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有部分学者这样评价明治维新“:天皇制绝对主义是……代表绝对主义封建反动的一面。”关于以地税改革为中心的土地制度的变革，他们认为,改革后的地税仍是封建地租，只不过缴纳的对象由领主变为国家，地租的形式由实物变为货币而已。他们认为,“新地税的性质,在本质上和农民耕种领主的土地被征收封建贡租完全一样”。但是，众所周知，新的地税被政府用来兴办了一系列工矿企业,变成了对华族和士族的支付公债，促使其转化为工商业金融资本，起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以地税为主的财政收入，被大量地用于修建铁道和船只,扩大了资本主义市场。土地的自由买卖,自由种植,农民具有了自由身份,使农民大批破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者,有利于原始积累的进程，加速了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张敬秀《明治维新性质再辨析》

材料   农奴制改革后，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反对教育中的等级制。1861年，政府在解放农奴的同时，决定发展乡村初等教育。除原属救会的学校外，其余新办学校全归国民长育部管理。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初等国民学校章程》，地方自治机构、社会团体和个人可以办学，入学儿童无等级、信仰方面的限制。在各省、县建立学校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的组成要体现民主的原则。在1861-1871年的10年间，地方自治会小学成为俄国当时最流行的初等学校类型。由于经济发展，七十年代又兴办下许多工矿，交通，农林等专门技术性院校，高级女子专修班在60至70年代得以建立。

——摘编自陈美玲《俄国1861年改革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材料 随着农奴制的废除，欧俄城市出现住房拥挤、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为缓解社会压力和应对日本在远东地区的扩张；沙俄政府决定开发远东地区。政府鼓励向西伯利亚移民的政策带来了西伯利亚城市工商业发展的高潮。在此定居的手工业者和商人推动了城市的经济建设，也积极参加到国家杜马的选举中。同时，图书馆、博物馆等基础设施开始增多，一大批矿业学校建立起来。西伯利亚地区不仅获得了欧俄的经济支持，还获得了海外资本的关注，当地的支柱性产业多为外国资本家经营。西伯利亚地区开发满足了俄国对该地区石油等资源开采的需求，成为欧俄地区工业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基地，同时也把西伯利亚城市带入了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摘编自卜雅凡、黄秋迪《1861—1917年欧俄移民活动与西伯利亚城市现代化》

材料   拿破仑远征埃及，除了军队外还以“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名义带上了庞大的科学考察团。成员包括著名数学家蒙日、化学家贝托莱、矿物学家多洛米厄、美术家德农等21名学者，还有3名天文学家、17名民用工程师、13名博物学家和矿业工程师、13名地理学家、3名火药工程师、3名建筑师、8名计划师和绘图师、10名机械师、1名雕刻家等人员。......他们到埃及后，有的向盐碱地夺宝，炼制泡碱，有的建立了制造厂、制硝厂等，还有的挖掘相关当地文物资源。学者系统的调查搜寻工作，为《埃及志》的编纂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此志对埃及工业、农业、商业的发展提出了系统建议，也为当时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改革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帮助。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   面对自汉以来选官的“门望”与“贤才”之争，孝文帝既重事功，也不排斥能力，以皇权调和了二者的关系...孝文帝常以“论考之事，理在不轻,问绩之方，应关朕听”为指导思想，形成对官员考课的定制，在废除原有部落色彩的“领民”、“酋长”等官职的基础上，将鲜卑官名和内朝融入了中原传统的官职中，代之以廷尉、九卿等汉族传统官名，加强了对官僚队伍的管理和控制，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荡涤了鲜卑氏族机构的痕迹，扭转了中央、地方胡汉二重体制，统一和协调了北魏政权封建官僚体制。

——摘编自戴卫红《北魏考课制度与官员的选举》

材料   自1853年黑船来袭后，列强接踵而至，日本的主权遭到破坏。因此，明治维新后，走向近代化的日本便着手修改不平等条约。但整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努力结果却是令人沮丧的。1879年井上馨就任外务卿，他认为若日本想实现修改条约，则必先成为亚洲的“欧化新帝国”。为博取列强的好感，日本政府于1881年开始在东京建造具有欧洲文艺复兴风格的鹿鸣馆。政府经常在此举办一些欧式娱乐活动以取悦列强，从而掀起了史称“鹿鸣馆时代”的席卷全国的欧化风潮。这类活动将政府欧化表演推向高潮，从生活习惯、服饰的欧化，到戏剧、美术等文艺方而的欧化改良，甚至出现了语言拉丁化、改良人种的主张。……文明开化基本限手东京等大城市，而在农村，一眼望去仍然是江户时代的风景。1887年7月末，日本与欧美列强的改约交涉无限延期。国内抗议与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当年9月，井上馨辞职，鹿鸣馆外交宣告破产。

——摘编自张国义《论鹿鸣馆时代日本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