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文化也相应由中古形态向近代形态转轨。明清时期启蒙思想在学术上的表现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化的趋势。中国文化的近代性并非全然由西方舶来，而是西学与中国自发的启蒙文化互相激荡、互相汇合的结果。徐光启在西学东渐之前即已运用数学语言并且擅长实证研究，顾炎武开始区分天下与国家的概念。王夫之阐明了物质不灭论、能量守恒论、进化史观、文化中心多元论等唯物主义思想。黄宗羲开辟了民主主义政治理念的先路。

—摘编自冯天输《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近代性转向》

材料二   赢得个性自由的人文主义者才有可能发展成为具有多方面能力的个人;充满竞争的生存条件也促使他们必须具有多方面的造诣。在意大利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17世纪，也是多才多艺之人辈出的时代。当时没有一部名人传记不在主人公的主要成就之外谈到他在其他方面的造诣，而这些造诣总是超出一般水平。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不但要研究古代经典理论，还要研究地理、历史、文学;不但要翻译古代的戏剧，还要同时兼做导演;此外，他还可能是一名地方长官、外交家。

—摘编自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材料一   中国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治理”理念。《尚书》即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儒法道各家提出不同的治国理念，以“王道”、“霸道”、“帝道”构建理想的治理模式。汉武帝虽将儒学作为治国核心思想，但也借鉴了法家许多主张。在此之后，历代统治者对儒、法普遍采取了兼容并收的态度。中国人重血缘和亲情，中国基层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中国历代统治者深知，将皇权伸入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既不现实也没必要，在广大乡村更多地利用乡绅进行管理，官、吏、绅三者的有效配合，实现了基层的长治久安。自古以来，中国在国家治理方面就有着深入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间虽也面临内部和外部挑战，但中国作为“大一统”的整体都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自我修复能力，没有像欧洲大陆一样很早便裂变为许多个国家。

——摘编自陈忠海《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等

材料二   启蒙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治理最核心的理论渊源、思想根基和价值取向。它认为：科学理性能有效解释自然现象，将其推广至政治生活领域必将有助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有序运行；封建专政纵权、贪腐、压迫民众，原因在于权力不受限制；国民或公民应该在国家的物质生活、法律制定、权力运行、文化创造、社会管理等方面发挥从未有过的作用；主张每一位公民均可以“无差别地”参与到国家运行与对国家的治理、监督中，国家有责任保护公民个人参政的基本权利；政府应主导实施国民教育，培养具有“自由”、“平等”、“博爱”精神以及热爱民族国家、民主政治的合格公民。这些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建立和治理，而且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

——摘编自季卫兵《西方启蒙主义的国家治理取向及其影响》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等政治制度，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坚实基础。

——摘编自季春芳李正华《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析》

材料一受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莎士比亚的作品把新兴市民阶层的喜怒哀乐和他们的故事搬上舞台，通过对人的尊严、价值和力量的热情讴歌，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莎士比亚创作初期，英国正处于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时期，当时英国是世界上的海军强国，经济繁荣，文学璀璨辉煌。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君主往往是反面角色，尽管如此，伊丽莎白女王并不阻挠莎士比亚创作，反而支持莎士比亚剧院。

莎士比亚戏剧在17世纪陆续传入德、法、意、俄和北欧诸国……形成全球范围的西方戏剧文化圈。随着英语覆盖地域的剧增，莎士比亚戏剧迅速膨胀为世界性的戏剧遗产。

材料二受当时反理学、反传统、反专制的异端思想影响，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以情反理”，《南柯记》《邯郸记》充满了对社会现实秩序的批判意识和否定精神。汤显祖的戏剧题材范围比较狭窄，作为一个正统的士大夫文人，他的表现对象只是其熟悉的科举官宦生活，表达的是传统儒人的思想感情，其作品影响力局限于文人圈。

汤显祖遵循曲牌体戏曲规范进行创作，按照严格的曲律格范进行曲牌填词，运用的是雅化的文言曲词工具，其作品受到同时代和后世文人的极高赞誉，但在广大普通民众中难以产生共鸣。莎士比亚有着熔铸生活词汇的天赋，广泛采用当时蓬勃兴起的市井民间语言：民谣、俗语、俚语、古谚语等。

——摘编自《汤显祖和莎士比亚——16世纪戏剧双星的文化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