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无论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还是韩愈的“不平则鸣”都未能得到宋人的呼应，因为这两个命题都含有发牢骚之意，与宋人的中和诗论相左。但导源于这两个命题的“诗穷而后工”之说，却得到宋人的广泛认同。

这一命题见于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中的一段话：“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它不仅揭示出古代诗人创作的规律，即真正优秀的作品总是出现于诗人屡经生活的磨难之后，而且总结出个人的阅历遭遇（“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与诗歌的情感内涵（“忧思感愤之郁积”）之间的因果关系。欧阳修所说的“穷”是指一种政治处境，而非“穷饿其身”的经济状况，因此，“忧思感愤之郁积”往往表现为深沉的忧患意识，而非穷酸的牢骚不平。更多的宋诗人从社会阅历的角度来理解“诗穷而后工”。他们普遍认为，命运的不幸使得诗人有可能更广泛地接触社会生活，扩大观察的视野，并更深刻地体验到现实人生的底蕴。一方面，“穷于世者”往往将压抑的情绪全部寄寓于诗歌之上，以诗歌作为痛苦人生的镇痛剂，因而能在诗艺上精益求精；另一方面，“穷于世者”相对退到社会的下层，对人生世相有更深刻的体察，对天地事物有更透彻的认识，从而写出符合人情物理，引起读者共鸣的优秀作品。真正伟大的作品，很难产生于高坐庙堂或养尊处优的生活。命运之“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向诗人伸出了幸运之手，使之流芳百世。

宋代还有人从天命角度解释“穷而后工”现象，把“穷”看成是上天对优秀诗人的奖赏或惩罚。前者是对欧阳修观点的引申，视不幸的遭遇为上天的恩赐，如苏轼在评论杜甫时所说的“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巨笔屠龙手，微官似马曹”等语便是此意，以为上天有意安排诗人经历人间难免之不幸，使他发之于诗，传之万年。这种说法或许带有宋人调侃的意味，即将人生的缺憾化解为艺术的慰藉。后者是对欧阳修原意的误读，“穷而后工”被倒置为“工而后穷”，比如南宋诗人赵蕃的理解和发挥：“少陵流落白也窜，郊岛摧埋终不起。是知造物恶镌镜（刻画，描写），故遗饥寒被其体。”这种观点与其说是欧氏观点的延伸，不如说是宋祁之论的嗣响。欧阳修强调“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笔者怀疑这就是针对同时代的宋祁而发的。宋祁认为，诗蕴藏于天地之间，有才之人可以获得，“然上天吝之，其（指有才之人）取之无限，则辄穷踬其命，而怫戾所为”，此即“诗能穷人”。这种说法倘若不是激愤或戏谑的反语的话，那么未免带有太多的神秘和宿命的色彩，而且犯了倒因为果的常识错误。

对生活与创作关系的深刻揭示，正是“穷而后工”之说最有价值之处。

（选自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

材料二：

“穷而后工”是宋代欧阳修提出来的。“穷而后工”的“穷”，不是指“贫穷”，它与“达”相对，是指诗人坎坷的生活遭际，以及与此遭际相联系的人生的痛苦、焦虑等情感体验。所以欧阳修所说的“穷”，用现代心理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人的缺失和缺失性体验。人的体验有两种，一种是丰富性体验，即由于事业的成功、生活的美满等所引起的愉快、满足的情感体验；一种是缺失性体验，即由于事业的失败、生活的不幸等所引起的病苦、焦虑的情感体验。诗人之“穷”，诗人的这种缺失性体验，乃是诗人的一种独特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并映现出真正的人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众所周知，人的需要是永远不会得到完全满足的。人的需要无穷无尽，所以人永远处于缺失之中，痛苦与焦虑一类缺失性体验也就永远伴随着人生。我们不必把人的缺失、痛苦、焦虑和忧伤完全看成是消极的。诚然，缺失、痛苦、焦虑等也许是人生的苦难，它折磨人、摧残人。但一定程度的缺失，痛苦、焦虑，对人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就像没有大气的压力，我们的身体就要爆炸，人若是一切都美满、得意，没有丝毫的艰难、不幸，生命就可能因无限膨胀而走向灭亡。感情深笃、精神敏感的诗人，最深刻细微地体验到这一切，甚至把这种缺失视为独特的生存和生活方式。李白、杜甫这些大诗人为什么东奔西跑，浪迹天涯而不知疲倦?为什么承受了那么多的忧伤、痛苦、焦虑、不安而不改初衷?乃是出于真正诗人对“穷”这种生存和生活方式深刻的选择。那么，为什么诗人要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这种忧患伴随终生的“穷”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呢?

“穷”是诗歌创作的发动力。“穷”作为诗人遭受的内部和外部的挫折，使他的缺失性体验达到某种极限，这样就必然导致他的心理能量蓄积到饱和的状态，而产生心理失衡。如何释放饱和的心理能量，以恢复心理平衡呢?这有多种多样的途径，而诗歌创作作为一种审美创造活动，就是释放、宣泄人的被压抑的心理能量，降低紧张水平，恢复人的心理平衡的一条途径。所以诗人之“穷”，不是诗人之不幸，从创作角度看，恰恰是他的大幸，因为他由此获得了一种不能不写的创作驱动力。这种情形就像时钟上紧了发条，它不能不开始走了。欧阳修所说的“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正是上述心理规律的古典表达。诗人之“穷”，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诗人之“富”。正是在“穷”中，诗人蓄积了最为深刻、饱满、独特的情感，正是这种带着眼泪的情感，以一种强大的力量把诗人推上了创作之路。

（选自童庆炳《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穷者而后工”说的心理学内涵》）

江淹，南朝梁文学家。少孤而家贫，爱好文学。刘宋时入仕，辗转于诸王幕府，郁郁不得志。齐时受到赏识，逐渐显达。至梁，官运亨通，官职显赫，深居庙堂，安享尊荣。江淹早年以辞赋著名于世，晚年仕梁后才思减退，再未有佳篇传世。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在1989年发起的“可视人计划”中，首次提出了“虚拟数字人”一说法。国内与之相关的说法首次出现在第174届香山科学会议“中国数字化虚拟人体科技问题”讨论中。从时间上看，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虚拟数字人”这一名称的首次提，都发生在医学领域。

随着我国对“虚拟数字人”的不断深入研究，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发布的《20年虚拟数字人发展白皮书》中所阐述的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虚拟数字人”成为各行业关注的新对象。白皮书中对“虚拟数字人”的定义虽没有进行明确界定，但是建设性的指出“虚拟数字人”是指具有数字化外形的虚拟人物。与具备实体的机器人不同，“虚拟数字/依赖显示设备而存在。”“虚拟数字人”应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拥有人的外观，有特定的相貌、性别和性格等人物特征；二是拥有人的行为，具有用语言、面部表情和肢体作表达的能力；三是拥有人的思想，具有识别外界环境并能与之交流互动的能力。从目前产业发展现状来看，白皮书中所提出的前两点特征已是“当下虚拟数字人”所普遍具备的而第三点特征却只是“强AI”（人工智能）才具有的，文创行业内并未将其作为是否属于“拟数字人”的硬性划定标准。

有关虚拟数字人的分类，行业内普遍认可以技术为导向的分类方法。在产业实践中，将虚拟数字人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非交互型虚拟数字人，第二类是智能驱动型虚拟数人，第三类是真人驱动型虚拟数字人。这三种类型的划分在于终端对语音动画生成和处方式上的差异。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虚拟数字人又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服务型虚拟数字人，另一类是身份型虚拟数字人。近些年身份型虚拟数字人越来越成为行业内的发展热点，人们所熟知的“洛天依”就是身份型虚拟数字人。

另一种分类方法是以虚拟数字人与现实的对照状态为参照的分类方法。第一类为在世类虚拟数字人，例如百度APP联合演员龚俊发布的数字人“俊俊”。第二类为创造类虚拟数字人，例如天猫品牌日的数字主理人“AYAYI”（超写实虚拟数字人）。第三类为传奇类虚拟数字人，例如数字王国发布的“虚拟邓丽君”。

（摘编自袁梦泽《拟像视角下虚拟数字人审美研究》）

材料二：

党的二十大报告就“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作出部署，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指出要打造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如此密集的信息发布，传递出博物馆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的决心。数字时代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体、理念和方式都发生了巨大改变，所以博物馆推进数字化转型是由内而外、脱胎换骨地蜕变。这正是我国博物馆在硬件条件全面提升的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2022年7月22日，中国国家博物馆首个虚拟数字人“艾雯雯”通过短视频正式和观众见面。“艾雯雯”名字寓意以AI（人工智能）为技术基础，展示对文明、文化、文物的喜爱，对文博工作的热爱。艾雯雯身穿的“新青年”T恤，字样来源于国博馆藏的《新青年》封面，展示了新时代新青年的精神信仰。

不难发现，目前博物馆推出的数字人相对简单。以视频展示为主，尚未真正做到与观众自由交流互动；制作周期相对较长，后续发展乏力，亟待资金、技术、内容策划等统筹协调，深入推进、对于博物馆而言，数字人应用集中在“宣传展示型”代言人和“观众服务型”引导员的虚拟人应用场景上，因此，我们需要关注数字人给博物馆带来的新型服务功能，以及其背后存在的问题。

作为博物馆数字人，既需要美观的皮囊，又需要有趣的灵魂。现实案例中，博物馆数字人外形趋同，依旧没有脱离“美女主播”“美女讲解员”的传统形象，真正实用的数字人应该是“智慧”的。博物馆在数字人应用探索中应关注美丽外表背后AI技术的应用，如智能对话中的意图、槽位、语料等设计，专业语料库的建设等。数字人的“智慧”问答体现在对每个意图设计和问法语料的丰富程度上。专业语料越充沛，人机对话效果越好。然而，市面上没有一款专门为博物馆或文博单位定制的成熟产品。配套的基础数据不足，导致博物馆数字人只有“颜值”，缺乏“内涵”。技术公司的探索固然重要，但博物馆对于文化遗产知识的研究与积累、解读更重要。在内容构建中，博物馆要开展大量的基础性工作，给智慧模型进行“信息投喂”。所谓“博物馆知识”信息目前分为两类。一是交通信息、开放信息、服务设施等服务型信息；二是展览信息、展品信息、历史等知识型信息。这其中既有通识，又有专业知识。这些信息需要专业人员进行收集、整理、解读等处理，并对非结构化的自然语言进行结构化处理。整个数字人智慧模型构建的过程，需要专业的智能化内容生产平台和智能对话管理平台等技术支撑。

虚拟数字人的制作不只是简单的技术堆砌，还需要结合大众审美，融合多门学科知识，如心理学、艺术学等，是跨学科的挑战。博物馆数字人组织建设是系统性建设工作，需要博物馆多个职能部门的通力配合：不仅是技术部门，还需要展览策划部门、社会教育部门、开放服务部门、文创开发部门等相互配合。例如，文博专业知识语料库建设，需要将晦涩难懂的内容解读得通俗易懂，需要研究员的基础性研究，讲解员的讲解词撰写，还需要非结构化到结构化的自然语言转化。基于博物馆真正业务的底层需求，打造专属的数字人服务模式，才能使应用场景创新落地。

（摘编自孙芮英《文博数字人创作与应用探索》）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语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材料二：

费孝通对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性特征的分析和把握是非常深刻、全面而又细致地，乡土中国可以说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最为重要的视角之一。然而，时代在变化，社会在转型，乡土中国也会在变迁。在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下，乡土中国也迈入了后乡土中国时代，乡土性特征演化为后乡土性特征。

后乡土性特征是指在乡土结构依然留存的情况下，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观念和行为都已经受到了现代化的渗透，并或多或少具有了现代性特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后乡土性就是结构基础是乡土的，但精神气质则是乡土与现代的混合。所谓乡土性结构，是指村落依然是乡村社会存在的基本形态，农村人依然聚村而居，村落依然相对于城镇，在结构上并无实质性变迁。但是，聚居在村落中的人已经有了巨大变化，尤其在有些村落，居民的分化程度和异质性已经相当大了。真可谓是同在一村住，确属两样人。

与乡土社会不同，后乡土社会的村落已经不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空间了，而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频繁且范围极广的流动性。越来越多的村民频繁地离开村庄，去外面寻找农业外的就业和收入机会，而且，在外面的世界里，这些流动的村民也在频繁地更换地点、工作单位和职业类型。村民的高流动性甚至超过城市社会的居民或体制内的职工，因为城市职工通常要围绕某个职业而进行上升或水平的流动，而流动的村民则是围绕机会来进行流动。广大的村民在高频率的流动中，会因为城市机会的多少而处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之中。因此，村民的高流动性是与高不确定性相伴而行的。正是因为机会的不确定，所以他们必须频繁地四处流动、频繁地更换单位和职业。高流动性与高不确定性的并存是当前农村社会的重要结构特征之一。

从村落结构来看，村内的主体已经不再是清一色的农业生产者了，也不是各家各户社会经济状况都差不多了。村落主体在社会快速转型中，也在急剧地分化。许许多多的村民，虽然体制给他们贴的标签仍然是“农民”，如农民企业家、农民工、农村流动人口等。然而。他们实际上已分化为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职业，有私人企业主、个体工商户、自雇佣者和各行各业的打工者，职业从农业、制造业再到服务业，都有从村落中流动出去的村民。

——摘编自陆益龙《乡土中国的转型与后乡土性特征的形成》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先秦散文的基本文体形态：一是以论说为主，如《春秋》《老子》《庄子》《孟子》等含哲学、政论文在内的文章；二是以记叙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主，如《左传》《国语》等记叙和议论相结合的文章。这两种文体形态交相辉映，不仅成就了一个大时代里散文的辉煌，而且还开创了中国的“杂文学”传统。而其文体特征则是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先秦时期的散文文史哲没有分家，实用文章和非实用文章混杂，文学与非文学交织，其时也没有专门从事散文创作的散文家。可见，先秦时代的散文概念和内涵是模糊的，文体是自然朴素的，同时也是极其包容的。正是这种模糊、自然朴素和包容性奠定了中国古代散文宽阔、宏大坚实的基础。

先秦之后的两汉以“历史散文”为主要文体形态，“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这一文体的代表作，它将散文推到了一个顶峰。唐代的“古文运动”，一方面瓦解了魏晋南北朝的时文——骈文；一方面又融合叙事的历史、说理议论的哲学、抒情的文学于一炉，从而形成了叙事、议论与抒情三位一体的“古典散文”格局。当然，“古典散文”只是唐宋的一种主流散文文体形态，在唐代古文运动的推动下，散文的品类多样，写法也多姿多彩，既有大量的山水游记、寓言、传记等有很强文学性的散文，也有车载斗量的诸如书信、奏议、诏令、论辩、传状、碑记、箴铭、颂赞、哀祭、序跋、书说、赠序等偏于应用和议论的文章。明代以后，先是“以拟古为主”的“七子”的散文创作成为时流，继而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主张一切作品“皆从胸中流出”的小品笔记成为主要散文文体形态。而清代以桐城派为代表的散文，既强调“义理、考据”，又注重“词章”，即将应用性与文学性融合在一起。从以上对古代散文的历史回顾中，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中国的古代散文，从文体的角度讲，是一个相当庞杂的概念，或者说是一个“杂文学”的系统。中国古代散文的文体形态呈现出两个特征：其一，是它一方面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一方面每个时代都有一种主流文体；其二，中国的古代散文，先秦时期是应用性与文学性并重，魏晋之后总体看文学性文体占据主导地位，但应用性文体也有自己独立的地位。

总结、回顾中国古代散文文体演变的历程，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中国古代散文家从魏晋南北朝起便有着比较自觉的文体意识。虽然，章学诚所言“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的说法可能有夸大其辞的成分，但鲁迅认为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的文学主要是诗文已进入到文体的“自觉时代”应属不虚。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拿西方的文学作比较。西方的文学以戏剧、小说和诗为主，散文从古代到现代都没有独立成体，所以不论是长篇论著或是短篇小品，其文体基础都十分脆弱；即使“五四”时期热闹一时的英美“絮语散文”，其实真正上佳的作家和作品并不是很多。而能够像中国散文那样融记叙、抒情、议论于一炉的优秀之作更少。与中国散文相比，西方的散文随笔重“笔路”，重纪事、说理、个人性和科学精神，但在“文章”，即抒情性、音乐性、语言韵味，乃至“文气”等更能体现文体意识的各个方面，则远远逊色于中国古代散文。

（摘编自陈剑晖、杨汤琛《中国散文文体的近现代嬗变》，有删改）

材料二

先秦散文确立了说理文的体制。早期的语录体和对话体，虽不是我国说理文体制的主流，但后代不乏类似之作。从扬雄模拟《论语》而作的《法言》，到后代的佛教语录和理学家语录，都与《论语》一脉相承，主要以问答的形式进行论辩。在后代说理议论文中，也不乏其例。成熟于战国后期的专论体说理文，更是我国说理文的主要模式，不仅在体制上，而且在说理方法上，都对后代说理文有深远影响。

先秦说理文主要是哲理散文和政论散文，但无论是表述对自然和人生的理性认识，还是阐发政治主张和学术观点，都不仅依靠逻辑推理和抽象思辨来完成，还灌注了浓烈的情感，运用了生动的感性形象。先秦说理散文中，寄寓深刻的寓言、譬喻，常有抒情因素。这种形象性和抒情性，使先秦说理散文自身具有了文学意味，对后代散文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不仅后代哲理政论文受其影响，以描写抒情为主的文学散文也由此而孕生。

先秦说理散文中大量的寓言，本是为说理而存在，但由于其自身深厚的意蕴和生动形象的艺术特征，所以能够脱离说理文字而独立，由一种艺术表现手法，成为一种文学样式。其中的优秀之作，对我国古代小说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先秦说理散文中，以对话的方式描写人物，也为后世小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摘编自《中国文学史》，有删改）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2016年，“后真相”被《牛津词典》选为年度热词。“后真相”的释义为：诉诸情感和个人的信念要比客观事实对形塑公众舆论的作用更大。很多学者把它与社交媒体和个性化推荐技术联系起来，认为社交媒体使用者不经查证分享来路不明的内容，推动了假新闻的泛滥；同时社交媒体所使用的算法技术，导致了“过滤气泡”效应，使公众更不易接触到与自己想法相左的信息，加剧了群体偏见。

②“过滤气泡”最早由互联网活动家帕里泽提出。他发现两个人使用同一搜索引擎检索同一词语，得到的结果页面可能完全不同；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浏览同一个新闻事件，看到的新闻倾向也可能完全不同。比如2010年发生了令人震惊的英国石油公司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帕里泽委托两位住在北部并且受教育程度相似的朋友在同一搜索引擎上搜索有关的消息。一位获得了该公司深水地平线漏油事件的信息，另一位获得的却是关于该公司的投资信息。由此可见，在互联网时代，搜索引擎可以精准掌握用户偏好，为用户过滤掉异质信息，打造个性化的信息世界。但与之同时，信息和观念的“隔离墙”也会筑起，令用户身处在一个“网络泡泡”的环境中，阻碍多元化观点的交流。帕里泽将此称为“过滤气泡”。

③尽管“过滤气泡”受到高度关注，但事实上仍属于“新瓶装旧酒”。早在十多年前，有关“信息茧房”“回音室效应”“协同过滤”等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传播学家桑斯坦认为，信息的协同过滤会造成信息窄化，使群体成员倾向于加强与本群体的联系，忽略同外部世界或者其他群体进行信息交流，导致群内同质、群际异质现象，促使“信息茧房”的产生。处于“信息茧房”之中的公众有如“把自己封闭在自我设计的回音室里，每个人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回音，相同的意见会不断被重复，异质的观点会被过滤掉，这无异是一个作茧自缚的过程”。也有学者把“回音室”效应与虚假新闻联系在一起，认为社交媒体上聚合了相似的信息和同样的观点，使人们原本的态度不断被印证和强化，隔离了其他领域的信息和异己的表达。人们听到的只是封闭空间内被放大的回声，而不是网络空间中全面而真实的声音。

④问题在于，随着算法推荐时代到来，大数据公司通过智能技术手段获得用户的阅读搜索痕迹，总结用户的心理、习惯、兴趣，投放其感兴趣的信息，现在为特定群体实现精准内容发放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操作。新闻传播概念实现了从“人被动寻找感兴趣的内容”到“内容主动定位到感兴趣的人”的转变。用户的兴趣习惯成为内容推荐的核心要素，用户不再需要手动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机器算法代替用户完成了选择的过程。

⑤正是出于对被左右的选择权的忧虑，人们尝试开展一系列“戳泡运动”来进行矫正，但这些措施总体上看只是一些算法逻辑上的技术调整，针对的是那些已经认识到“气泡”并意图解决“气泡”的用户。事实上，“过滤气泡”的形成非常复杂，有算法推荐技术的推波助澜，也有人性和情感结构的内在需求，还与社会结构和权力息息相关，我们对此既不能过于乐观，也不必过于夸大“过滤气泡”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如果没有算法过滤技术，我们注定会被信息洪流所淹没。另一方面从前那种传统的、非定制的新闻也未必能保证多样性。“我们必须要弄清楚，是经过滤的媒体世界造就了我们所见的在线集结，还是本来就拥有不同信念的人建构了自我增强的过滤器”。这是一场技术与人性的较量，“戳泡运动”不仅需要不断改进算法技术，使用户可以接触到多元化的观点，还需要借助一个平等、自由、开放而理性的公共领域平台，开展协商对话，凝聚共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治本之道。

（摘编自郭少安《算法推荐时代的“过滤气泡”》）

材料二：

①国内学者将过滤气泡当作一个已然的负面存在，并以此为出发点对算法过滤引发的社会后果进行批判。相比之下，国外学者更多把过滤气泡视为一种假说——是否真正存在，尚需检验。

②针对过滤气泡是否存在，过去，西方学者从不同视角展开实证研究。我们则认为过滤气泡是否存在应关注的是单个用户的信息结构是否存在偏倚，将单个用户信息结构的均衡性作为衡量过滤气泡的指标，更符合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反之，单个用户信息结构失衡则表现为不同类型的信息内容数量差异悬殊，当个性化推送超过用户整体信息占比的50%，该用户的信息结构存在失衡。值得注意的是，平台为吸引流量，在作算法推荐时可能对某些特定内容存在偏好。而对某些投放基数较大的内容而言，推荐数量的小幅增加也可能导致用户信息结构的失衡。鉴于此，我们计算个性化内容的占比对“过滤气泡”存在与否的影响就要观察个性化推送是否满足以下条件：第一，个性化推送超过用户整体信息占比的50%；第二，在既有推送基数水平上，相应内容的个性化推送的增量显著，一般超过10%。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则过滤气泡存在。

③为进一步探究微博在算法推荐下的过滤气泡现象存在情况，我们将微博中规模庞大的国内用户群体分为有代表性的四类：代理用户A，28岁硕士单身爱美北京女青年（生活穿搭人设）；代理用户B，22岁中专学历的剧综迷、追星女粉丝（剧综文娱人设）；代理用户C，38岁高收入陆家嘴金融行业男博士（财经人设）；代理用户D，34岁本科毕业后参加工作的新手爸爸（科教人设）。

④首先对四个代理账号进行为期一周的训练。每天重复如下操作：在“微博搜索”中搜索与代理用户兴趣相关的5个关键词，根据推荐结果点击前5条内容；点击微博推荐中5条与代理用户兴趣相关的内容；使用微博账号登录抖音、小红书等任意一款应用，在该应用中点击或转评赞与代理用户兴趣相关的内容。

⑤训练结束后，进入记录阶段。连续4天记录代理用户ABCD在微博推荐中的前40条内容，并按照时事、财经、科教、文娱、生活和体育六个类别进行分类。

⑥为排除微博既有的信息推荐结构对结果的影响，设立一个中立账号作为对照组，以访客身份选择“随便看看”登录微博。中立账号反映了未经任何训练的情况下，微博对信息内容的初始偏好。计算个性化内容在代理账号和中立账号中的占比，两者之差为个性化内容的增量，如果增量显著，证明过滤气泡存在。

（摘编自陈逸君《微博算法推荐的过滤气泡现象探究》）

表1：代理用户账号与中立账号的内容推荐统计（单位：篇）

表2：代理用户账号内容推荐占比统计表：（单位：%）

代理用户账号内容推荐占比统计表：（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