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二十世纪50年代开始，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国防工业成为重工业建设的“重中之重”。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使重视现代科学技术和重视知识分子的问题日益凸显，新中国成立五年内，从海外归国的科学家等高级知识分子多达1536人。周恩来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技术”。在“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下，中央集中来自海内外的中国科学家共同制订出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中国许多尖端科技项目的集体攻关，就是从这时候开始起步的。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卷三》

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邓小平

材料二   邓小平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以“复兴号”为代表的新一代高铁技术、特高变压输变电技术、“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等，都展示了中国自主研发和制造实力，中国通讯技术实现了4G同步、5G引领的跨越发展，以港口机械装备全自动化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助推中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实现跨越式发展。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一   孔子将西周礼乐教化的伦理内容扩大到人伦关系的各个方面，提出“有教无类”的全民教育思想；将西周以来礼乐演变的主流由礼乐政治化转向为礼乐的伦理化。在礼乐的长期潜移默化下，将社会所赋予的这种人之应然言行内化为道德伦理的自觉意识乃至伦理习性的自然养成；“礼”最终达成浑然一体的人之本然的道德伦理情感的“仁”。

——摘编自闫春新《<论语>礼乐思想新探》

材料二   儒法两家思想都有不足，只有儒法融合发展，才能克服彼此缺陷。如果没有法家，儒家不能完成结构化和组织化，无法实现对基层社会的动员，无法在大争之世自我强化。但如果没有儒家，法家将变成僵化的制度，其威权体系只是完全标准化、垂直化、同质化的执行体系，而儒家则有灵活、包容性的调节空间。经过秦朝速亡的教训，汉初实行黄老思想，汉武帝时董仲舒对儒法融合改造，提出德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策略，礼法文明开始取代礼乐文明占主导地位。

——摘编自潘岳《战国与希腊：中西方的“文化隔阂”源于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