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的地位可以从孔、孟两圣的生平经历中略见一斑。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十四年间先后到达卫、陈、曹、宋、郑、蔡诸国，但均未能找寻到施展抱负的舞台。与孔子相隔百年的亚圣孟子，同样在学成之后周游列国，历至梁、齐、宋、滕、鲁等国，不过与孔子一样，孟子的政治理念也始终未获明君赏识，最后负憾而终。

——摘编自袁宝龙《秦汉时期儒家思想地位的历史变迁》

材料二   叔孙通向刘邦提议，“儒生虽然不能一块和您打天下，但是可以辅佐您治理天下。臣愿意去召集鲁地的儒家学者，与臣一起制定礼仪。”为了让刘邦能够接受儒家的礼制，叔孙通从汉初实际情况出发，对儒家古礼进行改良，制定出了一套符合刘邦需求的礼法。刘邦看到后，感慨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可以如此尊贵！”

——摘编自《叔孙通：被遗忘的圣人》

材料三   董仲舒时期的儒学，通过对诸子之学的吸纳，其理论体系相当庞大，而其对现实的关注也在深入。其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天人感应”和大一统理念，强调君权神授以及国家政治思想各方面的高度统一，这几乎完美地满足了当时统治者对于政治哲学的一切需求。

——摘编自袁宝龙《秦汉时期儒家思想地位的历史变迁》

材料一 对于中国来说，虽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才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但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却已逾百年。考诸历史，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译介与传播，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由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两种因素通过20世纪初的赴日留学热潮联系在一起并相互作用。

一方面，以外国语言文本为载体的社会主义学说要想实现在中文语境下的传播，必须首先通过翻译实现向中国语言及中文文本的转化，才能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开始其“中国化”的旅程，另一方面，译介者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联系，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思想观念、成语典故等去阐释或附会西方社会主义学说。这样的译介阐释过程，体现了译介者的一种文化自觉。

——摘编自孙建昌《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译介与传播（1900—1908）》

材料二 关于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十月革命前主要表现为”以儒家思想整合相关概念”，十月革命后则是在“误读与选择中建构新的意识形态”。有学者指出：“严格地说，早期译介阶段还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早期译介阶段仅仅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与早期译介阶段相比，不仅是一个量的区别，也是一个质的区别”。

——摘编自齐卫平《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两个阶段比较》

材料一   稷下学宫是中国历史上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国办大学堂。“稷下”是指齐国都城临淄的稷门。齐国国君田午当政时期在此设立学宫，故名稷下学宫。由于齐国国君采取宽松、开放的文化政策，又能提供丰厚的待遇，因此学宫吸引了当时众家学派的著名人物的到来。稷下先生有大夫的称号，却无须主持国政，此举使得他们有别于正式官员，能够专心在学术方面发挥“不治而议论”的职能。作为战国时期一个庞大的养士机构，稷下学宫相当于政府的智囊团，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咨政议政。除此之外，稷下学宫又是学术交流中心，兼具人才培养的功能。各派学者大师在交流中吸收完善自己学派的学说，并著书立说，授之于弟子，为社会造就了一大批人才，为后世留下了《孟子》《荀子》《邹子》《慎子》等重要典籍。

材料二   柏拉图学园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设立的高等教育机构，大约于公元前387年由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创办，又称希腊学园。柏拉图学园是人才培养的高等学府，也是学术交流中心和研究机构。除了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立体几何的创始人泰阿泰德、圆锥曲线的发现者美涅克漠等科学家也都出自柏拉图学园。柏拉图以学园为根据地，讲述治国术，传播治国思想，培养“哲学王”般的政治人才，希望实现“理想国”。学园中的学术环境自由而活跃，师生之间自由讨论，但并不比稷下学宫的自由度更高。从哲学思想的传授看，其主要是柏拉图学说的发展与传承，如数学大师泰阿泰德、欧多克索斯等，他们“在所有基本问题上”与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与教育理念相一致。

——材料均摘编自贾万刚、褚宏祥、付萌《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的共性与差异》

材料一 利玛窦的《中国传教史》将孔子比拟为古代希腊的大哲学家，认为中国人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过着良善的道德生活。该书在当时的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世纪欧洲流行的洛可可艺术风格，深受中国输入的陶瓷、丝绸产品的影响，具有纤细、轻盈和繁琐的装饰性。18世纪，法国人魁奈创立了重农学派，其刊物大量引用中国的典籍。在魁奈的敦促下，路易十五模仿中国皇帝举行了显示重视农业的仪式“籍田大礼”。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1898年，严复节译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并结合中国的时政分析，掺杂进自己的大量发挥，出版了《天演论》。是书将进化论的适用范围推向极限，痛陈物竞天择、弱肉强食是万古不易的天演定律，一经刊印便风行全国。梁启超说：“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进化观念传入后，“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古人往往通过家训把自己及前辈的社会生活经验传授给子孙后代。有些家训在后世流传甚广，如周公、孔子留下的口头家训，北齐颜之推撰写的《颜氏家训》，还有唐太宗的《帝范》等。古代家训的内容主要有修身、治家、睦亲、处世、教学、婚姻、择业和仕宦八大类。其中，修身部分所占比重较大。家训实施的主要方法是对家庭成员进行规劝、诱导，但有时对违反家训者也会采取相应的处罚，如张榜公布其不良行为，宣布其为不孝、不贞，或者罚跪、鞭笞、禁食等。

——摘编自徐秀丽《中国古代家训通论》

材料二家书往往寄托着一个家庭难以忘怀的记忆，成为家庭文化的一部分。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与海外子女的书信往来频繁。他常问孩子“你们的意思怎么样呢？”“不知你的性情到底近这方面不？”他还告诫孩子“在纽约、芝加哥笔直的马路崭新的洋房里舒服混一世，这个人一定是过的毫无意味的平庸生活”，毕竟“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的路上走”，并提到“毕业后回来替祖国服务，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责任”。

——摘编自陈岚《＜梁启超家书＞中的家庭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材料一   李时珍青年时代三次乡试不中，遂随父学医，并很快成为一名医术精湛的医生。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李时珍发现历代医书谬误不少且多偏激守旧，遂立志对旧本草书籍进行全面整理和补充。为此，他“渔猎群书，搜罗百氏”，读遍子史经传、训诂注疏、金石农圈和医卜星相。李时珍带着研究本草的思路深入实地考察，足迹遍及今湖北、河北、安徽、江苏等地。为解决疑难，拜农民、渔人、车夫、樵夫等人为师。他搜集了大量的标本和民间单方，对药物的生长、分布情况作了详尽的记录。历经27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在1578年完成了近200万字的巨著《本草纲目》。这部著作自问世以来，在国内辗转翻刻近200次，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广泛流传于世界。达尔文称李时珍不仅是医学家，而且是一个博物学家，他的进化论思想汲取并引用了《本草纲目》的理论和例证。

——摘编自王剑、梅全喜《论李时珍＜本草纲目＞的伟大贡献及学术价值》

材料二   虽然达尔文在少年时代就表现出对博物学的浓厚兴趣，但他的父亲非常希望其成为一名牧师。进入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后，达尔文很快失去了对神学的兴趣，反而阅读了大量生物学方面的著作。在剑桥大学的亨斯罗教授的推荐下，1831年达尔文乘坐军舰贝格尔号进行了长达5年的环球考察。达尔文收集到了大量关于生物变异的实例，并获得了最初的物种起源问题意识。为证明生物进化与人工育种之间的联系，达尔文对150多种家鸽进行研究。1832年，达尔文将其想法写成一篇35页的纲领；1840年又写下物种起源的论著提纲，直到1859年《物种起源》第一版才出版。在此后数十年，达尔文出版多部著作继续阐述进化论思想。1882年，达尔文病逝后被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牛顿墓旁。

——摘编自包庆德等《进化论：自然选择与生物进化及其内在奥秘》

材料一   《海国图志》超越了当时多数中国人视野所能触及的地域，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和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如火轮船、地雷等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书中所记各国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文化教育、中外关系、宗教、历法、科学技术等，是近代国人谈世界史时不可绕过的里程碑式的“开山之作”。《海国图志》给闭塞已久的中国人以全新的近代世界概念，迫使人们思考西方何以强大而中国何以落后。在百卷本的《海国图志》中，魏源编撰的范围由地理和历史逐步扩展到工商业，并由风土人情扩展到经济、政治，由原来对西方坚船利炮等奇技的惊叹发展到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介绍。

——摘编自徐其成《〈海国图志〉对于促进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功用》

材料二   1908年，清政府拉开预备立宪序幕，梁启超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期望，并撰写《责任内阁释义》介绍英国的责任内阁制度以供清廷借鉴。但是“皇族内阁”的产生，让其黄粱梦碎。武昌起义爆发后，他顺应时势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提出了“虚君共和”，君主立宪被重新包装。革命派主张共和，对梁启超说法不置可否，而此时袁世凯态度又暧昧不明，梁启超算是孤军奋战。在形势逼迫下，他最终放弃了这一主张，拾起曾一度否定的民主共和制，完成了最后一次戏剧性的思想转变。至此，梁启超政治立场的纠结基本走到了终点。

——摘编自李泽鹏《梁启超思想巨变——戊戌变法后政治立场的诸多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