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司马迁抨击“天道”及正统的道德规范“仁义”，肯定“利”“欲“，对人们所不齿的游侠敢于肯定，为他们作传，“较人于厄，振人不瞻，仁者有乎；不既信，不信言，又者有取焉。”司马光谴责游快“北公死党”、废“守职奉上之义“，是“德之贼“乱之所生也。”对于燕丹使荆轲刺秦王一事，认为：“此其又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安也哉！“司马光却以为：“燕丹不胜一朝之忍以虎狼之泰，轻虑浅谋，挑怨速祸，使召公之庙之不祀忽诸，罪孰大焉！”
——摘编自武少民《司马迁与司马光史学思想之异同》
材料二 《易经）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说法。“变通久”的思想代代相传，每当社会环境激变之时，它便结合时代的需要突显出来。近代较早提出“变局”思想的是黄遵宪、丁日昌、郭嵩焘、李鸿章等人，有学者统计，1861—1900年间，意识到并深深优虑于“变局”的人不少于37位，虽则37人成不了思想主流，但这毕竟是一股不可小视的思想启蒙力量。主张变局论的士大夫纷纷认识到中国正处于深刻的内外危机和前所未有的时局变化之中，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倡导在改革中寻求出路。
——摘编自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司马光与司马迁游侠评价的不同点。开简要说明产生这神差异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中后期中国思想界产生变化的社会条件与主要影响。
材料1867~1870年，游历英国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主张以商为“国本”。他说：“迁拘之士动谓朝廷宜闭言利之门，而不尚理财之说。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而轻商，贵谷而贱金，农为本富而商为末富。如行泰西之法，是舍本而务末也。…盖富强即治之本也。”“泰西诸国以通商为国本，商之所至，兵亦至焉。
担任过洋行买办、长期从事洋务企业经营管理的郑观应指出：“中国以农立国，西洋以商立国。…今也不然，各国并兼，各图利己，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状元实业家”张謇认为：“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事所固然。”
——摘编自张霞《民国时期“三农”思想研究》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晩清社会经济思想的理解。（要求：表述成文，持论有据，论述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一 儒家将诚信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个人如此，国家也同样如此。对于国家而言，“民无信不立”。对于个人而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中说，就与人交往来说，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就判断他人来说，则是“听其言而观其行”。据《论语·卫灵公》记载：“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中庸》指出：“诚者，自成也。”真诚是自我的完善，也是一切事物的发端和归宿。《河南程氏遗书》卷云：“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诫，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弄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
——摘编自黎红雷《儒家诚信思想的三个维度》
材料二 在西方诚信观念的发展演变中，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领域的思想家都对这一概念产生过深刻影响。这个概念所具有的丰富内涵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步添加进去的，融合了不同时期的思想成分。古希腊的城邦公民德性、古罗马的契约精神、中世纪的救赎道德、宗教改革的“因信称义”及资本主义的信用精神，都成为这一概念的文化因子。
——摘编自李嘉莉等《西方诚信观念：历史嬗变中的综合》
材料三 儒家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含丰富的处世哲学，至今散发着智慧的光芒。儒家历来注重诚信，认为诚信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是社会秩序稳定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贸易活动日益频繁，利益追求最大化导致人们价值观发生变化，一些人集体主义思想淡薄，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不断滋生，诚信缺失成为不可忽视的负面道德现象。
——王艳波《儒家诚信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儒家诚信观的主要思想，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指出西方诚信观念的“文化因子”，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诚信观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儒家诚信思想对当代社会建设的启示。
4 . 阅读下列材料，并回答问题。
材料一“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
——《劝学篇》
材料二“天下人民四万万，庶士亿万，情为百端，才智甚广，皇上仅寄耳目于数人，而数人者又畏懦保禄，不敢竭尽，甚且炀灶蔽贤，壅塞圣听，皇上虽欲通中外之故，达小民之厄，其道无由。名虽尊矣，实则独立于上，遂致有割地弃民之举，皇上亦何乐此独尊为哉？”
——《公车上书》
材料三“……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塘，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建立民国，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同盟会宣言》
（1）材料一、二、三分别代表哪些派别，他们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态度有什么区别？
（2）材料二中对皇帝的态度和材料三有何不同？后者的号召力超越前者的原因有哪些？
| 张载 |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 |
| 顾炎武 |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 |
| A．关注“人伦物理” | B．倡导心外无物 |
| C．主张“格物致知” | D．强调社会责任 |
| A．维护封建统治的使命感 | B．继承传统儒学的教育观 |
| C．弘扬为国为民的责任感 | D．追求个人名誉的荣辱观 |
| A．“重农抑商“的农本观 | B．“本末并举”的富强观 |
| C．“中体西用“的洋务观 | D．“天朝上国”的中心观 |
材料一 有亡国，有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责，与有责焉耳矣。
——摘自《日知录》
材料二 在近代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变革却始终都在朝着实用的方向发展，朝野的目光集中于西方的科学技术，到清末则认识到制度的落后或许是中国的病根，而没有从制约“器物”与“制度”的思想观念文化上入手反思。
——摘编自刘惠君《试论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材料三 在国家意识引领下，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历史上的中国，曾经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而今，“一带一路”建设更是成为实现世界共同发展、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的重要一环，是中国人民为人类发展作出的又一贡献，是新时代国家意识在国际事务和重大举措中的体现、升华和崭新拓展。
——摘编自朱文通等《国家意识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启示》
（1）据材料一，指出其作者并概括材料的主要观点。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前期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器物”、“制度”和“思想”方面分别进行的实践探索活动。
（3）据材料三，分别指出“家国情怀和国家意识”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新时代的内涵。
（4）综合上述材料，概述中国自古以来“家国情怀和国家意识”的发展历程。
| A．阐发的根本问题是格物致知 |
| B．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正心诚意 |
| C．重申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 |
| D．主张“存天理，灭人欲” |
| A．“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 |
| B．“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 |
| C．“是故欲人之爱己也，则必先爱人；欲人之敬己也，则必先敬人。” |
| D．“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