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重新实现统一的隋唐时期，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读书识字的人增多、单靠抄书、手写已难以满足社会对书本的需要，特别是在唐朝，科举制的推行，刺激了更多的人读书。读书人对工具书、各种教材的参考读物的需要，使得社会对书籍的需求量大增，也刺激了印刷术的发展、隋唐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佛教发展的高峰。佛教的迅速传播使得佛经和佛画的需求量激增、手抄复制的方式已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雕版印刷术才能得到发展。

材料二   北宋时期，雕版印刷术盛行的同时又出现了活字印刷，师生们不必花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用于抄写各种书籍、而是将主要精力与时间用于教书和学习上，这为宋代书院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在宋代、成书于汉唐年间的10部数学著作《算经十书》以及北宋著名土木建筑家李诫编著的《营造法式》因北宋雕版印刷术极为发达，而刊行全国。唐宋以后，中国与外国的往来不断加强、印本书也随之成为中国出口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出口对象有朝鲜丰岛、日本、越南等，因此在汉字文化图的国家中，1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印刷品贸易的国际市场。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刘颖《中国古代印刷技术的演变及影响》

材料   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文阐释了其工业化思想。陈独秀认为：“我以为要想中国产业界资本雄厚可以同外国竞争，非由公共的力量强行把全国底资本都集合到社会的工业上不可。”他将两种经济制度作了一个比较。他说：“果然是社会的工业，他的发达，社会上人人底幸福都跟着平等的发展。”反之，“像现在个人的工业，牺牲了无数的穷苦工人，利益都集中到少数的资本家个人手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欧、美、日本底社会危机，就是这个人的工业主义造出来的。”他希望中国“千万别跟着欧、美、日本人走这条错路”！他从“多数工人”的利益出发，否定了用资本主义发展工业的道路。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工业或者可以振兴，若说有利于社会国家，除非是少数资本家独有的社会国家，除非是多数工人除外的社会国家”。陈独秀开始把民族独立的要求和争取“多数工人”幸福的愿望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

——摘编自邓野《试论“五四运动”后期陈独秀世界观的转变》

材料一   

——摘编自胡文凯《历代妇女著作考》

材料二   明清“才女”们热衷于为自己构建“名士”“侠士”“居士”等传统的“男性化”身份标签，并倾向于在创作实践中进行男性化的艺术表达。

——摘编自曹佳丽《浅论明清才女的性别面具》

材料一   中国古代儒商和儒商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儒商初步形成，儒商文化随之出现；宋代儒商得到新生，儒商文化开始复兴；明清时期儒商发展走向兴盛，儒商文化成为主流商业文化。传统儒商文化是中国古代儒商把儒家思想与商品经济法则相整合所形成的经营理念、管理思想、行业准则和行为规范。传统儒商文化为当代儒商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材料二   传统儒商奉行儒家仁学思想，根据时代要求和社会需要对其加以阐发，以仁道和仁爱作为商业或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儒商特别重视义利之辨，主张在以义为先和为本的基础上取利和求利，强调公利优先，反对唯利是图。宋代以后诚信作为儒者的德行要求开始被商人吸收内化，对其加以发展并付诸实践，成为规范商业经营的伦理准则。儒家经典《大学》所说的“苟日斯，日日斯，又日新”，充分体现出儒家勇于追求和锐意创新的精神，这种思想为传统儒商所吸收和秉持，形成儒商本于天道的创新进取和永不言败的职业精神。儒商“好儒重文，倜傥有儒者风范；其人孝友礼让，仁义慈善，重族谊、乡里、故旧，恤孤弱，厚人伦，好善乐施，急公好义，热心社会公益活动”。

——以上材料摘编自徐国利《中国古代儒商发展历程和传统儒商文化新探》

材料   解读史料，获得历史认识，探寻史料表象背后的意蕴，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下表为几位宋儒的主张。

——摘编自《杨世文：易简功夫——宋儒的经学取向》

材料   《礼记·礼运篇》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孔子最早提出天下为公。随着时代的发展，天下为公的社会定位及围绕“公”的讨论和具体表述带有不同时代的特征。在早期的儒家思想家看来、为“公”是立君治国的理想状态。法家率先提出“公天下”，阐述了法律作为天下为公的手段的重要性。宋明理学更是把有关“公”的政治思维发挥到极致，天下为公、以民为先的思想在当时成为统治者维持统治的工具。17世纪，黄宗羲对天下为公做出了系统的论述，将天下为公视为君主得以存在的责任和义务，提出“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已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君主是天下的公仆，要鞠躬尽瘁，承担天下兴亡的重任，否则将成为“天下之大害”。黄宗羲的天下为公解释真正具有了关心民众忧乐、为天下兴利除害的内涵。

——摘编自黄叶微《论“天下为公”思想的传统内涵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