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天命观”是儒家哲学中最基本的哲学范畴之一，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同时，孔子重“人事”而轻“鬼事”，重“生”轻“死”，对鬼神和死持“避而不谈”的态度。孟子延承了孔子天命思想，他将天作为其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诚者，天之道也”。诚是它的本质属性，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本原，人的性善和仁义理智等都来自于天赋，由此延伸出的是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主张修身行法，强化了人的主体性与自觉性。荀子继承孔子重道德、重人事、重天命的观念，更进一步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顺应天道为人类造福，君子之道不等于天道，一者曰统一的关键是克服情欲从而“人定胜天”。

——摘编自赵旸《先秦儒家的天命观》

材料二   汉初君臣从秦王朝的灭亡中吸取教训，奉行“黄老”的无为而治，实行较为宽松的统治政策，与民休息，稳定社会秩序，经过几十年的恢复，西汉王朝在汉武帝时达到了鼎盛时期，儒家学者董仲舒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以期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儒家学说代替黄老之学成为统治思想。这时的儒家学说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先秦儒学的内容，而是在吸收先秦儒、道、墨、名、法、阴阳各家学说的基础上的再创造。作为一种官学，它不同于普通的学术流派，而是摆脱了学派的藩篱，兼容并包各种学说，为现实社会服务，具有“杂家”的色彩。

——摘编自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一   先秦儒家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孔子很早就认识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他还强调：“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孟子提出“时养”即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和不可逆性，人们必须“不违农时”、“勿夺其时”。荀子继承了孔孟尊天重道的思想，把“受时”与“治世”相统一。更为重要的是，荀子将孔孟儒学的“知天命-畏天命”的社会伦理思想发展为“知天命-畏天命-制天命而用之”的生态伦理思想，凸显了人类保护自然资源、使之用之不竭和永探生态平衡的生态伦理责任。

——摘编自任俊华《荀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审视》

材料二   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的环境问题引起民众广泛的关注和忧虑，生态伦理学应时而生。施韦兹认为：“我们越是观察自然，我们就越是清楚地意识到，自然中充满了生命每个生命都是个秘密，我们与自然中的生命密切相关。”利奥波德主张：“如果对待自然的态度全部以经济动机为出发点，那么在土地共同体中的大部分成员就会因为缺乏经济价值而被消灭。因此必须修订伦理标准，使之从经济学向生态学过渡，这既是土地伦理的全部内涵，更是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标准。”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思想作为扩展的伦理学的一个方面，是现代生物中心论的或整体主义的伦理学的最重要的思想源泉。

——摘编自曾建平《西方生态伦理思想探究》

材料   尽管大地以及一切低等生物都归所有人共同拥有，但每个人都拥有他自己的财产。这是一个人专有的权利。他自己的劳动成果，他双手创造出来的东西是他自己的财产。只要他改变了任何物品的自然状态并把它带回家，他就已经融入了自己的劳动，加上了自己的东西，从而使它成为了自己的财产。……非经他们本人的同意，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剥夺其财产的全部或一部分。没有这一点，他们根本谈不上是有产者。任何官长越权发出的委任状或命令，如同任何私人的委任状或命令一样，是无效的，不起任何作用的。两者差别在于官长拥有为特定目的而设的职权，私人则毫无职权。因为，使人享有行为权力的，不是委任状而是职权，如果违反了法律，那就没有职权可言。

——摘自洛克《政府论》（1689-1690年出版）

材料一   1914~1918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了出来，战争空前残酷，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和损失，战后结局的混乱，使世人为之震惊，也引起了人们对西方文明的普遍怀疑，资本主义制度丧失了光明的前途，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巴黎和会分赃的严酷事实，促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强烈的打击和失望中觉醒，为寻找挽救中国危亡的新途径进行理智的思考，开始选择马克思主义。

——摘编自金鸣娟《试析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影响》

材料二   人类文化所蒙受的浩劫不知使多少人伤心叹息、悲观失望，他们痛悼茨威格、查佩克、瓦普察洛夫、盖达尔、巴尔托克等许多文化精英的早逝，也惋惜无数人类文化珍品的毁灭。但人类文化并没有夭折，它像经过冰霜摧残、风雪蹂躏的一朵迎春花，终于熬过了严冬，又更加鲜艳地盛开在春日的阳光下。战争不可能中断文化的发展，文化的潮流有如黄河、密西西比河、亚马孙河永远奔腾向前，而人类则在它的沐浴中走向自己的未来。

——摘编自金重远《炮火中的文化：文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