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航路开辟后，大洋间贸易日趋繁忙，到18世纪，英国成为海上殖民霸主，牢牢控制好望角，垄断了从大西洋至印度洋的远洋航道。为了挑战英国海上霸权，新兴的法兰西帝国另辟蹊径，筹划开凿苏伊士地峡，保证法兰西独占红海。伴随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一条能沟通欧亚非三大洲，能运输大宗货物的廉价便捷水路的需要更加迫切。1854年法国工程师兼外交官勒塞普在埃及总督支持下筹建“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募集资金4亿法郎用于运河开凿建设。1859年苏伊士运河破土开凿，至1869年竣工通航，运河通航次年，船舶周转量为43.6万吨，到1950年竟高达7260万吨，公司累计收益高达280亿法郎。在筹建时持否定态度的英国在运河开通后全力寻求插足和控制运河的机会。1875年利用埃及政府财政危机，英国认购了埃及手中全部运河股票，一跃成为运河公司的实际控制者。1882年英国沿运河区建立了大量的兵营，各种军事基地，将埃及实际处于英国殖民控制下。

材料二 作为埃及领土一部分的苏伊士运河，在其通航后的85年中，非但没有给埃及人民带来多少利益，反而使埃及“成为附属于这条运河的一宗财产了”（纳赛尔语）。1956年，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此后，尽管新老殖民主义者一次次对埃及进行挑衅，但埃及人民通过不懈斗争始终把国家的主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进行斗争的同时，埃及政府和人民也积极推进苏伊士运河的扩建和改善。1964年2月，运河的年船舶通过量达2.5亿吨，为英法经营时的三倍，1981年-1982年，运河的经济收入达到10亿埃镑（1埃镑＝1.43美元），成为埃及国民收入的四大支柱之一。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孙光圻《苏伊士运河史略》

材料一   托马斯·阿奎那（约1225~1274年）是中世纪由盛而衰的神学政治思想家，他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同中世纪天主教教义相结合，主张神法具有最高正义性。他说人天生是受神法、理性和政治权威三重秩序所支配的。人必须参加政治生活，锻炼政治道德。正义的国家会追求公共幸福，追求有德行的生活，它以整体利益为出发点，个人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遵守统治者的智慧统治，所有民众团结一起行善。阿奎那认为神法集中了神的智慧，具有最高正义性，是最善的。“世俗权力之服从宗教权力，犹如肉体之服从灵魂”。

——摘编自曹艳华《西方国家观念的演进——一种思想史的考查》

材料二   “国家观”是一个意识形态层面的概念，可以理解为民众、统治阶级对国家的认识与归属感。鸦片战争前对于国人来说，并没有一个完整成型的“国家观”概念。近代以来，战争敲开了紧闭已久的国门，也带来了新思想、新理论，国人的近代国家观念开始逐渐萌发并传播。有识之士并没有沉浸在国将不国的悲痛中，而是积极唤醒国人。梁启超在《时务报》中表达了自己的民权和主权意识，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官员也开始接受并运用“国家主权平等原则”这一国际法内容。1898~1912年是清政府大厦终倾、中华民国日出东方的时期，是近代化的新型国家在废墟上建立的时期。随着中华民国建立，新生政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中国的疆界，明确了国家主权，意味着我国在形式上已经转变为一个近代化国家。

——摘编自秦磊《中国近代国家观的形成与发展：1898~1912》

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作为“上帝的使者”兼“文化大使”的耶稣会士，直接在中西双方架设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就来华的耶稣会士而言，当他们面对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国家统一，经济与军事实力相对较强大的东方大国，而明智地认识到，唯有遵循“恪守中国的法度”礼俗，方能有在华立足安身的机遇。大量西书的传入，使得明末清初出现译书热潮，这些译著是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吸纳和摄取西方科学文化的重要源泉。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也把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输入欧洲，儒家思想在欧洲广为流传，对当时法国启蒙运动影响极为深刻。入清以后，清帝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为维护“华夏中心”的传统观念和“天朝上国”的地位，清廷竭力推崇明末以来逐渐形成的“西学中源”观念。1837年后，为清廷效力的传教士遂告绝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遂归于漫长的沉寂。

—摘编自马骏骐《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质》

材料二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曾经派遣使团来到中国，以期达到通商的目的，而乾隆皇帝却拒绝了这一使团有关开商埠减课税的要求，理由是天朝物产丰盛，没有与他国通商的需要。回顾两者的社会背景，英国此时是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仍然留在封建社会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中。英国屡次派遣使团来华的过程中，都在觐见皇帝之时发生冲突，即三跪九叩之礼。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廷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觉醒，开始了解、接受西方文化，更全面地关注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地理历史、科学技术、经济贸易等。这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力，并使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转型。

—摘编自赵君尧《鸦片战争与近代中西文化冲突》

材料一   16世纪中叶，欧洲机械钟表通过商贸途径传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明清时期，我国士人对机械钟表计时性能有所关注，这一定程度上是延续了我国古代以漏壶为核心的守时传统。机械钟表在明清时代主要局限于天学领域，清代钦天监则已多用机械钟表计时；装饰功能的“玩具”或许是清代机械钟表最常见的社会身份。明清钟表那些精致、复杂的自动显时功能是会让人心旷神怡、兴趣盎然的。礼品则是明清时期钟表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功用，无论是在国际外交场合，还是君臣间的贡献、赏赐，乃至亲友间的馈赠，机械钟表都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晚清时代，伴随着西洋钟表的大量流入，西方式的hms（时、分、秒）制在中国进一步流传开来，与此同时，很多中国人开始放弃十二时辰制中的专名。到了19世纪后半叶，钟表在社会中层已达到了一定的普及率。

——摘编自任杰《中国近代时间计量探索》

材料二   我国早期国产表设计均仿自外国表，以瑞士表为主。1966年，天津手表厂设计研发出我国第一只摆脱仿制机芯手表——“东风牌”手表。这一时期民用表设计的装饰题材多取自体现民族特色，爱国爱党，反映人民当家作主以及向往新生活的内容，阳刚、健康、粗犷的工人、农民、战士形象主导了这一时期社会主流审美。至七十年代民用表的用户群开始迅速扩大，民用表已然成为大众化的日用工业品四大件之一。在短缺经济和计划体制的背景下，如何降低生产成本、如何延长使用寿命，以充实市场上民用表的数量供应，及降低用户民用表更新频率，成为该时期的民用表功能设计需要突破的首要问题。民用表初创期的积累为我国民族制表业在下一阶段的成功调整转型突破打下了坚实基础。

——摘编自黄舟子《建国以来国产民用表的设计发展研究》

材料一   伴随着东晋南朝、唐中叶城市经济和商业的发展，虽然还有某些士大夫激于道德上的义愤，对“钱”这个怪物进行挞伐，但是，到了宋代这个时候，“钱”已经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力量，在社会上活跃起来了，人们对它的看法也已经大大地改观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钱”具有强大的力量，连诗人的笔触也不得不承认：“有钱可使鬼，无钱鬼揶揄。”

——摘编自漆侠《宋代经济史》

材料二   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针对国门洞开，西方列强经济渗透日益扩张，民族危机愈来愈深的严重现实，阐明重利是富国救亡的重要举措。如果继续因循守旧，“犹不讲求生财之道，承亟以实利之是尚，吾恐鱼无水死，国无财亡。”他还强调轻利之说压抑人性，扼杀人才，致使国家陷于困境。

——摘编自朱英《近代中国商人义利观的发展演变》

材料   破晓歌，属于普罗旺斯抒情诗的一部分，普罗旺斯抒情诗的起源与拉丁抒情诗关系密切。探其本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古罗马诗人奥维德那里。该诗被认为是现存唯一一首描绘破晓时分恋人即将分别、充满不舍和抱怨的古典拉丁抒情诗。

中世纪欧洲贵族骑士阶层推崇一种典雅的爱情观念：骑士崇拜一位贵夫人，并且效忠贵夫人。这些骑士提倡爱情至上、两性平等、身心快乐等，这种观念因为行吟诗人和贵族骑士的广泛传播和宣传，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习俗。人们通常认为：破晓歌歌颂的是骑士与贵族妇女之间的爱情，虽然这种爱情并不具备正当性，但是，在中世纪教会的禁欲主义和封建婚姻制度背景下，这些爱情诗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破晓歌流传广泛，很多诗人后来流落到意大利，从而推动了那里的抒情诗的发展，而意大利又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发祥地，因此，破晓歌算得上近代欧洲人文主义文学爱情作品的源起或发端。

——摘编自曾艳兵《“破晓歌”：普罗旺斯爱情歌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