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契约生活这一领域，官方主流文化习惯以“义利”关系来衡量人们实际契约生活中的具体交易行为。这种“重义轻利”观念的宣扬使得古代中国契约生活的道德性更为突出，在官方主流文化看来，契约的互惠性应该让位于契约的互助性，他们视契约为老百姓之间相互救助的重要手段。在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下，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少天然的商业属性，其被赋予了更多“救助”的责任。这就使得，如果“义字当头”，“利”就可以让位，甚至可以被忽略。而这种“义”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呢？似乎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理想的“借口”，于是白纸黑字契约在“良心”和“道德”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若较真，别人还会倒打一耙。

——摘编自万珊珊《从中西方契约文化看当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封建经济关系的崩溃、罗马教廷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取代信仰的一致性、身份地位被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交往所取代，这一切变化导致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对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诸项权益的保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前那种概念模糊的“神授”王权、“天赋”帝国被具体的、强大的国家统治权力所代替。近代最早完整地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是荷兰思想家格劳休斯，往后的斯宾诺莎以及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人推开上帝、离经叛道，明确反对君权神授，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他们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立见解的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的利用社会契约理论来为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但更多的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来论证主权在民、主权利民以及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来论证进步的民主思想。

——摘编自罗国亮《试析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由来及其特征》

材料   唐宋知识分子的休闲文化

——摘编自肖潇《从文士到士大夫演变看唐宋休闲文化变化趋势》

材料一   汉至唐，思想界逐步形成“三家齐鸣”的局面。在三国两晋时期，战争不断，王位更替频繁，从北方来的游牧文明冲击了原有的农耕文化，“胡文化”一度盛行，儒学者的地位下降，儒士们纷纷南迁，儒学思想陷入危机。直到隋文帝的出现，他在统一北方之后，首先便恢复传统的伦理纲常，从思想层面改造了国家，同时也为随后而来的盛世奠定了思想基础。唐朝，儒学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唐晚期再次为动乱和宗教思想文化冲击，危机再次出现。

——摘编自何成轩《儒学南传史》

材料二   对于程朱理学而言，在明朝时期的确盛极一时，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人们发现程朱理学也有一定的不足。而且王学在这个时候又开始崛起，造成了程朱理学的下坡路。王学的崛起造就了明朝理学的又一个高峰时期。在这段时期，人们以学习王学为主流，即使在朝堂之上，也有很多的大臣在学习王学，王学对明朝的发展做出了较为卓越的贡献。一方面，王学曾经取代过程朱理学，有他的过人之处；另一方面，王学也曾经帮助明朝进一步发展，因此，很多人都非常崇尚王学。

——摘编自宋志明《论宋明理学的成因和变迁》

材料   从秦汉至晚清二千多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各有大致不变的方面，但就总的趋势而言，这些方面又并非没有变化。例如，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维持不变，但土地私有日益发展，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变化是平和的、渐进的和累积的，从变化迅速的现时代或短时段的眼光看，社会不免呈“停滞”或“缓进”之象，但它的内部实在又酝酿并产生了相当的变化。

——改编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