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572年，年仅12岁的明神宗即位，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面对当时政治上纲纪废弛、贪污盛行，经济上入不敷出、国困民穷的状况，张居止开启了涵盖史治、理财、学风、边政、治河、漕运等各个方面的改革，重点是政治上的考成法和经济上的丈量田亩、推行“一条鞭法”。张居正首推考成法，以雷霆之力整肃官场，稽查政令执行情况，设定完成期限，严肃查处政令延误现象，并将奉行朝廷政令情况作为官吏考核的依据；针对当时土地兼并严重，豪强利用种种特权隐瞒土地、逃避赋税徭役，把负担变相转嫁到贫民身上的状况，张居正通令丈量全国田亩，按照土地实际占有情况征收田赋，严惩隐瞒田地之罪，丈量后全国田数有七百多万顷。在此基础上，张居正将海瑞等人在南方试行的“一条鞭法”在全国推行，把原来按照户、丁派役的方法改变为按照丁、粮派役，将名目繁多的各种杂税、力役归入田赋，按田亩核算，并折算成银两统一征收，差役由政府以银雇人充当。

——摘编自刘洪强《大明“救时之相”张居正》

材料   同样是打破血缘贵族政治，梭伦突出的是按财富划分社会等级，商鞅则按照军功划分政治地位；前者承认并鼓励私人创造财富，后者则引导国民埋首农田或扑向战场。商鞅变法后，很多平民开始走向政治道路，张仪、吕不韦、李斯等来自他国的移民跻身卿相，在这一点上，商鞅变法比梭伦改革要更彻底。这种社会层级过度平面化的政治使王权也受到挑战，只有通过不断强化君主权威才能阻遏混乱、维护秩序。而雅典濒临海洋，以工商业立国，居民也多是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移民，人口约20万，这样的小城邦更容易实行民主制。

——摘编自张国刚《商鞅的变法之道》

材料       历史现象有时非常有趣，我们现在都说王安石变法，如果不提宋神宗的话，一般大家可能会把宋神宗给忽略掉。这其实是因为南宋以后，人们对王安石变法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认为他祸国殃民,导致了北宋的灭亡。但王安石改革是经过宋神宗批准的，而中国政治文化中,皇帝是不可能犯错的，所以就需要将皇帝与王安石切割开，把责任都推给王安石。虽然王安石确实是这次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但在君主集权体制下，毫无疑问宋神宗才是处于决定性地位的主导者。宋神宗的父亲宋英宗不是宋仁宗的亲儿子，所以神宗对自己皇位继承的合法性有一种焦虑感。为了证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正统性，加强君主专制，宋神宗需要借助一股力量去对抗士大夫的权力。宋神宗有很大的抱负，想要富国强兵，进而收复燕云，但在当时的大臣中，只有王安石支持他。从南宋起，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基本上都处于负面的状态。到了晚清，梁启超第一次用现代理念对王安石做了全面的研究，并对王安石变法给予积极的评价。改革开放以后，受民主思潮和民本思想的影响，发现王安石变法也损害了下层民众的利益，一些宋史学者提出了否定的、商榷性的意见。在80年代后的宋史学界，这种争论几乎成为一种常态。

——摘编自虞云国、张钰翰《去符号：还原真实的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