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西周实行官学教育，贵族垄断了教育。教育内容为“六艺”，其中“乐”、“射”和“御”是贵族的体育课，有明显的军事和教化目的。春秋战国私学兴起，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民间平民体育也逐渐盛行。上流社会热衷骑射行礼、投壶下棋。中下层流行郊游、蹴鞠。军中盛行武艺、角力，如魏国吴起常用负重跑、跳来锻炼士兵体能，将“魏武卒”打造成了精锐之师。医学家和养生者好导引行气养生之术，形成了“养神”和“养形”两大派别。古代体育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向内，追求身心自我完善，不事竞争、注重养生、形体自娱的体育文化形态。
——摘编自陈祥奎《轴心时代的中国与希腊体育比较研究》
材料二：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贵族教育强调通才教育，具有重视体育的传统。这种传统在资本主义兴起后更得到强化，1693年英国著名思想家洛克提出培养有“文雅风度”、“勇敢精神”、“健康体魄”，聚敛资本，使自己得到幸福的绅士。从此，身心并重成为绅士追求目标，体育活动成为教育必不可少的内容，“绅士体育”兴起。产业革命发生后，绅士们追求财富、享受生活，追求高品质的人生目标，推动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在产业革命和“绅士体育”影响下，健康和娱乐的需求空前增长，以足球、橄榄球、网球、射箭、击剑、高尔夫、水上和冰上项目等为代表的“户外运动”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
——摘编自【美】斯特恩斯等《全球文明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体育运动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英国“绅士体育”兴起的历史背景和影响。
材料一 孔子认为，夏朝以来，国家进入了“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尤其是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和周公旦，这六位君子恪守礼制，并依此彰明道义，成就信用，明察过失，倡导仁爱，讲究谦让，使政治清明、人民生活安逸，实践了小康社会的发展方向。与大同社会比，小康社会包含以下特征：“天下为家”的专制制度、“大人世及以为礼”的阶级礼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家庭赡养制度、“礼义以为纪”的社会制度。小康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不再那么安定宁和，但仍不失为一个美好的社会。人们可以用礼法来维持社会秩序，去除祸乱，保障君臣有序、父子有情、兄弟和睦、夫妇好和，构建了一个差别有等、上下有序的社会。
——摘编自满新英《“大同思想”与“小康社会”》
材料二 王夫之不拘泥于任何门户之见，他曾将老子哲学中“极则反”的循环论改造成“天地之化日新”的发展观，将佛教的“能”“所”范畴改造成一种唯物主义认识论范畴。在政治上，他既反对法家的严刑苛法，又看到儒家单纯强调人治和德治的弊端，因而提出“任人”与“任法”二者不可偏废的观点。除此之外，在与外来文化的交融中，王夫之也表现出极为开放的态度：“夫唯通市以无所隐，而视敌国之民犹吾民也；敌国之财皆吾财也。既得其欢心，抑济吾之匮乏……本固邦仁，洞然以虚实示人，而奸究之径亦塞，利于国，惠于民，择术之智，仁亦存焉。善谋国者，何惮而不为也。”
——摘编自周秋光、黄召凤《王夫之思想与习近平传统文化观》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孔子和王夫之的思想体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孔子提出“小康”概念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王夫之的思想。
材料一 康雍乾三朝除了宣扬武功的方略外，还编写字典、韵书、类书及经书的集解，动员了不少当世的学者，从而引导了学术界的方向，形成了一个学术群体：乾嘉学派。顾炎武、戴震、段玉裁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对传统文化原典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考订和诠释，在经史子集等方面，都有不少突破性的成果和总结性的成就。乾嘉学派的许多学者强调“实事求是”的精神，注重具体分析的方法，讲求言必有据、无证不信的态度，为由传统学术研究向近代学术研究转化提供了沟通的桥梁。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等
材料二 沙龙兴起于15世纪的欧洲，在当时指的是装扮艺术品的房间。16世纪末传入法国，最初指的是卢佛尔宫的画廊，后逐渐演变为聊天、玩纸牌和谈论文学与艺术的场所。17世纪初，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沙龙开始出现，这就是德·朗布依埃夫人的蓝色沙龙。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沙龙的话题由文学艺术转变为政治性的话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罗兰夫人的沙龙，这个沙龙被誉为“吉伦特派的灵魂”。18世纪时，沙龙发展到顶峰，这一时期兴起了众多各式各样的沙龙。诸如乔芙林夫人的哲学沙龙、莱斯比纳丝小姐的百科全书派沙龙以及内克夫人的政治沙龙等。
——据李国强《启蒙时代：法国沙龙的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乾嘉学派出现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法国沙龙文化的特点及影响。
材料 建国初期，各种传染疾病肆虐，卫生防疫条件落后。面对恶劣的卫生状况和经济形势，1949年，中央宣布成立卫生部；次年，卫生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会上专门论述了“团结和改造中西医”的问题，一直以来轻视排斥中医的现象仍未得到解决。1954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为中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年，卫生部设立中医司。随后，各省（自治区）、地（市）级卫生部门先后设立了中医处、中医科，承担中医医疗预防、中西医结合诊疗等职责；到1958年，中央发布了《中医师暂行条例》和《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法令法规；1960年间，中医医院数量增加到330所，中医学徒达8万多人；中央在各地组织大批中医工作者整理、总结、研究古典医籍和老中医的经验；并成立了中国药材公司，统一经营中药材。
—摘编自中央文献编辑室《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医事业述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扶持中医事业发展的措施。(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回答新中国大力发展中医事业的意义。
材料一 中国古代儒商和儒商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儒商初步形成，儒商文化随之出现；宋代儒商得到新生，儒商文化开始复兴；明清时期儒商发展走向兴盛，儒商文化成为主流商业文化。传统儒商文化是中国古代儒商把儒家思想与商品经济法则相整合所形成的经营理念、管理思想、行业准则和行为规范。传统儒商文化为当代儒商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材料二 传统儒商奉行儒家仁学思想，根据时代要求和社会需要对其加以阐发，以仁道和仁爱作为商业或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儒商特别重视义利之辨，主张在以义为先和为本的基础上取利和求利，强调公利优先，反对唯利是图。宋代以后诚信作为儒者的德行要求开始被商人吸收内化，对其加以发展并付诸实践，成为规范商业经营的伦理准则。儒家经典《大学》所说的“苟日斯，日日斯，又日新”，充分体现出儒家勇于追求和锐意创新的精神，这种思想为传统儒商所吸收和秉持，形成儒商本于天道的创新进取和永不言败的职业精神。儒商“好儒重文，倜傥有儒者风范；其人孝友礼让，仁义慈善，重族谊、乡里、故旧，恤孤弱，厚人伦，好善乐施，急公好义，热心社会公益活动”。
——以上材料摘编自徐国利《中国古代儒商发展历程和传统儒商文化新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儒商文化复兴的历史背景。(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商群体的共同特征并说明儒商文化的现实意义。
材料一 宋代知识分子人数众多，在社会上形成势力，他们作为政治上的一支独立力量有十分明显的表现。宋代由于积贫积弱，社会问题很多，一部分知识分子有感于形势严重，以天下为己任，奋起而挽救危亡。范仲淹提出传唱千古的口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王安石变法更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力求把变法革新进行到底。朱熹认为汉高祖、唐太宗都是假仁义以遂其私欲，有一定的反对君主独裁的精神。陈亮认为，生民之初，君主是人民推举出来的，应该为人民办事。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以林则徐 、魏源为代表的士大夫，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命题。虽遭遇举国冷遇的困境，却影响了后世国人对救国真理的探索过程。李鸿章受“师夷长技”思想的启发，开启了近代化的历史征程。面对甲午战败，梁启超等人更是“以敌为师”，他在《戊戌政变记》中将变法看作是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不断尝试的结果，认为林则徐等“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是变法的萌芽。甲午战败后“朝野乃知回法之不足侍”，于是“言变法者乃纷纷”，从而促成“天下人士咸知变法，风气大开矣”。戊戌政变后的清末新政“不仅继承了洋务运动的事业，而且也继承了百日维新的事业”，当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时候，它同时又保留和完善了这一部分改革的成果。辛亥革命后，面对社会乱象，孙中山继续为革命事业奔走号呼。陈独秀也将新文化看作是国人救国方案和思想启蒙不断走向成熟的结果，认识到“价值观才是根基。没有多数国民之价值观念的转变，共和制度就成了无本之木”。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知识分子挽救社会危机的思想行动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前期国人探索救国之路的特点。
材料 墨子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善于制作机巧器械的手工劳动者，有自己独到的工巧思想。墨子肯定了“巧”在工艺造物中的美学标准，认为“巧”是工艺技术水平的反映。同时他认为工巧的前提是“利人”，不利于人民百姓的“奇巧”和“淫巧”是“拙”，因而反对过度装饰，批判当朝贵族的奢侈之风，由此实现了“工巧”与“利人”的辩证统一。此外，百工的造物活动须有法可依，最高的法则是“法天”，造物活动要遵从上天的“兼爱”和“交利”之意旨，也含有符合于天的自然规律之内涵。墨子的工巧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论色彩，为战国乃至汉代工艺造物的繁荣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基础。
——摘编自余静贵《论墨子的工艺美学观》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墨子工巧思想的内涵。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墨子的工巧思想。
材料一 在列强大炮的开道下,以及随之而至的文化侵略中,传统的教育制度和框架由于其固有的根深蒂固依然存在和维持着。伴随着洋枪洋炮而至的宗教活动所产生的宗教教育。随着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不断深化,宗教教育在实际上常常体现着教会教育。鸦片战争后“睁眼看世界”的一批思想家和官员们满怀爱国情结,疾呼和呐喊,他们都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反思。在这些思想先导的奠基下,到了世纪年代末,开始了真正西方意义上的中国“西学”,亦即出现了完全参照西方学校所开办的学校,对中国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高山波《论中国近代教育主题的嬗变》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建立了政治工作机构,开设了马列主义课程,明确了高等教育为工农开门,为生产服务的方向。从1952年起,教育部规定大学从一年级开始采用苏联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组织教师翻译苏联教材,成立教研室。另外,批判了“通才”教育和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明确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1952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院系调整。到1966年以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一个包括基础学科、技术学科、社会学科、艺术、体育、外语、师范教育的高等教育体系。
——摘编自顾明远《中国高等教育传统的演变和形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前期教育出现的变化。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初期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并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 “天命观”是儒家哲学中最基本的哲学范畴之一，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同时，孔子重“人事”而轻“鬼事”，重“生”轻“死”，对鬼神和死持“避而不谈”的态度。孟子延承了孔子天命思想，他将天作为其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诚者，天之道也”。诚是它的本质属性，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本原，人的性善和仁义理智等都来自于天赋，由此延伸出的是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主张修身行法，强化了人的主体性与自觉性。荀子继承孔子重道德、重人事、重天命的观念，更进一步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顺应天道为人类造福，君子之道不等于天道，一者曰统一的关键是克服情欲从而“人定胜天”。
——摘编自赵旸《先秦儒家的天命观》
材料二 汉初君臣从秦王朝的灭亡中吸取教训，奉行“黄老”的无为而治，实行较为宽松的统治政策，与民休息，稳定社会秩序，经过几十年的恢复，西汉王朝在汉武帝时达到了鼎盛时期，儒家学者董仲舒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以期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儒家学说代替黄老之学成为统治思想。这时的儒家学说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先秦儒学的内容，而是在吸收先秦儒、道、墨、名、法、阴阳各家学说的基础上的再创造。作为一种官学，它不同于普通的学术流派，而是摆脱了学派的藩篱，兼容并包各种学说，为现实社会服务，具有“杂家”的色彩。
——摘编自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先秦儒家三位代表人物的天命观思想。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儒学的特点，并分析形成特点的原因。
材料一 伏尔泰认为孔子的哲学是一种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的新的“理性宗教”，它与欧洲盛行的那种基于迷信的“神示宗教”完全不同。出于对法国专制制度和暴君统治的深恶痛绝，启蒙思想家们盛赞中国的法律和道德。孟德斯鸠认可中国的孝道“对父亲的这种尊敬，就要父亲以爱还报其子女，官吏要以爱还报其治下的老百姓”。由于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和向往，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强烈的“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取向。
——摘编自陈超《明末清初的“东学西渐”和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
材料二 陈独秀等急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既是对西方文化的体认和对中国传统的批判，也是出于民族救亡的需要。他们把人民看作是“无知”、 “落后”的一群，自命为“先知先觉”者。启蒙思想家讨论了保证政治自由的政制、法律，提出了符合资产阶级要求的人权原则和立法原则，法国百科全书派以《科学、艺术和工艺百科全书》作为工具，来宣传他们自己的理论并应用到一切知识对象上去。
——摘编自陈国清《论中、法“启蒙运动”的若干差异》
(1)据材料一，指出伏尔泰、孟德斯鸠对中国传统文化“为我所用”的表现，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启蒙思想家推崇中国文化的背景。
(2)据材料一、二，说明新文化运动与启蒙运动的不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