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汉（主要是汉代）时期创建的封建国家、地主和自耕农三位一体的土地所有制度；以中央集权为核心和特征的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以儒为主，以法为辅，以阴阳五行为理论骨架而统合诸家的思想文化制度；以太学为主导的官方学校教育制度等等。都从不同的层面，对大一统的、多民族的、趋善求治的中国古代文化类型及其特点的形成，起了文化整合的作用。从整体结构和功能而言，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兼容性，很大程度来自秦汉时期所创建并为后世所承袭的各项制度，以及这些制度在功能上的整合。

——摘编自李宗桂《论大一统的秦汉文化》

材料二 宋型文化是积极昂扬的入世型文化，讲究履践，注重实用，强调经世，体现出一种济世情怀。当时士人对流传多年的传统经学，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看法，绝不轻易认同前人，并对传统经学家“疏不破注”的做法不以为然。最具代表的人物有欧阳修、刘敞、王安石三人。宋代学者几乎对所有流传下来的经典，都持一种怀疑和批判的态度，而不是一味的盲从古人。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岚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

——摘编自董德志《略论宋代文化的时代特征》

材料一 中国传统的乡村秩序就是一种“礼治秩序”。这种“礼治秩序”的显著特点是，“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乡钟”。宋以后乡村自治开始确立北宋中叶，乡约正式产生。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乡约是宋神宗展宁九年（1076）由吕大钩所制定的《吕氏乡约》，具体内容分为四大纲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性。”此后历代的乡的在内容和精神上均了治的思想。四为乡约的自治性，家代以后出现了村社自治组织，国家对乡村自治开始正式认可。明太祖朱元十分重视预防犯罪和法制宣传早在吴元年即令人将律今中与民间生活密切和关的部分内容单独辑出，加以解释，形成《律令直解》一书，并下发到各地，以使百姓知法而不再犯法。具体到乡村治理，在官箴书、家法族规、乡约和乡治文献中均蛋调在乡村自治、德治的基础上，必须遵守国法，强调国法的权威性。

——摘编自高学强《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沿革及其历史镜鉴》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从1928年起着手乡村治理改革。抗战前须布的《县组织法》，形成了乡村各级自治组织的雏形，激起了民间乡村自治实验的展开；1934年起保甲制的实施，维护了乡村治安，同时也加强了国家对乡村的拉制。1939年新县制的建立，标志着乡村自治的终结和国家权力对乡村治理完全控制的开始，南京国民政府的乡村治理是传统乡村治理向现代乡村治理的转折阶段，其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以及应对的策略与方案可为我国现代化乡村治理体制的建设授供良好的启示。

——摘编自于欣系《南京革今政府时期的乡村治理》

材料一   19世纪被称为"科学世纪"，这不仅是因为自然科学在19世纪取得了辉煌成果，而且因为科学本身的面貌、它与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科学成了一种社会建制，即科学事业已成为社会构成中的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部门，成为一种职业。科学内部也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门化。同时，科学也更加国际化。从第二次工业革命起，技术的发明越来越依赖于科学知识。这样，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结合，成为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给人类历史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材料二   20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革命继续深入发展并出现了新的变化。同以往科学更多表现为个体劳动的特征相比，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研究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科学技术成了集体的劳作和创新，科学制度化、专业化和集约化的程度大大提高。过去是科学指导技术，而今，是技术的需要引领科学理论的深入研究，科学成了技术性的科学。随着科技与社会的互动日益明显，科学的社会化程度得到普遍提高。自然科学的发展因其自身愈来愈成为一种社会劳动，因而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已不再是两个彼此独立的领域，而是处于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之中。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近现代科技与思想文化》

材料一   从政治层面来看，周初统治者对商代天命神学观进行改造，宣称天命并不是永远眷顾商族，天只眷顾有德的统治者。……老子与孔子的重民思想开始体现在具体的为政措施上，《孟子》“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强调一切行动都要以民意为基础。……在孔子的眼里德是君主仁厚，在孟子的眼里德是君主要行仁政，但德都不过是对君主的一种人格要求。然而周朝的政治实践表明，人民对于君主德的要求往往只是一厢情愿，因此不少思想家对于君民关系、甚至政治制度进行反思，孟子认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荀子指出“汤武非取天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君在这里实际上是一个代天治理人民的代理人而已。正是基于这些思想，人民通过非常措施，把君主推下台，另立新的君主就是正当的行为。《左传》“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便是这些思想的反映。

——摘编自侯荣华《从政治角度看先秦民本思想的发展》

材料二   儒家民本思想在理论上最致命的一条是以“治权在君”作为最基本的政治价值，以“贵贱有等”作为最基本的制度原理，从来没有明确提出过“治权在民”的思想。用今人的尺度衡量，这种坚守等级法则的“以民为本”，即使原原本本地得到落实，也不成其为名副其实的“以民为本”。儒家民本思想所设计的理想政治模式属于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专制政体”范畴，其根本特征是将最高权力归属于一位大公无私的王者，这种理想化的王者在人世间无处寻觅。儒家民本思想以规范性思维作为其显著特征，并以调整政治关系为其主要功能，而各种规范性，限定性、制约性的因素通常会与当权者的切身利益发生冲突，因此当权者背离民本思想的现象可谓司空见惯。民本思想是封建时代公认的政治准则，在发生政治危机时，这类现象尤为显著。那些欲保帝位的人总是以“敬天畏民，与民更始”为修饰，那些谋夺帝位的人总是以“顺天应人，吊民伐罪”为口实，那些夺得帝位的人总是以“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为标榜。

——摘编自张分田《关于儒家民本思想历史价值的三个基本判断》

材料一   雕版印刷技术…现在为大规模的印刷工业投入使用，并为渴望读书的公众生产出了各种各样的阅读书籍。例如在中国东部很小的一个地区就有记录显示它印刷了将近五十万册的书籍。百科全书、字典、历书和农业、医学书籍，还有神秘的疗疾咒语书籍都可供广大读者购买。雄心勃勃的许多宗教和哲学著作的各种版本（其中主要是儒家著作、道家的典籍和佛教的经书）从10世纪时就已开始印刷，它们用数千块木雕版印制，这些雕版在整个宋代都被用来进行重印。1005年时，皇家档案中已有10万块有关历史、集释和宗教的雕版。

材料二   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大致以辛亥革命为界分为晚清新政时期和民国时期。1896-1911年间，仅上海一地，就成立了100多家出版机构。从1900年至1911年间，我国共译书籍1599种。这些翻译书籍，译自日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或其他语种，而以日文居多。此时期的译著涉及到暂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方面。由于晚清教育体制的一系列变化，以出版新式教科书为主的出版机构也大量出现。

——摘编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材料 关于盐铁政策的辩论汉武帝时，在地方设置盐官、铁官、均输官。公元前87年，汉昭帝（汉武帝之子）即位，国势衰弱，民生困苦，霍光、桑弘羊受武帝遗诏辅政。公元前81年，汉朝的高级官员和政治家们在一起讨论当时的政治问题。下面是对话的节选。

——摘编自西汉·桓宽《盐铁论》

材料一   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想取得哪怕是部分的成功，都需要在人们面前提出一个与以往不同并被众多人接受的新的理想和目标，使人们重新燃起新的希望，深信目前的处境尽管艰难，但这种状况是可以改变的。这就需要有新的社会力量站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前头。辛亥革命与前此的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材料二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在政治上倒行逆施。在思想文化领域，一批现代文化的先驱者应运而出，准备发动一场比辛亥革命更为猛烈的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运动。这场运动主要发生在社会思想文化领域，从更深层次上讲，它是一种批判精神和理性思考的展现，倡导人们重新辨析和估计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一   19世纪初，被称为“普鲁士工业之父”的鲍埃特，曾经多次前往英法等国进行考察，回国后他积极传播科技知识。并且举办外国机器设备展。他还要求负责管理工业的其他官员也到国外去考察，并派出了到国外去学习科技的留学生。1819年，普鲁士成立了技术委员会，负责技术教育，出版科技书籍，举办工业展览等，19世纪三四十年代，普鲁士的农业团体频繁举办农业机器展览会和牲畜展览会，宣传和推广农业科技知识，这些活动对于推广新式农业机器和优良的家畜品种，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825年，普鲁士颁布法令，规定了岁至14岁的儿童必须入校学习。德国统一后，政府非常重视兴办职业技术学校，到1910年仅中等技术学校就有学生1356000人。1810年创办的柏林大学，提倡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强调学术自由，成为后来德国新建各个大学的典范，而卡尔斯鲁厄，达姆施塔特等地建立的工科大学，培养出了许多注重实用的科技人才。

——摘编自楚汉《科学技术与近代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材料二   人们发现，在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长期酝酿和发展的过程中，世界其他发达国家也曾面临过几乎同等的机遇和挑战，但唯独美国出现了新经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经济中产生了更早、更自觉的某些制度变革和创新，这些变革和创新较好地适应了历史进程的变化并使之服从于美国利益。从里根时期减税，降低管制到克林顿时期修改电信法，政府宏观政策的重要任务都是推动竞辛，从而培育了美国更为发达，灵活有效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了其对创新固有的激励作用。里根时期的星球大战计划虽然是“冷战”产物，但后来成为美国信息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克林顿执政时期，更是重视发展高新技术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对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此府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加大科技投入，加大基础研究预算拨款比重，制定产业技术力量政策。完善对高技术发展的组织领导，以及如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研究和开发等方面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摘编自周茂荣等《”新经济”解读—美国的奇迹和美国的知识经济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