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4至17世纪中期，伦敦先后爆发过20多次大小瘟疫。面对最初的黑死病疫情，教皇亲自设计弥撒驱逐瘟疫，教会则通过教堂担负起医疗救治的责任。政府规定严禁曝尸街头，死者必须深埋；限制出入病疫区。许多地方当局还规定有传染嫌疑的房屋及家具要通风熏蒸、曝晒消毒，并向民众普及医学和公共卫生知识。英王对疫病重灾区免除征税，同时发布公告严控伦敦城内的屠宰活动，禁止污血流入街道或泰晤士河。随着疫病的扩散，政府进一步制定卫生法规，管制医药行业，推进医疗的正规化进程，并新建或重建多家医院。城市也开始设置清道夫清扫街道。到了16世纪，关注公共健康成了欧洲各大城市普遍的现象。这些医学上的变化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卫生革命”。
——摘编自魏晨光《从黑死病反观14—17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和医疗状况》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许多蛰伏的传染性疾病一度肆虐，鼠疫波及全国20多个省区，血吸虫病遍及长江以南所有省份。1949 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措施，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1950—1953 年连续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强调群防群治。通过传媒界的政治动员和教育界、文艺界的防疫宣传，卫生防疫工作上升为全民政治运动，流行的各种疫病很快得到了有效防控，全国城乡人口逐步上升。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14—17世纪英国应对疫情措施的背景并说明“卫生革命”的意义。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与英国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疫病防治的特点及作用。
材料 加尔文的“预定论”是16世纪初法国的产物，当时法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进入欧洲的先进行列。“唯信称义”是16世纪初德意志的产物，与“预定论”任务有所不同，路德的“唯信称义”的主要任务是依靠世俗封建诸侯的武装驱逐罗马教廷于国之外，获取真正的民族独立，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法国资产阶级当时的主要任务则是批判世俗的封建制度及为它服务的天主教理论，从而为资产阶级的成长开辟道路。“唯信称义”的重点是突出信仰，中心是解决人们如何从罪的折磨和罗马教廷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而“预定论”的重点则是解决现实中的社会问题，为资产阶级的发财致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日后的夺权与掌握政权镀上了一层圣光。加尔文的“预定论”与路德的“唯信称义”不同的另一个特点是它鼓励与依靠选民们自己去奋斗以实现其政治经济主张。
——摘编自于可《加尔文的“预定论”与资产阶级——兼与马丁路德“唯信称义”说比较》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加尔文“预定论”与路德“唯信称义”的不同。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加尔文和路德宗教改革的共同时代背景。
材料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研究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的步骤与措施。根据会议的讨论，中共中央于5月27日正式公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此后几年，从中央到地方教育经费逐年增加，教育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5.9%提高到1986年的9.5%。198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后，开始有步骤地在全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1987年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已超过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40%，初步形成了行业配套、结构合理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经过教育体制改革后的高等学校，1988年在校生总规模已达206万人。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经过调整充实后有了很大发展。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新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时期中国教育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时期中国教育改革的意义。
材料一
中世纪早期，君主实际上只能在自己直辖的领地行使主权，同时还受到教会的制约，而教皇既统驭世俗领袖，又管辖着教会的僧侣、“君权神授”和“政教合一”论是世俗国王必须服从教会和教皇的确凿的理论依据。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关注世俗王权的权威性和国家权威的重要性，17世纪，经历了文艺复兴的“解放”与“混乱”之后，国家权威、国王的权力在欧洲人看来格外重要，人们普遍接受了君主专制制度，并产生了“王权崇拜”观念。
——摘编自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约号题研究）
材料二
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和内在精神是以人生和人心为写照的，强调关注人的生命，重视人的价值。当认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时，中国传统文化不关注个性的培养，而强调人是家族的一员，且有浓重的“成员”意识。因此，中国传统人学具有浓重的伦理色彩，这也强化了内圣之学、道德修养和伦常思想。而西方人本主义的基本精神在于强调尊重人，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的利益。它更强调人与环境中的人的作用，以求在竞争中实现自我，所以，西方人本主义更重视平等、自由和个性解放。
——摘编自王寒松（中西人文主义精神比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7世纪前后西欧世俗王权地位的变化并简析其历史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的异同。
材料 近代中国的维新思想，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和清王朝专制危机日益加剧的形势下产生发展起来的。由于中国之前的闭关政策，中国成了隔绝世界的孤岛，戊戌变法可以说是闭关以后，中国文化突然落伍，受刺激的优秀民族必然奋起的抗争。另外，坚船炮利政策之失败，列强之集中环攻等，一些有远见的中国人就想来一番彻底的改革和维新。维新运动的代表首推康有为。康有为宣传维新变法的一个重要理论手法是仿洋改制，即提倡仿效外国变法，通过论述外国变法改制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的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指导。此外，康有为还运用了托古改制，这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同时也吸引了一批要求革新的知识分子，成为他宣传变法的得力助手和推进维新的骨干分子。康有为本想利用托古改制减少变法阻力，提高自己的成望，吸引广大士大夫。但却事与愿违，他的托古改制理论不仅不能为多数士大夫知识分子所接受，反而招致士大夫阶层群起而攻之。
——摘编自江银曼《论戊戌维新的政治思想》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维新思潮出现的时代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有为思想的特点并分析其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海国图志》超越了当时多数中国人视野所能触及的地域，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和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如火轮船、地雷等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书中所记各国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文化教育、中外关系、宗教、历法、科学技术等，是近代国人谈世界史时不可绕过的里程碑式的“开山之作”。《海国图志》给闭塞已久的中国人以全新的近代世界概念，迫使人们思考西方何以强大而中国何以落后。在百卷本的《海国图志》中，魏源编撰的范围由地理和历史逐步扩展到工商业，并由风土人情扩展到经济、政治，由原来对西方坚船利炮等奇技的惊叹发展到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介绍。
——摘编自徐其成《〈海国图志〉对于促进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功用》
材料二 1908年，清政府拉开预备立宪序幕，梁启超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期望，并撰写《责任内阁释义》介绍英国的责任内阁制度以供清廷借鉴。但是“皇族内阁”的产生，让其黄粱梦碎。武昌起义爆发后，他顺应时势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提出了“虚君共和”，君主立宪被重新包装。革命派主张共和，对梁启超说法不置可否，而此时袁世凯态度又暧昧不明，梁启超算是孤军奋战。在形势逼迫下，他最终放弃了这一主张，拾起曾一度否定的民主共和制，完成了最后一次戏剧性的思想转变。至此，梁启超政治立场的纠结基本走到了终点。
——摘编自李泽鹏《梁启超思想巨变——戊戌变法后政治立场的诸多徘徊》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源撰写《海国图志》的历史作用。
(2)根据材料二，指出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转变的原因。
材料一 1949年《共同纲领》规定：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纲领已经确定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是为工农服务的，是为生产建设服务的。1950年，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确定，工农教育首先以识字教育为主，扫盲教育应配合国家各项生产建设的开展。同年，高等院校进行了调整，在各类学校中优先录取工农子女入学接受教育。高等学校先后聘请苏联专家共861人，担任顾问或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摘编自苏渭昌《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材料二 1978年随着教育界拨乱反正，全国各地流行“尊师重教”的口号。1988年以后重视“数理化”“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一教育口号在当时深埋人心。在农村地.区则流行“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199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决定》提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适应21世纪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战略思想。
(1)根据材料一概括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教育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78年以来人民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民本思想在我国产生的时间较早，周公就不止一次地告诫群臣子弟，要“知稼墙 之艰难"，要知道民众的痛苦。孟子认为"君以民为本，社稷亦以民而立，故民为贵。君与社稷虽有轻重，但皆为民服务”。荀子认为“足国之道，节用裕民”。墨子认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唐太宗认为“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明末清初黄宗羲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张，认为君主应该“以天下万民为事”的观点。这些观点主张中，无不蕴含着朴素的民本思想。
——摘编自游唤民《先秦儒家民本思想论》等
材料二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段，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 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 党反动派及其帮凶实行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它们乱说乱动。如果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80 -90%0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 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摘编自《论人民民主专政》
材料三 毛泽东站在历史唯物论的理论高度，全面论证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尊重群众服务群众和关心群众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共产党人的 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把群众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群众看作是我党排除艰难险阻克敌制胜的法宝和根本保证，从而使传 统的民本观发生质变，升华为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而且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彻底地付诸实践。国家真正以民为本，老百姓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在新中国变成了现实。
——摘编自蒋秀碧《毛泽东的群众观和古代的民本思想》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传统民本思想的主要内涵，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民本思想的局限性。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概括毛泽东人民观的进步性。
材料一 北宋仁宗（1022-1063在位）时期，面对社会挑战，许多士大夫萌发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便由佛老的虚无本体之学转向以气为本体的实体之学，崇尚词赋的浮华之风转向“明经致用”的经世之学。宋儒针对“重义轻利”的思想传统，大力提倡“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不管是“庆历新政”，还是“ 熙宁改革”，都是在实学理论指导下进行。明清思想家将实学推向高潮，地主阶级革新派和新兴市民阶层，构成了实学思潮高涨的主要社会基础。他们在明王朝覆亡的痛苦中，反思晚明理学的空疏实质。顾炎武强调学术一定要从经书和实际生活中得来，强调学者一定要去关注那些事关国家兴衰治乱之源和生民根本之计的问题，后来乾嘉学者进一步将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发扬光大。梁启超指出“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
——摘编自葛荣晋《论宋代实学》
材料二 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当中，毛泽东郑重发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时代呐喊，作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一系列闪耀实事求是璀璨思想光辉的精辟论断。……从1942年到1945年，毛泽东相继写下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著作，强调反对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及相关要求。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等重要著作，从人民战争的客观规律出发，精确研判抗战胜利后的国际国内局势，对解放战争不同阶段的作战方针和相关工作作出实事求是的战略安排和顶层设计，推动解放战争逐渐走向胜利。
——摘编自武文豪等《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及其新时代意蕴论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实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实学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核心要义，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带领全党同志继续发扬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取得的历史性巨大成就。
材料一 两汉的经学大师用儒家经义解释现行法律条文，这些注释经过朝廷的批准而具有法律效力，经学与律学关系密切。《唐律疏议》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直接把礼义道德规范纳入其中一些法律条文，使儒家学说法典化。明朝朱元璋“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让民间推荐年高德劭之人向民众宣读并讲解《大诰》《大明律》等，使民众知法畏法，不敢犯法；各地还普遍设立了“旌善亭”，以为表彰劝善之用。最终得以教化大行，秩序安定。
——据陈鹏生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历史作用。
材料二 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法治思想，以“宪法为依据，国会为基础，司法独立为根本”构筑成其理想中的“法治大厦”。梁启超指出，要实行法治，首先必须制定一部完善的宪法以为法治前提，否则法治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启超认为，民权是立宪的基础，立宪又可以保障民权。唯有兴民权，才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梁启超不仅是司法独立思想的积极倡导者，而且是司法独立原则的积极实践者。他认为，司法独立是立宪国的第一条件。
——据范忠信《认识法学家梁启超》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梁启超法治思想的进步之处。
材料三 从1950年开始，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制定了婚姻法、土地改革法、工会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选举法等法律法令。据统计，从1949年到1966年“文革”前，中央人民政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同制定法律、法令、决议及法律问题的决定127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人大先后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经济合同法、商标法等几部重要法律。1982年宪法颁布后，通过了涉外经济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公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此后，全国人大先后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写入宪法。
——摘编自许安标《新中国70年立法的成就与经验》
（3）阅读材料三，概括指出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立法的侧重点有何变化。并分析改革开放时期立法的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