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同治十一年6月15日的《申报》载：“上海各租界内，街道整齐，廊檐洁净。一切秽物亵衣，无许暴露。尘土拉杂，无许堆积。偶有遗弃秽杂等物，责成长夫巡视收拾。……街面偶有缺陷、泥泞之处，即登时督石工为之修理；炎天常有燥土飞尘之患，则当时设水车为浇洒；虑积水之淹没也，则遍处有水沟以流其恶；虑积秽之熏蒸也，则清晨纵粪担以出其垢。”

材料二   同治十一年9月25日的《申报》载：“居民王阿保等10余人，违反工部局关于挑粪过街必须加盖桶盖的规定，挑着无盖粪桶过街，经巡捕劝阻不听，被拿送会审公廨。各被拘留一天。”同治十一年10月8日的《申报》载：“同年，一位广东籍人在美国公馆门口便溺，被巡捕拿送会审公廨，会审公廨以其情节严重，‘枷号三日，以示惩儆’。”

材料三   “租界均有电灯，英界尤多，如星罗棋布然，晚间照耀，无异白昼，颇便行人。”租界内外的中国居民最初以为电灯照明“将遭雷击”，一时“人心汹汹，不可抑制”。上海道邵友濂甚至下令“查明中国商人点用者共有几家”，“按户知照，禁止电灯，以免不测”。寝久人们渐悟电灯的优越，遂争相使用电灯照明，“戏园、酒馆、烟室、茗寮，更无不皎洁当空，清光璀璨”。

材料四   “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礼堂所备证书（有新郎、新妇、证婚人、介绍人、主婚人姓名），由证明人宣读、介绍人（即媒妁）、证婚人、男女宾代表皆有颂词，亦有由主婚人宣读训词，来宾唱文明结婚歌者。”新郎新娘则交换饰物、相对鞠躬、继谢证婚人、介绍人各三鞠躬，并行谒见主婚人及双方族人之礼；全体退席后，开茶点、筵宴。

材料一   

材料二   

材料一   汉代的体育活动根植于汉代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之中。汉初，各家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促进了体育活动的发展。70多年后，“射、御、数”的体育教育被从“六艺”中剔除，竞争性和对抗性强的体育活动也逐渐变成了传习封建礼节、宣传封建道德的手段。东汉时期，更多的人追求“长生不死”和“肉体成仙”，所以，这时的体育活动特别注意保健和强身功能。当时，讲求呼吸守意的习禅方法与养生健体相互结合，也为体育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

——钱文军《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基础》

材料二   谭嗣同是我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由于受墨家任侠精神的影响，谭嗣同认为汉宋士人和学派之“任侠”精神是“依仁蹈义，舍命不渝”，应予以继承和弘扬，只有弘扬尚武之风、武侠之风、体育之风，民才自强、国将不衰。他认为西方诸国的强大在于“喜动”，而中国的落后在于“好静”，倡导引进西方体育，以体育兴国强民。他还主张“废缠足”、兴办“女学”，使妇女和男人享有同样的接受教育、参与体育的权力。

——戴伟宇《中国近代思想家谭嗣同体育思想考略》

材料一   在宋代，士庶服饰的儒雅化体现在服饰领域的各个方面。以头巾为例，头巾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的至爱，往往能显其风雅之情趣。尤其是以某一名士所戴头巾命名者，更是风行于世。如程子巾——相传宋代理学创立人程颢曾戴此巾，故名……宋代士大夫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浓郁的文化意识带进服饰天地，如林景熙诗曰：“爆竹声残事事新，独怜临镜尚儒巾。”在《历代名臣像》中岳飞就是头束幅巾、身着圆领襕衫的儒将形象。因此所谓“儒将”和“儒帅”，便成为宋人品藻军事将帅的一种审美风范。

——摘编自竺小恩《论宋代服饰文化的儒雅化趋向》

材料二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参议院解职辞中说：“又凡政治、法律、风俗、民智种种之事业，均须改良进步，（中国）始能与世界竞争。”惟其如此，辛亥革命后的改革社会风习之举，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就具有不可以区区视之的意义。民国初年，有人在《时报》上发表了以《新陈代谢》为题的文章，其中写道：……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风俗是指在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因素作用下，人民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惯爱好礼仪这是漫长岁月中形成的历史现象，形成过程中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材料一 纹章的时代流转纹章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战争中战士们所使用的盾牌形状或上面带有的简单符号，这些符号图形在战争中发挥着区分敌友的重要识别功能。中世纪的欧洲，士兵或仆从的头盔、旗帜、马饰、衣服等其他物品上，均装饰有其隶属主人的纹章。1547年爱德华六世即位后，英国议会法令明确规定，宗教法庭所使用的印章必须刻上国王的盾形纹徽。到伊丽莎白后期，除了国王的徽章，其他私人徽章几乎全被取消。17、18世纪，刻有纹章图案的瓷器在欧洲盛行，皇家、贵族及普通平民，都可以在生活用品中展示自己的纹章。

材料二 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进呈《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以“辫发长重，行动则摇，误缠机器，可以立死。……辫发与机器不相容也。且兵争之世，执戈跨马，辫尤不便，其势不能不去之。……”为言，力主“断发”。剪辫与否本身不会给社会生活带来多大影响，但在近代中国它显然又带有观念变革的意义。孙中山割辫子于广州起义失败之后，显示了一个革命先行者同王朝的决裂。黎元洪割辫于武昌起义的枪口逼迫之下，显示了一个旧官僚在推拽之下的政治转折。袁世凯割辫于就任民国大总统前夕，显示了一个“名义上是共和主义者，但内心却是专制君主”的人舍鱼而取熊掌的权衡。

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于1912年3月5日发出《临时政府公报》第29号，规定令到之日限20日，军民一律剪掉辫子。此令发布后，大部分商民立即减去了辫子。有的在剪发大会中与数千人集体把辫子剪掉，有的却被手持剪刀的军警以强制方式剪去。在1912年初，是否剪了辫子，成了革命与不革命的标志。新政府也用强制手段来速成改朝换代的“剪辫令”。最终在国民政府的推动下，促成了中国男性剪辫运动的高潮。

——《清末民初近代中国社会转型》

材料一   深衣是汉族传承时间最久的传统服饰之一，因上衣、下裳相连，“被体深遽”而得名，后来成为儒生的专有服饰。南宋理学家朱熹曾设计了一种礼服，称为“朱子深衣”，它的每个细节都融入了儒家理念。其上衣为四幅（布），代表一年有四季；下裳为六幅，破为十二，即由十二片布组成，代表一年有十二个月，体现“天人合一”思想；衣袖呈圆弧状以应规，交领处矩状以应方，代表做人要规矩；后背处一条中缝从颈根到脚踝垂直而下，代表做人要正直。

——据《朱子家礼》等整理

材料一   1912年，孙中山提出要设计一种既能体现革命精神、又符合中国人自身审美需求并兼具实用功能的新式服装，这就是后来的“中山装”。中山装在继承传统理念的基础上寓意了一些新观念：衣服前脸四个兜，象征礼义廉耻；门襟五粒纽扣，代表“五权（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分立”；左右袖口各三粒纽扣，分别表示“三民主义”和共和理念（自由、平等、博爱）。在孙中山的带领下，民众争相穿着，中山装迅速流行开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山装还逐渐成为了继承孙中山遗志的象征。

——据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构建与传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