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代，皖南一域产生了大量的契约文书。在徽州当地， 一般民众之间的经济交往相当频繁，田土交易推收过割，以及乡土社会秩序之维持，在很大程度上以“契约和理性”来支撑，即使是亲族之间也不例外。明清以来的徽州遗留下的大量文书，除契约文书之外，还有 日记、书信(包括原件、信底及活套)、账册、杂抄(“碎锦”“杂录”)、启蒙读物、日用类书和诉讼 案卷等，几乎涵盖了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徽州在传统上属于诉讼频繁的“健讼”之地，围绕着各类土地、房产、赋役以及人身依附关系的文书，作为发生纠纷和诉讼时的有力证据，有长时期保存之必要；再加上“敬惜字纸”之观念深入人心，巨量徽州契约文书得以留存。
材料二 海外也零星可见徽州文书之收藏。如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明代歙县方氏信函七百通(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作为书法艺术珍品流入美国);英国的档案中有一些徽州茶商的资料；日本长崎等地，保留了一些徽州海商的文书。日本其他的一些机构也保留有少量徽州文书，但其整体收藏的情况还不是非常清楚。
材料三 20世纪50年代，有日本学者提出：古代徽商的海外贸易活动的巅峰在明中后期，徽州海商在明末以后走向衰落，到清朝时，徽商则倾其全力经营国内商业。1984年，有学者利用中日(官方)交涉中的海事资料，揭示了清代徽商利用沿海来扩大其商业范围，并以巨额资本从事海外贸易的事实。1999年，有学者广泛搜集中日两国的文集、笔记、随笔、碑刻、族谱和尺牍等资料，并从中寻找徽州海商的印记，得出在清代(太平天国运动前)的东亚，徽州海商仍然极为活跃的结论。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振忠《徽州文书的世界》
(1)根据材料一，分析明清时期徽州文书大量存世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海外收藏的徽州文书的史料价值。
(3)根据材料三，指出20世纪下半叶学术界关于徽州海商的争议焦点，并综合上述材料及所学知识，具体说明史料辨析在史学争鸣中的作用。
城市，是独属于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兼具物理空间、社会形态与精神投射的多重维度。
材料一 南宋时期，《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以及《咸淳临安志》相继问世，后人并称“临安三志”。《乾道临安志》主要记述南宋临安的皇室宫苑、朝廷机构、物产风俗、历代牧守；《淳祐临安志》主要载述南宋临安的城府、山川；《咸淳临安志》征材宏富，体例井然，对疆域、山川、秩官、风土、人物等内容均有记载，是三本志书中篇幅最长的一部。临安三志在中国古代都城志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比较《咸淳临安志》与《长安志》，显然都城志在南宋时期已趋于定型。都城志发展至两宋时期，体例趋于完备，内容也更为丰富，这与当时宋代经济文化的繁荣，修志风气的盛行分不开。
——摘编自黄硕《临安三志研究》
材料二 临安成为都城的原因，首要问题是财赋。绍兴僻处海隅，州城狭小，其所在浙东地区的物产无法满足行都的财赋供应，距离驻扎在江淮一带的宋军也较远，不利于遥控指挥。绍兴二年（1132年）四月初一，回到临安的赵构将由绍兴府治改成的行宫赐还地方，复为府治，表示不再考虑将绍兴作为行都的候选地。其二是区位。临安有运河交通之便，腹地也比绍兴更广。建康的经济地理、政治地理与军事地理等条件都更优于临安，但就防御金兵来说，不如临安安全。他放弃在地理上有镇东南之势的建康，选择地势狭窄、僻在海隅的临安的主要原因，无非是前者太过靠近长江，而后者离金兵更远，且有“重江之险”。
——摘编自包伟民《南宋临安—壮心未与年俱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临安三志的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宋临安城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1834年8月，英国政府出台《济贫法修正法案》，该法案的颁布实施标志着英国正式进入“新济贫法”时代。《新济贫法》实施“劣等处置”和“济贫院检验”原则。“劣等处置”原则旨在降低救济水平至有工作的劳动者生活水平以下，以此刺激贫民勤奋工作，早日走出济贫院回归正常就业；“济贫院检验”原则意味着济贫对象必须进入济贫院才能获得救济。但院内救济数量有限且申请程序极为复杂，贫民进入济贫院要接受严刑拷打，被贴上“犯罪”的标签，并终身剥夺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
——摘编自薛俊强 吴大娟《恩格斯对英国“济贫法”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意蕴》
材料二 “于是他们订下了规矩，让所有的贫民自行选择：要么在习艺所里慢慢地饿死；要么在习艺所外很快地饿死。为此，他们分别与自来水厂订立无限制供水的合同，与谷物商订立定期供应少量燕麦片的合同；规定每天开三餐稀粥，每周两次发放葱头一个，星期日增发面包卷半个……但理事会里都是些老谋深算的人，他们早已考虑到对付这种局面的办法。你要得到救济，就得进习艺所，喝稀粥；这就把人们吓退了。”
——节选自查尔斯·狄更斯《雾都孤儿》译本
(1)根据以上材料，指出节选小说片段在研究英国社会救济问题上有何史料价值。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评析19 世纪英国的社会救济制度。
材料一
史料一 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内的“蓝色纪念碑”记载：“公元前3世纪巴比伦的苏美尔人以啤酒祭祀女神的情形。”
史料二 公元前1525年制定的《赫梯法典》第164至165条规定：“若某人去抵押并发生了争吵，或者掰碎了献祭的面包，或者打开了酒坛，他要交出一头羊、10片面包、一个容器的啤酒……”
史料三 只有当领主售卖他的啤酒或葡萄酒两周之后，农奴才能售卖自己的啤酒或葡萄酒。
——摘编自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理性时代》
材料二
①公元前6000年，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苏美尔人，他们用大麦芽酿制成了原始的啤酒，不过那时的啤酒并没有丰富的泡沫。
②公元前2225年，啤酒在古巴比伦人中得到了普及，他们用啤酒来招待客人，还用啤酒制作药物。希腊人也非常热爱喝啤酒，他们从埃及人那里学会了酿制啤酒的方法。
③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颁布的法典中，已有关于啤酒的详细记载。
④公元前1300年左右，埃及的啤酒作为国家管理下的优秀产业得到了高度发展。公元前196年左右，当地已盛行啤酒酒宴。啤酒的酿造技术是由埃及通过希腊传到西欧的。
⑤公元4世纪时，啤酒传遍了整个北欧。啤酒种类开始变得丰富，其中英国人用蜂蜜和水混合酿制而成的蜂蜜酒比较有名。英国出现的一种黑啤酒也非常有名，与现代的黑啤酒已经很相似。
⑥1516年，巴伐利亚公国大公威廉四世发布《德国啤酒纯酿法》，规定啤酒只可以啤酒花，麦子，酵母和水做原料，同时是最早的食品法律。
⑦19世纪，有了冷冻机，人们开始对啤酒进行低温后熟的处理，这一发明使啤酒冒出了泡沫。
⑧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大量涌入的德国移民使纽约的啤酒厂成倍增长。纽约曾成为19世纪美国最大的啤酒花种植基地。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百度百科
(1)根据材料一的三则史料探究啤酒的历史，指出其史料价值，并做出合理推断。(2)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围绕啤酒的历史提炼一个论题，加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一 史料1 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601年—673年）的《步辇图》，描绘了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吐蕃使臣的情景。
史料2 1793年，清政府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现分别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西藏档案馆。
材料二 东汉时期，在我国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过着游牧生活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陆续内迁。他们跟汉人杂居，学习农业生产，与汉族人民的联系日益密切，但是大多也还保持部落组织，保留自己的语言和习惯。到了西晋初年，内迁的匈奴、鲜卑、羯、氐族和羌族等族共有几十万人。
西晋末年，由于北方大乱，北方的汉族也先后南下，逐渐迁移到了长江中下游一带。据考证，当时迁居到南方的中原人有70多万。如此多的百姓来到了长江一带，使长江地区迅速变成我国另一个经济文化中心，中国南方也得到了极快的开发与发展。
——摘编自《中国民族关系十讲》等
(1)指出材料一中两则史料的价值，并做出合理推断。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内容，概括中国古代民族迁移的特点并简析其影响。
| A．与历史著作具有同等史料价值 | B．能够准确记述历史人物的事迹 |
| C．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史料运用 | D．反映出时代对历史叙述的影响 |
材料一 公元前5世纪，希腊打败波斯后，集最优秀的建筑师和雕刻师，兴建了雅典卫城。其以神庙为中心集合大量公共活动场所，是古希腊最具代表的建筑群。古希腊柱式在卫城中广泛应用，柱式具有人体的隐喻，其形态比例来源于完美的人体。多立克柱式仿男体，古朴、庄重、雄厚；爱奥尼柱式仿女体，秀美华丽。卫城中的神庙、剧场、运动场等公共建筑满足了民众举行大型活动的需要，丰富了日常生活，体现了城邦政治的开放性与民主性。
——据高祥生《西方的古典建筑》等
材料二 佛罗伦萨大教堂建造完成被视为文艺复兴建筑的开端，其采用了天主教所不能容忍的穹顶。设计师布鲁内莱斯留学罗马又走访东方后设计了此穹顶，并发展了罗马的拱券技术、哥特的骨架结构、伊斯兰的叠涩，创新的脚手架施工技术等，集中展示了当时建筑的结构技术和施工方法。文艺复兴鼎盛时期，设计师们往往利用狭长的走道或者柱廊，或者是破坏均衡等方法来设计图纸，从而使建筑物有一种感动人心的效果。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设计者越来越从人的角度对建筑与环境、人与世界进行思考与定位。文艺复兴晚期，世俗建筑变得更多，建筑风格更加倾向于对称构图和华丽，喜好富丽装饰和雕刻。
——据黎汇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特点的演变探索》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典时代雅典卫城建筑群产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文艺复兴时期与古代希腊建筑的共同特征，并分析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史料价值。
(3)根据材料一、二，谈谈西方建筑对我国建筑发展的启示。
| A．海外贸易管理的规范化 | B．极重视征收海外贸易税 |
| C．重农抑商政策已经废弃 | D．鼓励发展海上丝绸之路 |
材料 解读史料，获得历史认识，探寻史料表象背后的意蕴，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汉武帝时期部分重要历史人物活动事迹
| 重要活动 | 资料来源 |
| 汉武帝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 | 《史记·大宛列传》 |
| 李广利（汉武帝时大将）伐大宛时，“宛城中无井，汲城外流水厖宛城中新得秦（汉）人，知穿井”。 | 《史记·大宛列传》 |
| 张骞“为汉使外国十八年，得涂林。涂林，安石榴也”“使外国，得胡豆”。 | 《齐民要术》 |
| “孝武（汉武帝）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 《汉书·西域传》 |
材料一 杜佑（735—812）是唐代中期著名的史学家，他的《通典》是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最早的政书体著作。杜佑从中唐现实出发，把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结合进了振兴中唐的政治需要中。他认为《通典》的作用在为封建帝王决断大政时提供方便，随时可以和上古的制度进行参照。通过对从上古到唐朝经济、政治、军事制度的描述，说明社会变化发展是由简到繁、由落后到先进的过程，杜佑认为只有在圣贤的“继施法教，随时拯弊”下，华夏社会才能进入文明。他极力推崇孔子“既富而教”的观点，即治政的最终目标必须使老百姓富裕足食，并且用礼仪开导、教育他们。杜佑对经书颇有研究，对经书的言论十分信赖。然而，他对儒家经书并不盲从，而是勇于疑古，善于求是在评论古人时，杜佑的方法是比较辩证的，从不绝对化。他既不因人废事，也不因事废人。
——摘编自章见、郭伟《杜佑史学思想述论》
材料二 梁启超（1873—1929）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新史学”和“史界革命”的先行者。他在其代表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注重史迹纵横间的勾连，加以组织，还原历史的连续性和因果关系，将专门史和普遍史结合起来，鼓励学者通力合作以建成历史学科的庞大网络，历史的服务对象应从高层转向普罗大众从狭隘的帝王历史扩展到丰富的社会整体史。治史者应尽可能的客观，对史料精心考证，慎加辨别。重新界定史学范围，使历史分科精密化，各学科之间不相侵扰。’他坚持英雄史观，认为群体心理是个人心理的扩大化，风云人物的心理对破解时代谜团社会阃奥意义重大，因为此类人物的心理是史迹“吸射力之根源”
——摘编自姜南《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看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杜佑和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异同。(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杜佑和梁启超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