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大卫•科波菲尔（节选）

狄更斯

如今，我对世事已有足够了解，因而几乎对任何事物都不再引以为怪了。不过像我这样小小年纪就如此轻易地遭人遗弃，即使是现在，也不免使我感到有点儿吃惊。好端端一个极有才华、观察力强、聪明热情、敏感机灵的孩子，突然身心两伤，可居然没有人出来为他说一句话，我觉得这实在是咄咄怪事。没有一个人出来为我说一句话，于是在我十岁那年，我就成了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里的一名小童工了。

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坐落在河边，位于黑衣修士区。那地方经过后来的改建，现在已经变了样了。当年那儿是一条狭窄的街道，街道尽头的一座房子，就是这家货行。街道曲曲弯弯直达河边，尽头处有几级台阶，供人们上船下船之用。货行的房子又破又旧，有个自用的小码头和码头相连，涨潮时是一片水，退潮时是一片泥。这座房子真正是老鼠横行的地方。它那些镶有护墙板的房间，我敢说，经过上百年的尘污烟熏，已经分辨不出是什么颜色了；它的地板和楼梯都已腐烂；地下室里，成群的灰色大老鼠东奔西窜，吱吱乱叫；这儿到处是污垢和腐臭：凡此种种，在我的心里，已不是多年前的事，而是此时此刻眼前的情景了。它们全都出现在我的眼前，就跟当年那倒霉的日子里，我颤抖的手被昆宁先生握着，第一次置身其间时见到的完全一样。

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跟各色人等都有生意上的往来，不过其中重要的一项是给一些邮船供应葡萄酒和烈性酒。我现在已经记不起这些船主要开往什么地方，不过我想，其中有些是开往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的。我现在还记得，这种买卖的结果之一是有了许多空瓶子。于是有一些大人和小孩就着亮光检查这些瓶子，扔掉破裂的，把完好的洗刷干净。摆弄完空瓶子，就往装满酒的瓶子上贴标签，塞上合适的软木塞，或者是在软木塞上封上火漆，盖上印，然后还得把完工的瓶子装箱。这全是我的活儿，我就是雇来干这些活儿的孩子中的一个。

连我在内，我们一共三四个人。我干活儿的地方，就在货行的一个角落里。昆宁先生要是高兴，他只要站在账房间他那张凳子最低的一根横档上，就能从账桌上面的那个窗子里看到我。在我如此荣幸地开始独自谋生的第一天早上，童工中年纪最大的那个奉命前来教我怎样干活儿。他叫米克·沃克，身上系一条破围裙，头上戴一顶纸帽子。他告诉我，他父亲是个船夫，在伦敦市长就职日，曾戴着黑色天鹅绒帽子参加步行仪仗队。他还告诉我，我们的主要伙伴是另一个男孩，在给我介绍时，我觉得他的名字很古怪，叫粉白·土豆。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并不是这个孩子起初的名字，而是货行里的人给他取的诨名，因为他面色灰白，像煮熟的土豆般粉白。粉白的父亲是个运水夫，还兼做消防队员，以此受雇于一家大剧院。他家还有别的亲人——我想是他的妹妹吧——在那儿扮演哑剧中的小鬼。

我竟沦落到跟这样一班人为伍，内心隐藏的痛苦，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我把这些天天在一起的伙伴跟我幸福的孩提时代的那些伙伴作了比较——更不要说跟斯蒂福思、特雷德尔那班人比较了——我觉得，想成为一个有学问、有名望的人的希望，已在我胸中破灭了。当时我感到绝望极了，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深深地感到羞辱。我年轻的心里痛苦地认定，我过去所学的、所想的、所喜爱的，以及激发我想象力和上进心的一切，都将一天天地渐渐离我而去，永远不再回来了，凡此种种，全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之中，绝非笔墨所能诉说。那天上午，每当米克·沃克离开时，我的眼泪就直往下掉，混进了我用来洗瓶子的水中。我呜咽着，仿佛我的心窝也有了一道裂口，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似的。

账房里的钟已指向12点30分，大家都准备去吃饭了。这时昆宁先生敲了敲窗子，打手势要我去账房。我进去了，发现那儿还有一个胖墩墩的中年男子，他身穿褐色外套、黑色马裤、黑色皮鞋，脑袋又大又亮，没有头发，光秃得像个鸡蛋，他的大脸盘完全对着我。他的衣服破旧，但装了一条颇为神气的衬衣硬领。他手里拿着一根很有气派的手杖，手杖上系有一对已褪色的大穗子，他的外套的前襟上还挂着一副有柄的单片眼镜——我后来发现，这只是用作装饰的，因为他难得用来看东西，即使他用来看了，也是什么都看不见的。

“这位就是。”昆宁先生指着我说。

“这位，”那个陌生人说，语调中带有一种屈尊俯就的口气，还有一种说不出的装成文雅的气派，给我印象很深，“就是科波菲尔少爷了。你好吗，先生？”

我说我很好，希望他也好。其实，老天爷知道，当时我心里非常局促不安，可是当时我不便多诉苦，所以我说很好，还希望他也好。

“感谢老天爷，”陌生人回答说，“我很好。我收到谋得斯通先生的一封信，信里提到，要我把我住家后面的一间空着的屋子——拿它，简而言之，出租——简而言之，”陌生人含着微笑，突然露出亲密的样子说道，“用作卧室——现在能接待这么一位初来的年轻创业者，这是本人的荣幸。”说着，陌生人挥了挥手，把下巴架在了衬衣的硬领上。

“这位是米考伯先生。”昆宁先生对我介绍道。

“啊哈！”陌生人说，“这是我的姓。”

“米考伯先生，”昆宁先生说，“认识谋得斯通先生。他能找到顾客时，就给我们介绍生意，我们付他佣金。谋得斯通先生已给他写了信，谈了你的住宿问题，现在他愿意接受你做他的房客。”

“我的地址是，”米考伯先生说，“城市路，温泽里。我，简而言之，”说到这儿，他又带着先前那种文雅的气派，同时突然再次露出亲密的样子，“就住在那儿。”

我朝他鞠了一躬。

“我的印象是，”米考伯先生说，“你在这个大都市的游历还不够广，要想穿过这座迷宫似的现代巴比伦，前往城市路，似乎还有困难——简而言之，”说到这儿，米考伯又突然露出亲密的样子，“你也许会迷路——为此，今天晚上我将乐于前来，以便让你知道一条最为便捷的路径。”

我全心全意地向他道了谢，因为他愿不怕麻烦前来领我，对我真是太好了。

“几点钟？”米考伯先生问道，“我可以——”

“8点左右吧。”昆宁先生回答。

“好吧，8点左右。”米考伯先生说，“请允许我向你告辞，昆宁先生，我不再打扰了。”

于是，他便戴上帽子，腋下夹着手杖，腰杆儿笔挺地走出来。离开账房后，他还哼起了一支曲子。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半张纸

（瑞典）奥古斯特·斯特林堡

最后一辆搬运车离去了；那位帽子上戴着黑纱的年轻房客还在空房子里徘徊，看看是否有什么东西遗漏了。没有，没有什么东西遗漏，没有什么了。他走到走廊上，决定再也不去回想他在这寓所中所遭遇的一切。但是在墙上，在电话机旁，有一张涂满字迹的小纸头。上面所记的字是好多种笔迹写的：有些很容易辨认，是用黑黑的墨水写的；有些是用黑、红和蓝铅笔草草写成的。这里记录了短短两年间全部美丽的罗曼史。他决心要忘却的一切都记录在这张纸上——半张小纸上的一段人生事迹。

他取下这张小纸。这是一张淡黄色有光泽的便条纸。他将它铺平在起居室的壁炉架上，俯下身去，开始读起来。

首先是她的名字：艾丽丝——他所知道的名字中最美丽的一个，因为这是他爱人的名字。旁边是一个电话号码，15，11——看起来像是教堂唱诗牌上圣诗的号码。

下面潦草地写着：银行。这里是他工作的所在，对他说来这神圣的工作意味着面包、住所和家庭，——也就是生活的基础。有条粗粗的黑线划去了那电话号码，因为银行倒闭了，他在短时期的焦虑之后，又找到了另一个工作。

接着是出租马车行和鲜花店，那时他们已订婚了，而且，他手头很宽裕。

家具行，室内装饰商——这些人布置了他们这寓所。搬运车行——他们搬进来了。歌剧院售票处，50，50——他们新婚，星期日夜晚常去看歌剧。在那里度过的时光是最愉快的，他们静静地坐着，心灵沉醉在舞台上神话境域的美及和谐里。

接着是一个男子的名字(已经被划掉了)，一个曾经飞黄腾达的朋友，但是由于事业兴隆冲昏了头脑，以致又潦倒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不得不远走他乡。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

现在这对新夫妇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新东西。一个女子的铅笔笔迹写的“修女”。什么修女?哦，那个穿着灰色长袍、有着亲切和蔼的面貌的人，她总是那么温柔地到来，不经过起居室，而直接从走廊进入卧室。她的名字下面是L医生。

名单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位亲戚——母亲。这是他的岳母。她一直小心地躲开，不来打扰这新婚的一对。但现在她受到他们的邀请，很快乐地来了，因为他们需要她。

以后是红蓝铅笔写的项目。佣工介绍所，女仆走了，必须再找一个。药房——哼，情况开始不妙了。牛奶厂——订牛奶了，消毒牛奶。杂货铺，肉铺等等，家务事都得用电话办理了。是这家的女主人不在了吗?不，她生产了。

下面的项目他已无法辨认，因为他眼前一切都模糊了，就像溺死的人透过海水看到的那样。这里用清楚的黑体字记载着：承办人。

在后面的括号里写着“埋葬事”。这已足以说明一切!——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棺材。

埋葬了，再也没有什么了。一切都归于泥土，这是一切肉体的归宿。

他拿起这淡黄色的小纸，吻了吻，仔细地将它折好，放进胸前的衣袋里。

在这两分钟里，他重又度过了一生中的两年。

但是他走出去时并不是垂头丧气的。相反地，他高高地抬起了头，像是个骄傲的快乐的人。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尝到一些生活所能赐予人的最大的幸福。有很多人，可惜，连这一点也没有得到过。

无所不知先生

（英）毛姆

想起14天的旅途将和这个凯兰达共用一间房，我就感到不舒服。我讨厌他的名字。

上船后，我来到客舱，发现凯兰达已经来过。一只又大又难看的衣箱和一个贴满标签的手提箱放在他的床下，脸盆架上整齐摆着他的香水、洗发精和润发油，檀木做的牙刷上镀金印着他的名字缩写。

我不喜欢凯兰达。

他不但和我住在一个房间，而且一天三餐都非要和我挤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他跟我讲起纽约、圣弗兰西斯科，谈到戏剧、给画和政治。他很健谈，好长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那里滔滔不绝。

凯兰达擅长交际，在船上的第三天，就差不多认识了所有的人。他什么事都干：主持拍卖，筹集体育资金，组织高尔夫球赛，安排音乐会，举办化妆舞会。我想大家一定有点讨厌他，我们都叫他“无所不知先生”，甚至在他面前也是这样。他并不在乎，把这当作我们对他的恭维。

凯兰达非常健谈，并且喜好同别人争论，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我们简直难以忍受，但又无法让他停下来。他好像比谁都懂得多，错误似乎也不会发生在他身上。在他讲话时，若有人反对，他就会同他争个没完。在说服你之前，他绝不会放弃一个话题，不管它是多么的不重要。

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医生的桌旁，凯兰达仍像以往一样在滔滔不绝地说着。在座的还有在神户的美国领事馆工作的拉姆齐和他的夫人。

拉姆齐是一个很结实的家伙，皮肤绷得紧紧的，略显肥胖的肚子使衣服凸起。这次他是带着妻子重返神户的。他的妻子已独自一人在纽约待了一年。拉姆齐夫人的样子十分可爱。虽然她丈夫的工资不怎么高，她穿得也很简朴，但她知道怎样穿她的衣服，使她具有超过一般女人的迷人之处。那是一种端庄淑静的美。

看得出拉姆齐很讨厌凯兰达。他们时时争论一番，这种争论是长时间的，激烈的。

话题谈到精明的日本人正在进行的人工养殖珍珠。凯兰达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珍珠的事。我相信拉姆齐对此知道的不会很多，但他绝不会放过任何反驳凯兰达的机会。不一会儿，我们就被卷入了一场充满火药味的争吵。刚开始，凯兰达还是情绪激昂，滔滔不绝，但不久，他自己也有点厌烦了。最后，他显然是被拉姆齐的一句话刺痛了，敲着桌子叫道：

“我可以告诉你，在这方面我是最有发言权的。我这次到日本就是去洽谈珍珠生意的。没有哪个懂这一行的人不会认为我刚才所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他得意洋洋地看着周围的人。“我知道所有珍珠的行情，没有哪一种珍珠我不能马上辨认出。”他指着拉姆齐夫人戴的项链，“夫人，你的这串珍珠项链就非常值钱，并且它的价格还在上涨。”

拉姆齐夫人的脸红了，她把那项链轻轻塞进她的衣服。

“你说这是天然珍珠吗？”拉姆齐好像已经抓住了凯兰达的什么把柄。

“是的，这种珍珠非常精致。”凯兰达答道。

“好。虽然这不是我买的，但我想知道，你认为它值多少钱？”

“在一般的市场要1.5万美元，但在美国最繁华的第五街，3万美元才能买得到。”

拉姆齐冷笑起来：“这是我夫人离开纽约前在一家百货商店里买的，只花了18美元。”

凯兰达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胡说，这珍珠不但是真的，而且是我所知道的几种中最好的一种。”

“你敢打赌吗？我要用100美元和你打赌这是仿制品。”拉姆齐怂恿道。“可以。”

“不，拉姆齐，你怎么能拿一件事实和人打赌呢？”拉姆齐夫人劝阻道。

“为什么不呢？如果放弃这样一个轻易能弄到钱的机会，那才是一个傻瓜。”

“但你也不能证明它是仿制品呀？”

“把它拿给我看一看，我就知道它的真假。”凯兰达说道。

“亲爱的，把它拿给这位先生看看。”

拉姆齐夫人犹豫着，她的两手紧握在一起，好像还在考虑着什么。

拉姆齐等得不耐烦了，他走过来亲手把项链解了下来，递给了凯兰达。

我预感到一件不幸的事要发生了。

凯兰达拿出放大镜，仔细地观察起来。不一会，一丝胜利的微笑闪现。当他把项链递给拉姆齐正准备开口时，忽然看见拉姆齐夫人的脸是那样的白，好像她马上就会晕过去。她的眼睛看着凯兰达，那是一种绝望的哀求。我很奇怪，拉姆齐没有看到这些。

凯兰达半张着嘴，半天都没有说出话。他在努力改变着什么。

“我错了，”最后他说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仿制品，18美元正合适。”

他从钱包里拿出100美元递给拉姆齐，没有再说一句话。

“也许这能教会你以后不要太自以为是了。”拉姆齐得意洋洋。

凯兰达的手在发抖。

这件事很快在全船传开了，凯兰达不得不忍受着别人的戏弄和嘲笑。但是，拉姆齐夫人再也没有出来过，据说她有点头痛。

第二天早上，凯兰达收到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张100美元的钞票。

“没有谁愿意被别人看成是一个傻瓜。”他说。

这件事之后，我觉得我不那么讨厌凯兰达了。

（有删节）

普通的一天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星期一清早，天气暖和，无雨。唐奥雷里奥·埃斯科瓦尔六点钟就敞开了诊所的门。他是一位没有营业执照的牙科医生，每天总起得很早。他上穿一件花衬衫，颈部扣着一只金扣儿；下穿一条长裤，裤腰扎一根松紧带儿。他腰板硬实，身材细瘦，目光不轻易东张西望，像个聋子似的。他从玻璃橱里取出一只还在石青模子上装着的假牙，又把一束工具放在桌上，像展览似的由大到小摆好。

把所用的东西准备好后，他把磨床拉向弹簧椅，坐下来磨假牙。他好像没有考虑他在做的事情，手脚一直在不停地忙碌着，即使不使用磨床也一刻不停地蹬着踏板。

八点过后，他停了一会儿，从窗口望了望天空，看见两只兀鹫在邻居家的屋顶上沉静地晒太阳。他一面想着午饭前可能又要下雨，一面又继续干他的活计。他的十一岁的儿子的反常的叫声把他从专心致志的神态中惊醒。

“爸爸！”

“干吗？”

“镇长问你能不能给他拔个牙？”

“告诉他，我不在。”他正在磨一只金牙，把牙拿到眼前，眯着眼睛察看着。他儿子的声音又从小小的接待室里传来：“他说你在家，他听见你说话了。”

牙科医生继续察看着那颗金牙，直到把活儿做完，把牙放在桌上后才说：“好多了。”

他又踏动了磨床。接着从一个小纸盒里取出一个安着几颗牙齿的牙桥，开始磨金套。那纸盒里盛着等着他做的活儿。

“爸爸！”

“什么事？”他的神情依然如故。

“他说你要是不给他拔牙，他就让你吃子弹。”

他停下蹬踏板的脚，把磨床从椅子前推开，把桌子下面的抽屉拉出来，驳壳枪就放在抽屉里。

“哼！”他说，“让他进来对我开枪好了。”

他转了一下椅子，让自己面对大门，一只手按着抽屉沿儿。

镇长出现在门口。镇长已经把左脸刮光，右脸却有五天未刮了，看去又肿又疼。牙科医生从他那双黯淡无光的眼睛里看出，他准有许多个夜晚疼得不曾合眼了。他用手指把抽屉关上，温和地说：

“请坐吧。”

“早晨好！”镇长说。“早晨好。”牙科医生说。

当用具在沸水里消毒的时候，镇长把脑袋靠在了椅枕垫上，觉得好多了。他闻到一股冰冷的气息。这是一间简陋的诊室：一把旧木椅，一台脚踏磨床和一个装着圆形瓷把手的玻璃橱。椅子对面的窗上挂着一幅一人高的布窗帘，当听到牙科医生走到他身边的时候，镇长脚后跟蹬地，张开了嘴。

唐奥雷里奥·埃斯科瓦尔把他的脸扳向亮处。察看过损坏的臼齿后，用手谨慎地按了按下颌。

“你不能打麻药了。”

“为什么？”

“因为牙床化脓了。”

镇长望了望他的眼睛。“好吧。”他说，露出一丝苦笑。

牙科医生没有说话。他把煮用具的浅口锅端到手术台上，用凉了的镊子把用具夹出来，动作还是不慌不忙。然后用脚尖把痰盂挪过来，又在脸盆里洗了手。做这一切时，他一眼也不看坐在椅子上的镇长。但是镇长却紧紧地用眼睛盯着他。

那是一颗下牙床上的智齿。牙科医生叉开双腿，用热乎乎的拔牙钳夹住臼齿。镇长双手抓着椅子的扶手，把全身的力量集中在脚上，觉得腰部一阵透心凉，但是他没有叹气。牙科医生只是扭动着手腕。他没有怨恨，更准确地说，他是怀着一种酸楚的心情说：

“中尉，你在这儿杀了二十个人了。”

镇长感到下牙骨上发出一阵咯吱声，他的双眼顿时涌满了泪水。但是直到确知牙齿拔下来他才舒了一口气。这时，他透过朦胧泪眼看见了拔下来的牙。在痛苦之中，他觉得那颗牙齿是那么古怪，他怎么也不理解那五个夜晚会使他受到那般折磨。他把身子俯向痰盂，嘴里喘着粗气，身上渗出了汗水。他解开了军衣扣，又伸手到裤兜里摸手帕。牙科医生递给他一块干净布。

“擦擦眼泪吧。”他说。镇长擦了擦眼。他的痛苦减轻了。牙科医生洗手的时候，他看见了残破的天花板和一个落满灰尘，挂着蜘蛛卵和死昆虫的蜘蛛网。牙科医生一面擦手一面走回来。“你要记住，”他说，“回去要用盐水漱口。”

镇长站起来，没精打采地行了个军礼，大步向门口走去，军服的扣子也没扣。“给我记上账吧。”他说。

“给你还是给镇公所？”

镇长没有看他，关上门，在铁栅栏外面说：“都一样！”

（选自《外国微型小说300篇》，有删改）

桥边的老人^①

海明威

一个戴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扳着轮辐在帮着推车。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踯躅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原处。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看管动物，”他对我解释。

“噢，”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他看上去既不象牧羊的，也不象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什么动物？”

“各种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抛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三角洲地区，寻思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抛下它们了？”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正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讲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的政治态度怎样？”我问。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我想我现在再也走不动了。”

“这儿可不是久留之地，”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儿开？”

“巴塞罗那，”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噢，它们大概挨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笼没锁上吧？”我问。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木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

“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

复活（节选）

列夫·托尔斯泰

玛丝洛娃转过身，抬起头，挺起胸部，带着聂赫留朵夫所熟悉的温顺表情，走到铁栅栏跟前，惊讶地盯着聂赫留朵夫，却没有认出他来。

不过，她从衣衫上看出他是个有钱人，就嫣然一笑。

“您找我吗？”她问，把她那张眼睛斜睨的笑盈盈的脸凑近铁栅栏。

“我想见见……”聂赫留朵夫不知道该用“您”还是“你”，但随即决定用“您”。他说活的声音并不比平时高。

“我想见见您……我……”

玛丝洛娃听不清聂赫留朵夫在说些什么，但他说话时脸上的那副神情使她突然想起了他。但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过，她的笑容消失了，眉头痛苦地皱起来。

“您说什么，我听不见。”她叫起来，眯细眼睛，眉头皱得更紧了。

“我来是……”

“对，我在做我该做的事，我在认罪。”聂赫留朵夫想。他一想到这里，眼泪就夺眶而出，喉咙也哽住了。他用手指抓住铁栅栏，说不下去，竭力控制住感情，免得哭出声来。

玛丝洛娃看到聂赫留朵夫激动的神气，认出他来了。

“您好像是……但我不敢认。”玛丝洛娃眼睛不看他，叫道。她那涨红的脸突然变得阴沉了。

“我来是要请求您饶恕。”聂赫留朵夫大声说，但音调平得像背书一样。

他大声说出这句话，感到害臊，往四下里张望了一下。但他立刻想到，要是他觉得羞耻，那倒是好事，因为他是可耻的。于是他高声说下去：

“请您饶恕我，我在您面前是有罪的……”他又叫道。

她一动不动地站着，斜睨的目光盯住他不放。

“我知道要您饶恕我很困难。”聂赫留朵夫开口说，但又停住，觉得喉咙哽住了，“过去的事既已无法挽回，那么现在我愿尽最大的努力去做。您说说……”

“您是怎么找到我的？”她不理他的话，径自问。她那双斜睨的眼睛又像在瞧他，又像不在瞧他。

“天哪！你帮助我，教教我该怎么办！”聂赫留朵夫望着她那张变丑的脸，暗自说。

“前天您受审的时候，我在做陪审员。”他说，“您没有认出我来吧？”

“没有，没有认出来。我没有工夫认人。当时我根本没有看。”玛丝洛娃说。

“不是有过一个孩子吗？”聂赫留朵夫问，感到脸红了。

“谢天谢地，他当时就死了。”她气愤地简单回答，转过眼睛不去看他。

“真的吗？是怎么死的？”

“我当时自己病了，差一点儿也死掉。”玛丝洛娃说，没有抬起眼睛来。

“——说这些干什么呀！我什么都不记得，全都忘了。那事早完了。”

“不，没有完。我不能丢下不管。哪怕到今天我也要赎我的罪。”

“没有什么罪可赎的。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全完了。”玛丝洛娃说。接着，全出乎他的意料，她忽然膘了他一眼，又嫌恶又妖媚又可怜地微微一笑。

玛丝洛娃怎么也没想到会看见他，最初一刹那，他的出现使她震惊，使她回想起她从不回想的往事。最初一刹那，她模模糊糊地想起那个充满感情和理想的新奇天地，这是那个热爱她并为她所热爱的迷人青年给她打开的。然后她想到了他那难以理解的残酷，想到了接二连三的屈辱和苦难，这都是紧接着那些醉人的幸福降临和由此而产生的。现在这个衣冠楚楚、脸色红润、胡子上洒过香水的老爷，对她来说，已不是她所爱过的那个聂赫留朵夫，而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那种人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玩弄像她这样的女人，而像她这样的女人也总是要尽量从他们身上多弄到些好处。就因为这个缘故，地向他妖媚地笑了笑。她沉默了一会儿，考虑着怎样利用他弄到些好处。

接着是一阵沉默。

她又像刚才那样微微一笑。

我想请求您……给些钱，要是您答应的话。不多…只要十个卢布就行。”她突然说。

“行，行。”聂赫留朵夫窘态毕露地说，伸手去掏皮夹子。

她急促地瞅了一眼正在屋里踱步的副典狱长。

“当着他的面别给，等他走开了再给，要不然会被他拿走的。”

等副典狱长一转过身去，聂赫留朵夫就掏出皮夹子，但他还没来得及把十卢布钞票递给她，副典狱长又转过身来，脸对着他们。他把钞票团在手心里。

“这个女人已经丧失生命了。”他心里想，同时望着这张原来亲切可爱、如今饱经风霜的浮肿的脸，以及那双妖媚的乌黑发亮的斜睨眼睛——这双眼睛紧盯着副典狱长和聂赫留朵夫那只紧捏着钞票的手。他的内心刹那间发生了动摇。

不过，他同时又感到，他的心灵里此刻正要完成一种极其重大的变化，他的精神世界这会儿仿佛搁在不稳定的天平上，只要稍稍加一点儿力气，就会向这边或者那边倾斜。他决定此刻把所有的话全向她说出来。

“卡秋莎！我来是要请求你的饶恕，可是你没有回答我，你是不是饶恕我，或者，什么时候能饶恕我。”他说，忽然对玛丝洛娃改称“你”了。

她没有听他说话，却一会儿瞧瞧他那只手，一会儿瞧瞧副典狱长。等副典狱长一转身，她连忙把手伸过去，抓住钞票，把它塞在腰带里。

“您的话真怪。”她鄙夷不屑地——他有这样的感觉——微笑着说。

这时候，探监的人纷纷出去。副典狱长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说探望的时间结束了。玛丝洛娃站起来，顺从地等待人家把她带回牢房。

“再见，我还有许多话要对您说，可是，您看，现在没时间了。”聂赫留朵夫说着伸出一只手，“我还要来的。”

“话好像都已说了……”

她伸出一只手，但是没有同他握。

“不，我要设法找个可以说话的地方再同您见面，我还有些非常重要的话要对您说。”聂赫留朵夫说。

“好的，那您就来吧。”她说，做出一种要讨男人喜欢的媚笑。

“您对我来说比妹妹还亲哪！”聂赫留朵夫说。

“真怪！”她又说了一遍，接着摇摇头，向铁栅栏那边走去。

灰色的月亮^①

【日本】志贺直哉

①立在东京车站的失掉了屋顶的走廊里，虽然没有风，却感到一阵阵的寒气，幸而出来的时候穿了一件夹大衣。同来的两个人，搭上先到来的绕道上野的车子走了，我一个人留在后面，等候绕道品川的车子。

②天空阴暗，灰色的月亮朦胧地照着日本桥旁烧焦的废墟。大概是阴历初十左右，月亮很低，不知什么缘故，看来好像很近。时间是八点半的样子，人很少，宽大的走廊显得更加宽大了。

③远远望见电车的头灯，不一会就突然近来了。车内乘客不多，我在对面的车门边，找到了空位子坐下。右首是一个穿束脚裤子的五十岁光景的妇人，左首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大概是少年工人，背对着我，因为座位上没有靠手板，他就横坐着，面对着车门。我刚上车的时候偶然瞅见这孩子的脸，他闭着眼睛，茫然地张着大嘴，上半截身子前仰后合地摇晃着。不是他故意在摇晃，是身体往前面倒下去，再直起来，又倒下去，这样不断地反复着。如果是打瞌睡，这样打个没完，叫人瞅着不好受，我出于本能地跟着少年工人保持了一段距离。

④车子到有乐町、新桥，上来了许多乘客，有几个像是买了东西回家的。一个二十五六岁红圆脸的青年，把扛在肩上的一只挺大的帆布包，放在少年工人身边，劈开双腿在旁边站下来。在他后面，又被人挤上来一个也扛着帆布包的四十来岁的汉子。汉子上车后，望了望前面的青年。

⑤“搁上去行吗”也不等人回答，就把肩上的包往下卸。

⑥“慢着，压上去不行。”青年护住自己的布包，回头望着那个汉子。

⑦“啊，对不起。”他抬头望一望行李架，行李架上搁不下那个包，他只好在狭窄的地方局促地侧着身子，仍旧把包扛在肩上。

⑧青年觉得对不起他，说他那个包，可以把一半搁在我和少年工人座位的中间。

⑨“不用了，并不沉，只是嫌累赘才想搁一搁，不用了。”那汉子这么说着，轻轻地点了点头。我在旁边看着觉得很惬意，这时节，看来人的脾气都变好了。

⑩车子过滨松町，接着到了品川，有人下去，可是上来的人更多。这其间，那少年工人仍旧前仰后合地摇晃着他的身子。

⑪“啊，看他这张脸。”有人这么说了。说话的是四五个像公司职员中的一个，他的同伴都笑起来了。我这边望不见少年工人的脸。可是那公司职员说得可笑，大概那一张脸一定是可笑的。车子里顿时充满了快活的气氛。

⑫那时候，圆脸的青年回头望一望身后的汉子，用手指头点点自己的胃部，小声地说。

⑬“看样子差不多啦。”

⑭那汉子好似吃了一惊，默默地望了一望少年工人说：“是么？”

⑮刚才那些发笑的人，好像也觉得有点奇怪：

⑯“是有病么？”

⑰“恐怕是喝醉了吧。”

⑱他们这样猜测着，其中一个人说：“看样子也不像。”这样，大家好像都明白是怎么回事，立刻不作声了。

⑲少年工人的粗布工作服肩头是破的，从里边钉上了块手巾布，倒戴着一顶军帽，帽檐下露出肮脏的脖子，瘦得可怜。他现在不摇晃身子了，脸不住地挨擦着车窗与车门之间的那块夹板。这样子完全是一个孩子，在他迷迷糊糊的头脑里，大概把这夹板当作了谁，正在和他亲热吧。

⑳“喂！”站在前面的那个大汉，用手拍一拍他的肩头，问了：“你上哪儿去？”少年工人没有答话，那汉子又问了一声。

㉑“到上野去。”他很忧郁地回答了。

㉒“不对啊，你坐倒了，这是到涩谷的车啊。”

㉓少年工人站起来想往窗外看，身体失去了重心，突然向我这边倒过来。当少年工人向我倒过来的时候，我几乎像条件反射一样用肩头把他顶回去了。完全是出于不意地，但我后来想想真觉得奇怪。这动作跟我当时的心情是完全相反的，使我自己也觉得惊奇。当我把他顶回去的时候，他的身体很少有什么抵抗力，这使我心里更觉得不好受。我的体重现在已减到九十多斤，可是少年工人的身体却比我轻得多。

㉔“在东京站已经在车上了，坐过了站了——你是在哪儿上车的？”我从他身后问了。

㉕少年工人没回过头来说：“在涩谷上车的。”

㉖“从涩谷上车，绕了一个大圈子。”有人这样说。

㉗少年工人脑门贴在窗玻璃上，想往窗外望，一会儿又不望了，用仅能听见的低低的声音说：“到哪，都没有关系。”

㉘少年工人这句自言自语的话，后来一直留在我心里。

㉙身边的搭客们，以后再没谈那少年工人，大家觉得反正没有办法了。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觉得反正没有法子了。假使我带着吃食，我会送给他安一安自己的心；给他钱，即使白天，或许也买不到吃的，何况现在是晚上九点钟了。我带着黯淡的心情，在涩谷站下了电车。

㉚这是1945年10月16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