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康有为从《民功篇》开始萌生，从《上清帝第一书》开始提议，让杰出的下层官员和士人与皇帝进行相对平等的对话，参预顶层的政治活动，即所谓“通下情”“慎左右”。此后，康又提出一系列的方案，如“增广南书房员数”“调入侍卫”“名曰议郎”“开门集议”“辟馆顾问”“制度局”及其变种。这些机构不管其名称如何，人员产生的方式如何，都有共同的特点：

一、设在宫中，直接向皇帝负责：

二、皇帝纡尊降贵，每天或经常召见之，共同讨论重大的政治问题：

三、人数不多，大约以二三十人为最大数量：

四、康本人应是这个机构的核心。如此来看，这样一个机构的性质应为是明确的，属精英政治，表面上是政治咨询机构，若一旦运作起来，实质上是政治决策机构，康可以通过这个机构来主导改革的方向。虽有“议郎”“国会”“立法院”等称谓，但与西方近代的代议制议会没有实质性的关系。康有为、梁启超用中国的传统典籍来理解和说明西方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说明了他们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的底色依旧以中学为主。尽管康、梁力图以西方的样式来改造中国，但他们并不具有相应的知识与能力，他们所认识的西方与日本，与真实的西方与日本有着相当大的差距。由此来看，康、梁是优秀的变法倡导者，却不是合适的新政策略家。就已经发生的事实而言戊戌变法的性质，我以为，“戊戌变法是一个以西方化为方向、以强国为目标的改革运动”，尽管康、梁对“西方化”、对“强国”有着非同寻常的自我理解。由于变法中途夭折，路还没有完全走完，很难判断其可能的结果。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

材料一   宋仁宗在位中期，部分士大夫针对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发起一次政治改革。因其时年号为庆历，故史称“庆历新政”。新政的主要领导者为范仲淹。改革方案分为“十事”，其内容一为明黜陟，二为抑侥幸，三为精贡举，四为择官长，五为均公田，六为厚农桑，七为修戎备，八为减徭役，九为覃恩信，十为重命令。其中前五事有关吏治，后三事论富强，最后两事系前八事之运用。在反对派激烈攻击下，范仲淹不得不于庆历四年六月自请出外巡边，改革集团其他人物继之纷纷贬逐出朝。庆历新政昙花一现。

——摘编自张帆著《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庆历五年十一月，范仲淹被调到邓州任知州，留下了名篇《岳阳楼记》，其中的名句传达出以忧国忧民为先、不计较个人荣辱的精神品质，成为范仲淹留给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范仲淹在邓州、杭州、青州等地担任知州时，采取积极有为的“荒政三策”，有效地缓解了灾情，赈济了灾民。皇祐四年五月，范仲淹因病去世。范仲淹生前不经营家产，全家老小70余口只能住在官舍里为他守丧。

——摘编自游彪等著《中国通史大师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