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王维传》云：“玄宗出幸，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维服药取痢，伪称喑疾。禄山素怜之，遣人迎置洛阳，拘于普施寺。”王维在安史之乱中逃避不及，被迫出任叛军伪职，这一经历成为他终生挥之不去的创伤记忆。

凯茜·卡鲁斯指出，所谓创伤记忆，“是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性事件的一种无法回避的经历，其中对于这一事件的反应往往是延宕的、无法控制的，并且通过幻觉或其他侵入的方式反复出现”。在王维的诗文里，创伤记忆的确反复出现，但不是通过幻觉的方式。在直接与己相关的诗文里，王维只悔罪不辩白，在为与自己有相似遭遇的他人所写的表、碑等作品里，他不仅悔罪，而且在对他人当年残酷遭遇的展现中，巧妙为自己辩白。

陷贼、禄山迫以伪署、被收系狱中，这些创伤记忆在王维诗文中反复出现。如《与魏居士书》云：“偷禄苟活，诚罪人也。”《责躬荐弟表》云：“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以至今日。”作为传统的士大夫，王维十分重视忠诚与名节，其《重酬苑郎中》云：“何幸含香奉至尊，多惭未报主人恩。草木岂能酬雨露，荣枯安敢问乾坤？”但君臣大义所负愈重，王维也愈不堪安史之乱所带来的创伤记忆之煎熬，最后竟至于舍家归佛、归隐，其《叹白发》云“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不过，细读王维诗文会发现，他在直接涉及自己的诗文中，对创伤事件往往三言两语一笔带过，且只表示戴罪有愧，不作或少作辩白，至多如《谢除太子中允表》云：“当逆胡干纪，上皇出宫，臣进不得从行，退不能自杀，情虽可察，罪不容诛……跼天内省，无地自容。”只有在《为薛使君谢婺州刺史表》《大唐故临汝郡太守赠秘书监京兆韦公神道碑铭》等诗文中，由于这些为之作文的友人与自己有相似相近的遭遇，王维才充分显示出表现创伤记忆的特色。

如《为薛使君谢婺州刺史表》，王维代被朝廷任命为刺史的薛姓友人作谢表，表文先摆出友人的书生、文吏出身，奉法守文有余，折冲御敌不足，所以在时代的大动荡中，只能在城破陷敌之后，被“戟枝叉头，刀环筑口，身关木索，缚就虎狼”。除了与薛姓友人曾担任陕州地方官的经历稍有不同以外，人们一眼可知所写的一切其实也都是王维的亲身经历。同时正因为写的是友人，王维也大胆、直率地写到当日被刀枪相逼、“偷生厕溷”的屈辱遭遇。这是他在单纯写自己的诗文里所刻意省略的。这种从“对面”迂回而来的自陈与自辩，在另一篇《大唐故临汝郡太守赠秘书监京兆韦公神道碑铭》里犹有过之。王维在“序”里将慷慨赴死的“烈士之勇”、自杀成仁的“智士之勇”，与在灾难、凌辱面前“弃身为饵，俯首入橐，伪就以乱其谋，佯愚以折其僭”的“仁者之勇”相区别——“仁者之勇”虽没有前两者那样舍生忘死，但暂时忍辱事敌，恰是为了以后伺机报主。而在碑文里，王维所陈的遭遇更加惊心动魄：“将逃者已落彀中，谢病者先之死地，密布罗网，遥施陷阱，举足便跌，奋飞即挂。智不能自谋，勇无所致力。”复云：“君子为投槛之猿，小臣若丧家之狗。伪疾将遁，以猜见囚。勺饮不入者一旬，秽溺不离者十月，白刃临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环筑口，戟枝叉颈，缚送贼庭。”这些文字写尽友人在恶劣环境及严密防卫之下多日不吃不喝的非人处境，同时也将为他人及自己的辩护巧妙寓于铺陈描叙之中。

“君子”数句，陈铁民先生注云：“皆维自谓……斌陷贼在天宝十四载十二月，维为贼所得在天宝十五载六月长安沦陷后，二事相距半年。”“斌”即这篇碑铭的主人韦斌，陈先生将这几句写韦斌的文字径等于是王维“自谓”，殊为有见，倘能与王维一贯的从对面、从一定距离之外写起的“作法”联系起来理解，当更见其间微妙。

王维诗的这个“作法”，在他为陷贼和出任伪职的经历所深深痛苦的晚年，也在其有关创伤记忆的诗文里被延续下来，得到巧妙运用。这或许不仅是“作法”问题，还表现了王维观察世界与人生的立场和态度。

（摘编自沙红兵《草木岂能酬雨露，荣枯安敢问乾坤》）

材料一：

惩戒是具有教育意义的。

首先，历史证明，在教育史上，惩戒作为一种教育手段或教育方法是必要的。

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当头棒喝”对人的警醒教育作用曾经得到特别强调。中国乡间私塾先生手中的“戒尺”，在一仰一俯之间，是惩戒，也让学生在“疼痛”中明白了学习的意义。少年邹韬奋在父亲面前背书，一想不起来就要挨一下打，身旁的母亲还要哭着说“打得好”。

杜威是主张尊重儿童的教育家。但杜威仍然认为“儿童必须接受有关领导能力的教育，也必须接受有关服从的教育。”马克·吐温家里有一条规定：如果孩子犯错误，就必须受到应有的惩戒。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合理的惩戒制度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要的。这种合理的惩戒制度有助于形成学生的坚强性格，培养学生的责任感，锻炼学生的意志和尊严感，能培养学生抵抗并战胜引诱的能力。”

其次，从文化形态上看，对教育中惩戒现象有文化性的解释。在传统文化，尤其是在中国等东方文化中，教师常被认为“只是执行父母的权力而已”，在这种文化形态中，惩戒产生的负面影响被降低到很低的程度。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审视整个人类的历史和我们自己的文化特点；对惩戒的教育性的认可可能就会容易得多。

第三，从教育伦理上说，惩戒不一定意味着不尊重，而不惩戒也不一定意味着尊重。马卡连柯说：“如果没有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教育。基本原则是尽可能多地要求一个人，也要尽可能多地尊重一个人。”有了这一原则的存在，即使是采取严厉的惩戒措施，对那些可以提出更高要求的学生来说，即使是受处罚，他们也容易理解这一惩戒体现的尊重和教育意义。同样，不惩戒也不一定意味着尊重。最主要的理由：如果没有教育性的惩戒以制止某些错误行为，学生在许多事情上将只能通过成本更大的“自然惩戒”去学习。此外如果没有适当的惩戒，关系到每一个学生健康发展切身利益的教育秩序将难以有效维系。所以，“凡是需要惩戒的地方，教师就没有权利不惩戒。在必须惩戒的情况下，惩戒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义务。”惩戒比那种无条件放任学生的“人道主义”更加“人道”。

必要的惩戒有利于学生整体、健康地发展，比那种无条件放任学生的抽象的“人道主义”更加“人道”；而且最“现代”的国家如欧美诸国的教育实践也存在不同形式的惩戒。现代教育观意味着对惩戒实施的限制、规定，并未否定惩戒存在的必要性。合理的惩戒应被看作是教师对学生的善意和爱。

（摘编自中国教育智库网）

材料二：

教育部发布《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以立法方式规范教育惩戒权的行使，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履行职责的必要手段和法定职权，在教育教学和管理过程中，教师对违规违纪、言行失范的学生进行制止、管束或用特定方式予以纠正。惩戒是为了教育，使学生认识和改正错误。

在征求意见稿中，根据程度轻重，教育惩戒分为三类。一般教育惩戒适用于违规违纪情节轻微的学生，包括点名批评、做口头或者书面检讨、增加额外教学或者班级公益服务任务等；较重教育惩戒适用于违规违纪情节较重或者经当场教育惩戒拒不改正的学生，包括德育工作负责人训导、承担校内公共服务、接受专门的校规校纪和行为规则教育、被暂停或者限制游览等集体活动等；严重教育惩戒适用于违规违纪情节严重或者影响恶劣，且必须是小学高年级、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生，包括停课停学、法治副校长或者法治辅导员训诫、专门人员辅导矫治、给予处分等。秩序是社会生活的前提条件，良好的秩序是良善生活的特征。若缺乏必要的秩序，教育活动将无法正常进行。因此，纪律的强化与秩序的维持是教育惩戒的直接诉求。

当然，我们需要认识到秩序的维持并非教育惩戒的根本目的，仅具有工具性价值，促进学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是惩戒的本体性价值。教育惩戒不是为了实现对学生的压迫与羞辱，而是为学生自由、全面的发展创造一种良善的纪律与秩序。教育是以学生形成善良的人格为价值追求，惩戒的使用必然是出于善的目的，尊重学生的独特性，指向学生的成长，追求学生的自律与自觉。教育惩戒要体现其教育性，不是简单地给予消极的否定，而应以其人格发展为旨归，引导学生建立善恶、是非观念，形成健全的人格。

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教育惩戒时，不能仅仅着眼于维持秩序这一工具性价值，而要时刻思考惩戒的本体性价值，惩戒到底是为了什么？教育惩戒要以正义为内在精神。缺失正义，惩戒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首先，给出惩戒理由且允许学生申辩。作出一个教育惩戒决定后，要明确向被惩戒学生陈述违规行为、具体原因与惩戒依据，使被惩戒的学生认识到惩戒行为出于公共理性，而非教师个人的主观好恶。同时，教育惩戒要允许学生申辩，倾听学生的意见。惩戒不是教师或学校的单方面的行为，学生享有为自己辩护、澄清事实与阐明动机的权利，必要时也需要听取家长的意见。

其次，要一视同仁，惩戒不是“差生”的“专利”。惩戒是所有犯错学生必然要承受的结果，没有学生（特别是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享有免于惩戒的特权。”教师不能因主观好恶或个人利益有意夸大或无视部分学生的违规违纪行为。这种主观的偏私不仅会使教师丧失公信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犯错学生及时改正过错、实现成长的机会。

再次，完善教育惩戒中的权利救济。在推动教育惩戒依法实施的同时，通过完善的救济机制使教师与学生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是正义的重要体现。教师享有惩戒权，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教师不能侵害学生的合法权益。一方面，面对现实中存在的由于教师滥用惩戒，导致学生权益受损的情况，应建立相应的救济机制，学生及其监护人可以通过学校内部的投诉，也可以寻求进一步的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来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权利的救济不限于学生，也要针对教师建立相应的权利救济机制，以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和职业尊严不受侵犯，确保教师行使惩戒权。

（摘编自胡金木《教育惩戒的学问》）

祖逖，字士稚，范阳道人也。晋愍帝建兴元年，左丞相睿以为军谘祭酒。逖居京口，纠合骁健，言于睿曰：“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今遗民既遭残贼人思自奋大王诚能命将出师使如逖者统之以复中原郡国豪杰必有望风响应者矣。”睿素无北伐之志，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廪，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召募。遂屯淮阴，起冶铸兵，募得二千余人而后进。

晋元帝大兴三年夏六月，祖逖将韩潜与后赵将桃豹分据陈川故城，出入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状，使千余人运上台，又使数人担米息于道。豹兵逐之，弃担而走。豹兵久饥，得米，以为逖士众丰饱，益惧。后赵将刘夜堂以驴千头运粮馈豹，逖使韩潜及冯铁邀击于汴水，悉获之。逖在军，与将士同甘苦，约己务施，劝课农桑，抚纳新附，虽疏贱者皆结以恩礼。逖练兵积谷，为取河北之计。后赵王患之，乃下幽州为逖修祖、父墓，因与逖书，求通使及互市。逖不报书，而听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门童建杀新蔡内史周密降于后赵。后赵王斩之，送首于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将军之恶，犹吾悉也。”逖深德之。自是后赵人叛归逖者，逖皆不纳，禁诸将不使侵暴后赵之民，边境之间，稍得休息。

四年秋七月甲戌，以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八月，豫州刺史祖逖以戴渊吴士，虽有才望，无弘致远识，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渊雍容统之，意甚怏怏。又闻将有内难，知大功不连，感激发病。九月，卒于雍丘。豫州士女若丧父母，谯、梁间皆为立祠。祖逖既卒，后赵屡寇河南，梁、郑之间复骚然矣。

（《通鉴纪事本末·祖逖北伐》，有删改）

材料一：

几乎所有的中国古典悲剧都离不开善恶报应，最后一般都是好人得到幸福，坏人受到惩罚。而西方悲剧却大不一样，从亚理斯多德开始一直是反对善恶报应的。同样是人，为什么中西方人在这个问题上有这么大的分歧呢？

中国悲剧偏重于因果报应，明显地具有他律性，而西方悲剧强调出于自由意志的行动，突出了行为的自律性。德国哲学家康德对行动的自律与他律有过深刻的研究，他认为他律的行动表现为：“因为我希望其他事情，所以我应该做这件事情。”而自律行动的特征为：“即使我不希望任何事情，我也应该如此这般做。例如，前者会说：如果我要维护我的名声我就不应该撒谎；后者会说：即使它一点也不会使我丧失名誉，我也不应该撒谎。”康德还指出，真正的道德法则必须建立在自律的基础之上，以善恶报应为特点的他律原则并非真正的道德法则。为什么以道德严谨而闻名于世的中国人却偏偏创作出他律的悲剧，而道德情感较冷漠的西方人反而创作出自律的悲剧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考查一下中西方人对幸福和德行的不同态度。西方文化是突出个体的，他们比较注重个人的幸福。在服从道德准则的时候，他们不会耻于谈论个人利益，有时甚至为了个体的自由去挑战现存的道德。所以西方人的个体的幸福与道德之间矛盾尤为突出，虽然他们也设法协调两者的关系。实际上重智的西方人往往把幸福看得比德行还重要，他们只是在追求个人幸福的同时，兼顾道德法则，因为智慧主要是用来获得幸福的。

西方人关于德与福的问题也体现在悲剧中。别林斯基在谈到悲剧时曾说：“如果主人公战胜了心灵的自然爱好而有利于道德法则，那么，幸福就永别了，生命的欢乐和魅力也永别了！他变成了行尸走肉……主人公如果遵循了心灵的自然爱好，那么他被自己认为是一个罪犯，成了良心的牺牲品。”西方悲剧中的人物几乎从不忘记自己是个不断追求幸福的人，虽然他们也相当重视道德原则。在两者并重的情况下，他们就没有必要期待额外的报应。如果不得不放弃幸福来完成道德使命时，他们绝不忍气吞声，而是听从自己情感的驱使，把自己的行为当法律，为了复仇杀死他人或近亲，甚至在绝望之余，杀死自己。这种抗争的成就感本身就已经是很好的回报，他们因此没有必要祈求别的报答。

中国古人把德与福的关系称为义利关系。与西方相比，中国人更加重视整体，不是很突出个体的利益，基本上是重义轻利的。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程伊川甚至说：“公则一，私则万殊。至当归一，精义无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道家虽然与儒家有很大的区别，甚至对仁义道德进行了非议，但他们对个体利益的态度是相似的。此外，佛教也是重道德轻个人利益的。由此可见，中华文明的主要思想流派都有重义轻利的倾向。

然而人天生就有一种追求享受的倾向，不管古人怎样尽力构建道德的天地，德行本身并不能取代幸福。所以注重追求人格完美的中国古人（少数圣人也许是例外）不可能总是生活在道德的天地中，同样有着幸福的需求。但重道德的古人难以跳出道德之外去挑战现实来获得需求的满足，却试图通过道德的手段找到幸福，结果把道德变成通向幸福的途径，使道德法则的尊严大大降低，减少了自律的成分，增加了他律性。佛教与道教中的因果报应说在中国的广泛影响，使中国人的道德增加了他律的成分。当然我们应当肯定，中国人的道德行为的原动力并非他律的，而是自律的，只是在个人的幸福得不到保证时，他们又不得不幻想出善恶报应关系。

中国悲剧之所以离不开善恶报应关系，其关键原因就在于古人太重视德行了。中国悲剧人物过于注重人格的自我完善，却不太用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么一个善良的人却在现实中屡屡遭到无情的打击。人们面对这样的困惑，除了通过因果报应来获得慰藉之外，似乎难以找到别的出路，除非与西方人一样，积极地行动起来。

（摘编自《浅谈中西方悲剧》）

材料二：

中西方的悲剧精神不同。这个不同是由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决定的。西方社会“从古希腊开始就有海洋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特征，崇尚个性和自由，富于冒险和开拓，讲求力量和技术；具有批判精神、怀疑态度和否定勇气”。因此，西方悲剧中主人公的悲剧结局基本上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惊天动地的斗争体现了他生命的价值，他的死是问心无愧的。因此观众不会因为主人公的牺牲而绝望，而是被他不朽的斗争精神所感染。而中国文化是内陆型的，“它的政治思想是稳定，它的哲学思想是中和，它不是一种进取性，而是一种保守型的文化。”中国文化缺乏怀疑和否定的力量，中国人往往对不合理的东西采取容忍态度，反对矛盾冲突。中国文化的这种特征也体现在中国古典悲剧中。

所以中国悲剧人物往往不敢向传统观念挑战，他们的外在行动也就不能和西方悲剧人物一样大刀阔斧。小人物充当悲剧主角也是中国人对不合理现象容忍的结果，因为小人物就像路边的小草，任人们的脚踩却无力反抗。这些善良弱小的人物没有能力也没有想要积极地创造幸福，但又不甘心受苦到底。因此中国悲剧只好依靠外在的力量实现结尾的大团圆，以便获得“诗的正义”，即中国人所说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种快乐的结尾从表面上看是受苦人的希望，实际上却是被迫害者的精神鸦片。观众看了这种戏，虽然可以高高兴兴地回家，但心中积极进取的欲望却被大大地削弱。

（摘编自《中西方悲剧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