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间而轼^①之，其仆曰：“君何为轼？”曰：“此非段干木之闾欤？段干木盖贤者也，吾安敢不轼？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②；段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其仆曰：“然则君何不相之？”于是文侯请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则文侯乃致禄百万，而时往问之。于是国人皆喜，相与诵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无几何，秦兴兵欲攻魏，司马唐谏秦君曰：“段干木贤者也，而魏礼之，天下莫不闻，无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为然，乃案兵，不攻之。魏文侯可谓善用兵矣。尝闻君子之用兵，莫见其形，而攻已成，其此之谓也。野人之用兵也，鼓声则似雷，号呼则动地，尘气充天，流矢如雨，扶伤舆死，履肠涉血，无罪之民，其死者量^③于泽矣，而国之存亡、主之死生，犹未可知也，其离仁义亦远矣！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见翟璜，踞于堂而与之言。翟璜不悦。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汝欲官则相至，欲禄则上卿至。既受吾赏，又责吾礼，无乃难乎？”

（节选自《吕氏春秋》）

材料二：

段干木者，晋人也。少贫且贱，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见，造其门，其逾墙而避。文侯以客礼待之，出过其同而轼。其仆问曰：“干木布衣也，君何轼？”文侯曰：“段干木，贤者也。不移势利，怀君子之道，隐处穷巷，声驰千里。吾敢不轼乎？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势；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势不若德贵，财不若义高。”又请为相，不肯。夫文侯名过齐桓公者盖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

（节选自皇甫谧《高士传》）

【注】①轼：凭轼，古人乘车时表示敬意的动作。②地：指地位、权势。③量：满。

材料一：

迄今为止，我们可以将美学划分为两种，一种是中国大美学，一种是西方小美学，二者既各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又可以互补、兼容，相互为用，相得益彰。从本质上来看，传统的中国美学是最接近美学本质的，追求中和、天人合一，而不是追求系统的概念化、知识化；它是一种诗学，有审美特质，不像西方近现代美学那样追求科学化、概念化，带有一种目的性。所以，中国传统美学是大美学，儒家的“中和”美学思想就是中国艺术文化的最高境界。

中和，意即中正和谐，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一。在儒家经典《中庸》中，“中和”既是人性修养的道德标准，又是在其提出至善、至诚观点后所形成的一种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形态。《中庸》有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里的“至诚”是圣人之德，只有充分发挥自己善良的本性，才能达到所谓的人伦之和、天地之和，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尽善”“尽美”。因此，只有善与美相统一，才能让至诚、至美、至善审美化，并渗透到中和之道中。中庸之道的最高层次是天人合一，正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即我们在审美过程中要适中、和谐。中，是稳定天下之本；和，是为人处世之道，只有实现“中”与“和”的统一，才能达到天人合一之境，实现中和之美。

儒家的中和美学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审美形态之一，对我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孔子称赞《诗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种观点后来发展成“温柔敦厚”的诗教说，即主张在文学作品中有节制地宣泄情感，而不要把感情表达得过分强烈。在这种文学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文学在整体上呈现出了一种中和之美，很少有剑拔弩张的表达狂怒、狂喜情感的作品，而是以“怨而不怒”的方式来批判现实，在抒写个人内心情感的时候，总是温婉曲折、含蓄深沉地寻找适度的表现方式，这正是中华民族所体现出的平和、宽容，充满“中和”思想的大美之学。因而在优秀诗歌、戏曲等的创作和形成过程中，“中和”的美学思想在文学审美和艺术表现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儒家的“中和”思想是中国最高的美学理想，贯穿于中国传统社会以及人生的方方面面，不仅在文学审美上创造出了平淡朴素、恬静安逸、怨而不怒的“和”之理想境界，使传统文化艺术的表达呈现出含蓄委婉、冲和的特点，也对当今社会的治国之道、人们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以及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指出：“中庸是真善美的统一，道德与知识的统一，宏观与微观的统一，高明与平凡的统一。价值取向是重人而不轻天，重群体而不轻视个人，重本而不轻视末，重利益也重视义，重视人文也重视科技，重视和谐而不取消斗争。”因此，在治国之道上应该实现和政之美，做到不偏不倚、协调适中、刚柔相济，以避免矛盾冲突，稳定社会秩序，达到“至和”“至美”的境界；在为人处世上，要注重加强自身修养，充分发挥善良的本性，宽容待人，和谐相处，以达到“至仁”“至善”的境界；在人与自然的相处中，要追求和谐统一，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相互依存，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摘编自张龄予《“中和”的大美之学》）

材料二：

中国美育现代性建设遇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会美育方面，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是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剧增，人们越来越沦为工业社会的奴隶和工具，思想被物欲支配，变得干枯、乏味、平庸、空虚，这也是当今社会道德滑坡、文化失范、各种社会问题孳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伴随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而来的大众文化正在以猛烈的势头消解神圣，躲避崇高。温柔甜蜜的爱情小说、神奇曲折、刀光剑影的武侠剧、低吟浅唱的流行歌曲，光彩炫目的广告形象以及虚拟的网络空间等,一切看似丰富多彩但却在不断消解人们对审美的认识，降低人们的审美趣味。

另一方面,学校的美育建设也困难重重，首先，对美育没有给予相应的重视，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学校只重知识传授，注重升学率的提高，而忽视了育人的大目标。同时，陈旧的教育观、人才观深入人心，在学校的课程安排中美育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而且完全让步给智育，学生只能在接连不断的测验、考试中浴血奋战，致使学生身体素质不理想，心理素质堪忧，知识在增长，道德塑造却在滑坡，阻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审美素质的降低是当代美育现代性建设面临的重要难题。

中国美育现代性建设中遇到的问题，说明了美育没有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或者说当今的美育自身存在不足。就其原因客观方面来说，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进入消费社会或者大众文化泛滥的社会所必然遇到的问题。但是，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现代美育隔断了与传统美育的联系，完全照搬西方模式所致。因此，中国美育现代性建设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摘编自祝亚楠、卢政《论古代“中和论”美育观与中国美育现代性建设》）

桃花蝴蝶

刘诗伟

祖母是在那个春天见到大姑奶奶的。上年秋，祖母嫁来时，知道家里除了祖父和曾祖母，还有两个小姑子：大的十七，小的八岁；但迎接祖母进家门的人群中没有大的那个，她在武昌念书。后来，一个晴朗的下午，祖母夹着一盆衣服，牵着春桃的手，去湾子前面的水潭洗衣。刚下台坡，对面站着一个短发、白净穿新式学生装的姑娘，两眼亮晶晶地冲她招呼：“你是嫂子吧！”祖母就见到了她的另一个姑子。

那是祖母来到兜斗湾的第一个春天。

春天带着新鲜的美好。洋学生大姑奶奶陪祖母去水潭边洗衣，她知道祖母怀孕了，自己端起衣服盆，只让祖母牵着小姑奶奶的手。水潭北岸有一片小树林，树林外花草蓬勃，一棵桃树立在树林和水潭之间，岸上和水中各有一树粉红的桃花。

洗完衣服，姑嫂三人站在桃树下说话。祖母喜欢看大姑奶奶，看着看着，忍不住说，春梅你真漂亮！大姑奶奶就笑，一口白净的糯米牙，指着桃树回应，看，嫂子才是“人面桃花相映红”咧。九岁的小姑奶奶受了冷落，攀一枝桃花贴在脸上，问，我呢？祖母说，你是一朵小桃花。大姑奶奶为她念出另外两句诗：“南国有佳人，容华如桃李。”之后，大姑奶奶让祖母和小姑奶奶在桃树前并肩站立，自己后退几步，双手搭起一个方框，在框里看她们。小姑奶奶问，姐姐你在做什么？大姑奶奶说，照相呀——这么好看， 留下来当纪念。大姑奶奶说，今天的照片记在我心里了。

那些天，大姑奶奶换上曾祖母的旧衣裳，穿着祖父的大脚鞋，每天帮忙做事，洗衣、做饭、捡柴、泥墙、扎篱笆、下地翻土、外出打猪草，样样抢先。看着大姑奶奶提着篮子出门，曾祖母笑她，大丫头是回来还债的。大姑奶奶也笑说，所以家里不能再让我背债了。当天晚上，大姑奶奶搂着曾祖母说，姆妈，对不起呀，家里那点儿积蓄都被我花光了，现在我已经毕业，回去后就有工作和薪水，您和哥不要再为我操心。曾祖母叹道，傻丫头，姆妈跟你说笑话咧。大姑奶奶用手给曾祖母梳头，不小心抽泣了。

大姑奶奶是对曾祖母撒了谎。次日，祖母带她和小姑奶奶去野外捡柴，半路上，她挥着拳头哼起“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小姑奶奶问这是什么歌，她说是她工作时唱的歌。祖母转头看她，她调皮地一笑，把嘴送到祖母耳边说，我参加了革命，是共产党的人。祖母晓得革命危险，问为什么。她说，为了姆妈、哥嫂和妹妹，为了劳苦大众和下一代。祖母要她在外面要好好的，她点点头。那天，她一边捡柴一边讲：劳动人民为什么劳苦？因为这个制度不公平，恶人和剥削者当道。必须推翻它，重建新制度，让所有人平等自由，让社会进步文明……农村耕者有其田，城里人尽其才，女子不用裹脚，年轻人读书恋爱。她指向湾子南面的芦苇林说：“今后革命成功了，用机器耕种，那里就是一片良田。”但回家的路上，她再三叮嘱祖母和小姑奶奶：“不要把我说的话告诉姆妈。”小姑奶奶说：“我也要跟着你去干革命。”她说好啊，即刻哈哈大笑。

进家门时，小姑奶奶威胁大姑奶奶：“你不带我干革命，我就跟姆妈讲你在外面闹革命。”大姑奶奶反问：“那样，你长大了不是也干不成革命？”以后几天，大姑奶奶时常教小姑奶奶认字、背诗和作文。还帮她跟曾祖母吵了一架。曾祖母要小姑奶奶裹脚，小姑奶奶不干，大姑奶奶也反对。曾祖母喊：“我不能让两个丫头都大着脚满世界跑。”大姑奶奶说：“不跑世界哪来幸福呢？”曾祖母瞪大眼睛看大姑奶奶：“你是说我和你嫂子都在受罪？”转头寻求祖母支持，不料祖母讪讪地笑：“春梅说得有理。”曾祖母气得回到房里，扯上被子蒙头大睡，中午不吃饭，晚上也不吃。姑嫂三人端饭端菜站在床边轮番喊姆妈，曾祖母坐起来，让大姑奶奶喂她吃。之后不再提裹脚的事。

大姑奶奶走的那天上午，最后一次跟祖母和小姑奶奶去水塘边洗衣服。岸上的那一树桃花还没有谢。洗完衣服，三个人站在桃树前说话，可惜没有照相机。

在我七岁后，祖母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坐在桃树下打瞌睡，二是摸孙儿们的头顶和亲吻他们的额头。孙儿们依次长高，高过了她，她便摸他们的手和胳膊。

后来我们兄妹五人先后去外地读书、工作，祖母每天坐在桃树下等我们回来。我们一年只回去三四次，她大多数时候是在等待中。我们见到她，走到她的面前，让她牵手，仰起头来看。我们也看着她。她见到我们的第一句永远相同：我儿瘦了！可是怎么会呢？

祖母高寿。我的孩子六岁时去看她，我是提前做了培训的，但祖母摸他的头顶、亲吻他的额头，他木木地站着眨眼，不像是祖母的曾孙，像是别人家的一头小牛犊，很陌生。我就过去，接过祖母的手，放在两手间揉搓。好在孩子把他的手搭了上来……

祖母去世后，我在她的坟头栽下一棵小桃树，隔年便开出灿烂的花。

（选自《人民文学》2021年第4期，有删改）

材料一：

从历史来看，人口是一个缓慢变量。不过，对于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韩国和中国来说，人口从增长过快到下降过快的转变过于迅猛。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一度专注于人口扩张。直至1957年，经济学家马寅初发表了《新人口论》，警告人口的过快增长会破坏经济发展。虽然他因此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但马寅初的意见还是在1973年被采纳——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1982年，计划生育还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

自那以后的30年，中国的出生率滑向低谷，从上世纪60-70年代的最高值——总生育率接近6——快速回落。到80年代中已接近生育率2.1的所谓更替水平。从90年代开始，出生率持续低于更替水平，并进一步下降至1.2-1.3直至2016年前，政府并未改变对大国人口过多的压力的看法，仍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

在认识到人口快速下降的长期后果之后，2016年中国终止了一胎政策，改由“二孩”政策替代。国家统计局报告的数据显示，2017年至2019年，中国的生育率分别是1.58、1.495和1.47，虽较之前略有回升，但下降趋势并未得到逆转。

不仅如此，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对这一数据提出了疑问。他指出，在2017年1.58的生育率中，一孩、二孩、三孩的生育率分别为0.66、0.81、0.11。其中，二孩生育率比一孩生育率还高，这种情形说明新政策具有显著的短期效应，不可持久。如果舍去二孩堆积因素，即使假定生有一孩的父母中有高达60％的母亲会生育二孩，2017年的自然生育率也仅有1.18。

因此，他坚持认为，随着二孩堆积效应的最终消退，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估计将快速跌落到1.2甚至更低的水平，这一数据远低于欧洲和美国，也显著低于日本，将与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同处于世界最低之列。

与经济快速发展相关的变量，可用来解释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持续恶化。成功的经济发展将大规模的人口从农村带入城市，面对包括住房、教育、医疗在内的持续升高的生活成本压力，生育意愿的降低在中国同样不可避免。

低迷的生育率快速放慢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推算，过去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平均每年减少约340万人。实际上，现在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口大多数都出生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年代。除非大力鼓励生育并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以上，否则，劳动年龄人口的衰减趋势将难以逆转，并将严重拖累中国经济的发展节奏。

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低生育率还加速提高老年人口的比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披露，中国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从2005年的10.45％升至2019年的18.1％，这意味着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达到2.54亿，已超过0-15岁的人口规模。

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教训是，生育率下降一开始只是缓慢发生，但后来就可能一发而不可收拾。而中国似乎在改变生育政策上一向过于谨慎。虽然中国在生育率急速下降和不断加速的老龄化面前已经有所行动，并会考虑制定鼓励生育和延迟退休的政策，但现实依然是，未来数十年，应对养老和社会保障开支上的史无前例的压力，将成为中国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

（摘编自张军《面对低生育率的巨大挑战》）

材料二：

《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引起一些议论。

有人认为生育是私事，政府任其自然就是。其实，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两大支柱，生育从来都是“家国大事”。在甲骨文里，“帝”字像花蒂之形，蒂落生果，表示有造物之德，可见政府的首要职责就是发展人口。管仲、孟子都提出“国以人为本”的思想，亚当·斯密也认为，“国家繁荣最关键的因素是其居民数量的增长”。

中国古代在人口上一直都“有所作为”，比如唐太宗将人口增长作为考核官吏升降的标准。而吐蕃、古罗马等文明由于不注重人口发展，人口减少，文明衰微。

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国家的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数）下降，法国下降最快，在一战期间，一度低于1.2。战后法国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影响深远，其后生育率一直高于欧洲其他国家。20世纪70年代欧洲生育率快速下降，而法国由于有“免疫力”，并且又出台有利于生育的福利政策，生育率在1995年止跌回升，1995-2016年平均生育率为1.97，而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分别只有1.38、1.33、1.28。

美国的生育率从1960年的3.65下降到1976年的1.74，卡特总统认识到“美国家庭出了毛病”，五次召开专门会议商讨制定新的家庭政策。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后，恢复传统生育文化和家庭价值，并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人口发展的经济政策，生育率上升到1989年的2.01，到2007年还稳定在2.12。而欧盟、日本的生育率则从1976年的2.02、1.85下降到2007年的1.56、1.34。较高的生育率，奠定了美国现在的经济活力高于日本和欧盟的人口学基础。

人口总量过快减少必然导致结构老化和经济活力的下降。中国65+岁老人比例将从2015年的10％提高到2030年的18％、2050年的33％。2015年是1个65+岁老人对应6.9个20-64岁劳动力，一些地区的养老金已开始出现缺口；而2030年、2050年1个老人只对应3.6个、1.7个劳动力。现在的年轻人要到七十多岁才能退休，并且只能领到微薄的养老金，养老还离不开孩子。

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国家需要有“顶层设计”，家庭更要有“底层设计”。人口政策上下精细对合，对经济、政治、社会、卫生、文化、教育、伦理、城市规划等进行改革，让人们愿意生孩子、养得起孩子，最终走向人口可持续的道路。

（摘编自易富贤《人口从来都是家国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