战争之前下南洋经商谋生的华人就已有150万人之多。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接受纷至沓来的不平等条约，此时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因此出现了马来西亚联邦给予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等优惠措施以吸引华工的现象。“下南洋”的华人与华侨或工或商，胼手胝足，打下了华人的一片天地。
——摘编自高荣伟《下南洋：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人口大迁徙》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英国人口外迁的特点，并分析推动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近代华人“下南洋”与19世纪英国人口外迁的不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