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15年9月至1916年1月出刊的《青年杂志》,尽管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已有明确的批评,但对于孔子、孔教、儒家纲常的态度则是相当温和的。陈独秀批评儒家纲常只是强调“三纲”,压抑了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并未从现实政治出发做更尖锐的抨击。然而,1915年12月袁世凯公然称帝,使当时的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也使陈独秀意识到中国思想界正面临着“新旧思潮之大激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新青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变得尖锐起来,并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孔子、孔教、儒家纲常这些传统价值观。

《新青年》为何批判孔子、孔教、儒家纲常?对于这个问题,百年来中国思想界则存在很大的分歧,有过激烈的论争,大体形成了两派观点。新文化运动的赞成者认为，孔子、孔教、儒家纲常这些传统价值观成为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旗帜和工具;为了保卫辛亥革命刚刚建立的共和制度,必须从思想上展开批判。批评者则认为，《新青年》之所以批判孔子、孔教、儒家纲常,在于追求西化而没有看到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中国的重要价值;错误地以为只有经过激烈的“反传统”,才能为中国现代化扫清障碍。

——摘编自李维武《<新青年>视野中的孔子，孔教与儒家纲常》

材料   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对国民性的改造，是对旧传统的摧毁，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但从一开始，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如陈独秀通过“最后觉悟之觉悟”所要达到的目标，仍然是指向国家、社会和群体的改造和进步，即是说，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面貌，它仍然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主线……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争个人的“天赋权利”——纯然个体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所以，当把这种本来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介绍输入，以抨击传统打倒孔子时，却不自觉遇上自己本来就有的上述集体主义的意识和无意识，遇上了这种仍然异常关怀国事民疾的社会政治的意识和无意识传统。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材料   19世纪与20世纪初期，儒学在中西方社会变革中不断传播又遇到诸多挑战。

材料 口号是一个时代的鲜明印记，下表是近代中国部分口号。

材料一   这过去造成义和团的原因，第一是道教。……第二原因，就是佛教。……第三原因，就是孔教。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戏，乃是造成义和拳的第四种原因。…最近第五原因，乃是那仇视新学妄自尊大之守旧党。……他们眼里，以各国夷人不懂得中国圣贤的纲常礼教，都是禽善，至于附和而且主张效法那禽鲁的中国人，不更可杀吗？……到了庚子年，有了保存国粹三教合一的义和拳出来，要杀尽禽兽，他这班理学名臣，自然十分痛快，以为是根本解决了。……现在制造义和团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洗灭不可。

——陈独秀《克林德碑》（1918年）

材料二   义和团，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重要事件，其重要不减于辛革命，然而一般人不但忽略了他的重要，并且对他怀着两个错误的观念：第一个错误的观念：憎恶义和田是野蛮的排外。……第二个错误观念：以为义和团事件是少数人之罪恶，列强不应因少数人之故惩罚全中国人民以巨额负担。

义和国的野蛮，义和团的顽旧与迷信，义和团时的恐怖空气，我都亲身经验过；我读八十年来中国的外交史、商业史，我终于不能否认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

——陈独秀《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1924年）

7 . 材料：晚清至民国时期国人对中国文化与西学的态度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

8 . 材料   下表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出现的主要口号：

材料：现代中国，既与世界文明同频共振，亦与古老的文化传统血脉相连。回望历史，灾难和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中华民族每一次都能在废墟中浴火重生，进而延续与开创生机盎然的文明形态。从根本上来说，这源于中华文明对于世界文明的兼容并包、反思互鉴。由今视之，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两次最为畫大的文化事件，塑造了中国多元一体的文明样貌、促成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一是公元一世纪时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其二是近世以来西方现代文化的传入。

——摘编自林雅华《“一带一路”的历史文化内涵》

材料   函一1907年。近仁老叔大人尊前：半年之中通问殊少，吾叔或能谅我懒也。日前，乃以儿女之私，辱吾叔殷殷垂示，侄非草木，宁不知感激遵命。……老叔欲得何家诗集者，请以书名见示，当为老叔得之也。此颂道安！侄骍顿首函二1914年。近仁老叔足下：得六月十三日手书，喜极。此函之前，曾有一书，收到后已奉答，想曾达览矣。……近读何书？亦乞见示。匆匆奉白，即祝珍摄！并请菊坪夫人秋安！适顿首函三1917年。胡近仁君：匆匆一别，已隔百余里。……此法无论如何，终有益无损耳。匆匆不及见湘帆一别，见时乞代致意为荷。菊夫人处亦望致意。适函四1920年。老近：谢谢你的信。我的病好些了。……可惜我病中不能细谈诗。我的女儿名素菲，身体还好。你们修县志，修的怎么样了？适

——摘编自《胡适书信集》

（注：以上信函为胡适与胡近仁小叔来往信函。1910—1917年胡适留学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