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园林命名之最高标准，张岱已明言“无有一字入俗”，这也是园林命名同现代的“主题园”的区别。后者仅仅指出命名是表达景致的某一主题思想，而园林命名的关键却不只在于“主题”，更在于雅俗。有人认为使用古人典故就是“不俗”了，《红楼梦》第十七回中以两处题名指出了这一观念的问题，在“曲径通幽”，宝玉言之“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这自然是常说的“古雅”了；而在“沁芳桥”，宝玉又不喜欢别人那些“述古”的名字了。通观全篇，其所涉用典之俗的问题大抵有三：一曰陈旧，二曰犯忌，三曰“不中”。

所谓陈旧，就是用典太过俗滥，了无新意。如众人到了潇湘馆时，论此处匾该题四字。有人说：“淇水遗风。”贾政道：“俗。”又一个道：“睢园遗迹。”贾政道：“也俗。”二者一处用《诗经·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典；另一处用睢园，即汉梁孝王“绿竹荫诸”的菟园之典，都同潇湘馆最点景的物“竹”有关，也算应题，为何被政老称“俗”呢？主要在于，这两个典故是文人看到“竹”最容易想到的典故，几乎已经是陈词滥调了，而由自我妙思所感知的此处景致之独特也自然不可见了。

犯忌者，多是同政事人情相悖之意。这看似同雅俗无关，但所“雅”者，乃是寓于此间而得其遗世独立之精神；若不能意会禁忌之“度”，便是同时俗产生了冲突，难得独我之幽趣了。一犯在违制。如“蓼汀花淑”一景，有人拟出“秦人旧舍”，宝玉立即指出“背谬了”，桃花源之典故，本是讲“为避秦乱”而隐居的一村人，他们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无疑暗藏着对政治的不满。二犯在重名，“稻香村”最初有人题名“杏花村”获得众人赞赏，贾政却向众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名，村名直待请名方可。”三犯在“颓丧”。在蘅芜苑一处拟联，有人道：“麝兰芳霭科阳院，杜若香飘明月洲。”众人指出“斜阳”二字不妥，那人便引古诗“蘼芜满院泣斜阳”句，众人皆云：“颓丧，颓丧！”

所谓“不中”，就是本来显然需要提及的点题景物，没有说准或者说满了，或者明明没有的景致，却在匾额和对联中生造出来。前者如怡虹院之处，有人提出“蕉鹤”，有人提“崇光泛彩”，宝玉就说“此处蕉棠两植，其意暗蓄‘红’‘绿’二字在内。若只说蕉，则棠无着落，若只说棠，蕉亦无着落”。后者如在蘅芜苑中清客们的“麝兰芳霭斜阳院，杜若香飘明月洲”“三程香风飘玉蕙，一庭明月照金兰”二联。说“不中”是“俗”，似乎也有些不妥，但是“俗”并不只针对文辞不美，还针对那些华美却不切景的辞藻。真正的“命名”乃是根据“此景”各种幽致深蕴而从生命经验中流露出来，而非为了炫耀自己的文学才华而生搬硬造出来的。

从根本上讲，“不入俗”之难在于不能回到自我观照的世界中来，而只在“外部”的典故、概念和比拟中打转。在这一回中，尤其彰显宝玉才华的，或者说特别表露出“雅”的含义的，是连贾政也比较欣赏的“沁芳”桥之命名以及“蘅芷清芬”的对联。“沁芳”之名拟出后，贾政的态度是“拈须点头不语”，脂评“六字是严父大露悦容也”。宝玉在评价前人时已提出，“雅”虽要切景，但却不能太“实”，而是要“蕴藉含蓄”；而其“含蓄”处，却是一种真正的“实在”。之所以“含蓄”，乃在于命名不能是对眼前景致的一般描述或比拟，而要将自我的生命经验沉浸于作为整体的园中世界，并前追古人之生命，将之也化入此刻自我的生命中来。

所谓“无有一字入俗”，其实就是将自我作为存在者的“主人”去面对真实的世界，面对真实的此刻的显现。然而古今鲜有人可做到极致，又知这一“真实”是极难寻找的。这一回的叙事展现出，对真实的意义的寻找乃是基于对许多“不真”的表达的涤除与反省，在这种反省之后重新回归到本真的存在中来，回归到在此的自我中来，世界的“真”使从被遮蔽的俗套和成见中显露现身了。

（摘编自李溪《以意造园，复以园造意：从<红楼梦>第十七回看文人园林》）

材料二：

中国古代园林是文人读书治学的场地、修身养性的乐土、结社雅集的处所和文学创作的基地。中国古代园林的文学书写种类多样，异彩纷呈。园林中的建筑题名、匾额、对联和刻石等或取材于著名诗文，或出自文人之手。文学史上众多美文意境与文学家的高雅情致，皆成为中国古代园林的造景依据。拙政园来源于陶渊明《归园田居》的“守拙归园田”；沧浪亭的“沧浪”二字取自屈原《渔父》中的典故，园中临水的“观鱼处”得名于《庄子》“观鱼于濠梁之上”；颐和园后山“看云起时”出自王维《终南别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拙政园“留听阁”用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兖》“留得枯荷听雨声”的诗意。园林中的对联、刻石对仗工整，寓意深远。留园五峰仙馆题有“雨后静观山意思，风前闲看月精神”，这与李白《独坐敬亭山》中“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有异曲同工之妙。园林散文、题园诗赋是古典文学与园林的另一种结合形式，如《阿房宫赋》《醉翁亭记》《岳阳楼记》等、都是流传千古的名篇。汤显祖笔下的“牡丹亭”和曹雪芹笔下“大观园”更是将中国园林的文学书写推向了高潮。

（摘编自袁圆《从<红楼梦>大观园看中国古代园林的文学书写》）

材料三：

说着，进入石洞来。只见佳木茏葱，奇花熌灼，一带清流，从花木深处曲折泻于石隙之下。再进数步，渐向北边，平坦宽豁，两边飞楼插空，雕甍绣槛，皆隐于山坳树杪之间。俯而视之，则清溪泻雪，石磴穿云，白石为栏，环抱池沿，石桥三港，兽面衔吐。桥上有亭。贾政与诸人上了亭子，倚栏坐了，因问：“诸公以何题此？”诸人都道：“当日欧阳公《醉翁亭记》有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贾政笑道：“‘翼然’虽佳，但此亭压水而成，还须偏于水题方称。依我拙裁，欧阳公之‘泻出于两峰之间’，竟用他这一个‘泻’字。”有一客道：“是极，是极。‘泻玉’二字妙。”贾政拈髯寻思，因抬头见宝玉侍侧，便笑命他也拟一个来。

宝玉听说，连忙回道：“老爷方才所议已是。但是如今追究了去，似乎当日欧阳公题酿泉用一‘泻’字，则妥，今日此泉若亦用‘泻’字，则觉不妥。况此处虽云省亲驻跸别墅，亦当入于应制之例，用此等字眼，亦觉粗陋不雅。求再拟较此蕴藉含蓄者。”贾政笑道：“诸公听此论若何？方才众人编新，你又说不如述古，如今我们述古，你又说粗陋不妥。你且说你的来我听。”宝玉道：“有用‘泻玉’二字，则莫若‘沁芳’二字，岂不新雅？”贾政拈髯点头不语。

（节选自《红楼梦》第十七回）

材料一：

为获得真正的教养，可以走不同的道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研读世界文学，就是逐渐地熟悉掌握各国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尤其是他们在作品中留给我们的思想、经验和理想的巨大财富。这条路永无止境，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将它走到尽头；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将哪怕仅仅只是一个文化发达民族的全部文学通通读完，更别提整个人类的文学了。然而，对每一部思想家或作家的杰作的深入理解，都会使你感到满足和幸福——不是因为获得了僵死的知识，而是有了鲜活的意识和理解。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尽可能地多读、多知道，而在于自由地选择我们个人闲暇时能完全沉浸其中的杰作，领略人类所思、所求的广阔和丰盈，从而在自己与整个人类之间，建立起息息相通的生动联系，使自己的心脏随着人类心脏的跳动而跳动。

要想建立与世界文学的生动联系，读者的第一要务乃是认识自己本身，进而认识那些特别能引起共鸣的作品，而不要遵循任何的模式或者教学大纲！他必须走一条爱之路，而非义务之路。仅仅因为某部作品有名，因为羞于不了解它就强迫自己去阅读，实乃大错而特错。恰恰相反，每个人都该在他感觉最自然的地方，开始对书籍的阅读、了解和喜爱。有的人在学生时代已早早发现自己对优美诗歌的爱好，也有人更爱好历史和乡土传说；有的人也许喜欢民歌，还有人觉得阅读那种细致考察我们心灵的感受并给予高度理性解释的作品，更加富有魅力和令人欣喜。阅读之路有千万条。可以从小学课本和日历出发，而终结于莎士比亚、歌德或者但丁。让每个人凭自己的爱好去开始阅读，读一部文学作品或者一首诗，或者一则报道、一篇论文，以此为出发点，然后再扩而大之。

（摘选自黑塞《读书：目的和前提》）

材料二：

有些人读书，全凭自己的兴趣。今天遇到一部有趣的书就把预拟做的事丢开，用全副精力去读它；明天遇到另一部有趣的书，仍是如此办，虽然这两书在性质上毫不相关。一年之中可以时而习天文，时而研究蜜蜂，时而读莎士比亚。在旁人认为重要而自己不感兴味的书都一概置之不理。这种读法有如打游击，亦如蜜蜂采蜜。它的好处在使读书成为乐事，对于一时兴到的著作可以稍为深入，久而久之，可以养成一种不平凡的思路与胸襟。它的坏处在于使读书泛滥而无所归宿，缺乏专门研究所必需的“经院式”的系统训练，使阅读产生畸形的发展，对于某一方面知识过于重视，而对于另一方面知识可以很蒙昧。

读书须有一个中心去维持兴趣，此中心或是科目，或是问题。以科目为中心时，就要精选那一科的要籍，一部一部地从头到尾读，以求对于该科得到一个概括的了解，为进一步高深研究做准备。如读文学作品以作家为中心，读史学作品以时代为中心，也属于这一类。以问题为中心时，心中须先有一个待研究的问题，然后选择关于这问题的书籍去读，其用意在于搜集材料和诸家对于这问题的意见，以供自己权衡去取，推求结论。重要的书仍须全看，其余的这里看一章，那里看一节，得到所要搜集的材料就可以丢手。这是一般做研究工作者所常用的方法，当然，它对于初学者并不适宜。不过初学者以科目为中心时，仍可约略采取以问题为中心的要领。如一书作几遍看，每一遍只着重某一方面。苏东坡《与王朗书》曾谈到这个方法，少年求学者，“每一书皆作数次读之。当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并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一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类，亦如之”。

朱熹尝劝他的门人采用这个方法。它是精读的一个要诀，可以养成仔细分析的习惯。举看小说为例，第一次只求故事结构，第二次只注意人物描写，第三次只求人物与故事的穿插，以至于对话、辞藻、社会背景、人生态度等等都可如此逐次研求。

读书要有中心，有中心才易有系统组织。比如看史书，假定注意的中心是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则全书中所有关于这问题的史实都被这中心联系起来，自成一个系统。以后读其他书籍如经子专集之类，自然也常遇着关于政教关系的事实与理论，它们也自然归到从前看史书时所形成的那个系统了。一个人心里可以同时有许多系统中心，如一部字典有许多“部首”，每得一条新知识，就会依物以类聚的原则，汇归到它的性质相近的系统里去，就如拈新字贴进字典里去，是人旁的字都归到人部，是水旁的字都归到水部。大凡零星片段的知识，不但易忘，而且无用。每次所得的新知识，必须与旧有的知识联络贯串，这就是说，它必须围绕一个中心归聚到一个系统里去，只有这样才会生根，才会开花结果。

（摘选自朱光潜《谈读书》）

材料一：

建党一百周年之际，走上小康之路的“乡土中国”如何丰富自身的价值内涵？回溯并展望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发展，需要以当代中国社会进程与文化建设为坐标解读。

自1978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三家亲》拉开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发展的帷幕以来，大量讲述改革开放的乡村故事涌现出来。20世纪80年代的《今夜有暴风雪》等激情讲述农村建设初期的风云变幻与山乡巨变，《外来妹》等捕捉新旧文化冲突以及人物内心的激荡，《篱笆·女人和狗》等“农村三部曲”系列用心灵史般的笔触透视农村文化的跃迁……不少优秀之作既延续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又注入了改革开放的现代视角，形成了兼具乡土气息和内省意识的乡村叙事风格。

20世纪90年代，农村剧在社会转型和娱乐大潮的冲击下一度被边缘化，但仍然有《庄稼汉》等作品继续审视改革大潮中农民意识和精神结构的变化。进入2l世纪，《插树岭》等记录并表现多业态开发下新农村的新气象。同时期还有悲情式的《民工》，轻喜剧式的《刘老根》《乡村爱情》等，这些作品一度成为农村剧的新标识，使乡村叙事的面貌更加丰富多元。

近年来，一些优秀作品对国家的乡村振兴政策及农村治理经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总结，特别是对农村未来的发展之路进行了思考和讨论，这些成为新时代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新主题。其中，《山海情》聚焦城乡互助、东西部协作；《经山历海》反映基层党员干部的成长；《江山如此多娇》更触碰到乡村建设的深广层面，提出“敬畏土地、永续农耕”是农民的根与魂……这些影视创作对农村发展理念的全新阐释，彰显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验的独特性。

不识真农村，何以识中国？在新时代的发展逻辑下，新型乡村治理的良性结构应该什么样？我们从历史经验中应该获得哪些启示？什么才是更好的生活？影视创作需要在新的艺术转化中，呈现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发现。

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现实性”，需要与大地、心灵紧密结合。除了扎实的生活积累和田野素材，更重要的是有思辨性、洞察力和介入能力，以解决如何呈现全新的城乡关系，并以此描绘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前景等问题。

其二，站在新的起点上，对于现代文明与农业文明关系的表现需要进入新境界。我们应该反思、修正关于农村的种种惯性定见。美丽乡村不是“度假村”，除了环境、自然生态，还应该呈现其经过现代化洗礼的精神文化内涵。

其三，在叙事核心上，应着重思考如何解决经济富裕与精神贫困之间的矛盾。广大创作者必须意识到，对农民精神关怀向度的宽窄，以及对新村、新人的丰富性呈现，最终决定创作的品质。携带着乡村社会经山历海的历史记忆和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强烈诉求，乡土故事在今天再度成为影视创作的焦点。

期待迈入新发展阶段的乡村叙事，能够通过更丰富的作品充分发掘题材内涵，以此形成一种文化推动，促进中国故事的传播和中国理念的推广。

（摘编自卢蓉《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乡村题材剧用影像呈现新“乡土中国”》）

材料二

乡村振兴，关键是人才。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一大批本身能力强的基层党组织带头人敬业爱乡、造福一方，带动了本地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因此，要振兴乡村就要将全面激活乡村本土人才资源活力置于乡村人才振兴工作的重要位置，充分发挥本土人才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识”上宽视野，挖掘本土人才。田间地头是乡村本土人才的“练兵场”，在农业农村广阔天地里，埋藏着无数可塑性“老把式”人才，只要农民“身上有本事、手里有绝活”，都可以纳入人才范围。

“育”上下功夫，提升本土人才资源。就地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结合乡村特色产业和市场需求，因材施教“育才”，促进乡土人才“提档升级”，增强乡村本地内生发展动力。

“励”上强创新，建立健全本土人才激励机制。乡村要贯彻落实好减税降费、融资贷款、配套设施建设补助、用地等政策；落实落细乡村人才关爱激励政策，重点对在基层一线真抓实干、苦干能干的乡村人才给予奖补；建立符合农业农村职业特点的职称制度，让“土专家”也能拿到职称证和聘任书，让干得好的乡土人才有奔头，激励其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加强对本土人才的人文关怀，完善住房、就医、社保、子女入学等政策，切实解决人才后顾之忧，激励本土人才安心、用心干事创业；强化荣誉激励提升乡村人才社会地位，加大对乡村人才先进典型的选拔宣传力度，对乡村振兴中表现突出的创新创业就业本土人才给予表彰奖励并重点宣传，形成社会示范效应，带动和激励更多人才服务乡村振兴。

（摘编自游霭琼《激发乡村本土人才活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A．以当代中国社会进程与文化建设为坐标解读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发展，有助于丰富“乡土中国”自身的价值内涵。

B．为了彰显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验独特性影视创作要总结经验、思考未来，对农村发展理念进行全新阐释。

C．要表现新的现代文明与农业文明关系，不能只注重环境、自然生态，还应该呈现其经过现代化洗礼的精神文化内涵。

D．乡土故事再度成为影视创作焦点的两个因素是：乡村社会有着经山历海的历史记忆和农民对美好生活有着强烈诉求。

材料一：

诗歌传情达意有两大基本手段，即音韵节奏和意象形象。诗的音韵节奏作用于人们的听觉感受和内在的节奏感受，而意象、形象则作用于人们的视觉、想象和知解力。要完美地鉴赏、理解一首诗，必须充分调动人们的这两大类感觉能力。任何一类感觉能力的缺乏，都会导致对诗歌理解的障碍。

当我们仅专注于意象的显现和内涵时，往往就会对音韵节奏的表现作用“听而不闻”，甚至把它当作一件可有可无的东西。尤其面对那些没有什么意象，而主要诉诸音韵节奏的诗时，我们就会显得木然无知，处于一种所谓的“失语”状态。这种能力的缺乏还容易导致出现另一个毛病。由于对音韵节奏的感悟本是一种关系性的、整体性的感悟，这种能力的缺乏就会带来对诗歌的整体感受、把握能力的缺失。于是就会出现这样一种诗歌解读现象，往往在一些局部（通常都是意象或所谓象征）大加穿凿，大加发挥。在诗歌的理解中经常出现的那种“阐释过度”的毛病，就常常是由这一原因引起的。

与音韵节奏感悟能力缺乏的毛病相对，在诗歌理解中出现的另一个毛病就是对意象的领悟能力欠缺。一旦诗有一些稍深厚复杂的意象或象征，就感到不知所措。尤其是当一些诗主要并不依赖于音韵节奏而主要借助意象的新颖深厚以及意境来表现时，他们就基本失去了领悟诗歌的意旨及其巧妙之处的兴趣。这样一种对待诗歌的态度对于理解诗歌，尤其是理解新诗往往会造成很大的障碍。这样对待诗，对待那些缺乏音韵节奏的诗，实则也是偏颇的。因为诗，本来就是音乐因素与造型艺术因素的混合物。它有时这个方面的因素重一点，有时那个方面的因素重一点，对诗而言都属于正常现象。当一首诗主要诉诸意象等因素时，我们就应当主要从意象、形象的角度去欣赏它，而不要再计较于它的音韵节奏是否优美。

当然，我们也希望，诗能够在音韵节奏和意象两方面总是能和谐统一，但我们也要知道，诗作为一门混合型的艺术，它有时候的确能够做到如此，但有时候的确会有所偏重。那么，我们欣赏诗，就应当具有两副眼光，而且有时候要更多地用这一副眼光，有时候要更多地用另一副眼光。

（摘编自谭德晶《现代诗歌理论与技巧》

材料二：

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到观念题旨、艺术精神，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不过，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的墨守成规的仿效，而是在横向移植的外来参照之下的现代创造性转化。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的发轫，其秉承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即至为明显，胡适自己就承认，他的新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无法完全远离古典诗歌传统的一脉血缘。

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像戴望舒名篇《雨巷》的中心意象“丁香”，即来自李璟《摊破浣溪沙》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卞之琳就说《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余光中《碧潭》有句“如果舴艋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活用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古今诗歌作品之间，郑愁予名篇《错误》的艺术构思，显然借鉴了苏轼《蝶恋花》下片中的无焦点冲突和戏剧化情境；舒婷名篇《船》表现的咫尺天涯的永恒阻隔，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同出机杼。

古今诗人之间，像郭沫若诗歌的豪情气势与李白诗歌，艾青诗歌的深沉悲郁与杜甫诗歌，戴望舒、何其芳诗歌的辞色情调与晚唐温李诗词，卞之琳诗歌的炼字琢句与南宋姜、吴雅词等；古今诗体之间，像胡适之体的浅白与元白体的浅俗，俞平伯、严阵、流沙河诗歌的语言节奏与古代词曲句式，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诗歌与古代辞赋歌行，白话小诗的体式与古代绝句小令等；古今诗歌流派之间，像新边塞诗的激昂豪迈、地域特色显明，与盛唐边塞诗的激情悲壮、异域风光独特等；古今诗歌主题之间，像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时间生命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愁主题等；古今诗歌形式手法之间，像构句分节押韵，意象化，比兴象征，构思立意，意境营造与氛围渲染，叙事性和戏剧化，互文与用典等；其间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开展扎实有效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有利于古代诗歌研究者扩大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形成关于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理清20世纪新诗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从而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并以辉煌灿烂的古典诗艺为参照，剖析新诗艺术的利弊得失，提升新诗的艺术水准；促使古典诗艺的现代性转化；它还有望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而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益于培养现代学人丰富的审美趣味、弘通的历史视野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摘编自杨景龙《古典诗歌的现代传承》）

材料一：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摘自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材料二：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摘自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材料一

文学与历史是人类源远流长的两种文化形态，两者有着紧密联系。从文学与历史的关联处来考察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二者之间显而易见的相通之处是叙事性。中国古代就非常重视历史的叙事功能。唐代的刘知几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美国学者海登·怀特更认为历史叙事具有意义建构作用，历史学家按照某种叙事秩序对过去的事件进行了编排，使之呈现为当下的样子，“历史叙事不仅是有关历史事件和进程的模型，而且也是一些隐喻陈述，因而暗示了历史事件和进程与故事类型之间的相似关系，我们习惯上就是用这些故事类型来赋予我们的生活事件以文化意义的”。

历史与文学相通处之二是想象性与情感性。培根较早意识到想象对于历史是必不可少的，“编年史的作者编撰较长历史阶段的著作时，必然面临许多空白之处，他只能利用自己的才智和猜测来填充这些空白”。这里所说的“猜测”就是想象。我国古人也认为历史需要合理的想象。例如《左传》中“晋灵公不君”中鉏麑自尽前的自白，清人纪昀通过申苍岭之口说：“鉏麑槐下之词，浑良夫梦中之噪，谁闻之欤？”说起历史的情感性，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司马迁《史记》中对屈原和李广父子的描写去感受作者写作时倾注的无限同情。以至于怀特认为历史也是诗性的行为，一种想象性的文学活动，“本质上尤其是语言学的”，因为历史学家总得突出一些事件而贬低另外一些事件，描述特征，变更视角，转换叙事策略等。

但是怀特无疑夸大了历史的文学性。历史终究以记述事件为主，叙事技巧与想象在历史编纂学中还是处于比较低的位置。而情感性在历史写作中的作用更是有较大的争议。如有人认为司马迁本人遭受过宫刑，所以他对历史上同样受过冤屈的人如屈原或李广父子等投射了过多的同情，对他们进行了拔高和美化。这里不去辨析上述争议的是非曲直，但至少说明叙事性、想象性与情感性对于文学来说是整体的、必备的，而对于历史来说则相对是次要的、附属的，也就是说，历史通常只具有低度文学性。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历史的对象是实在的，文学的对象是虚拟的。历史毕竟还有一个独立于历史学家的历史实在，它作为客观给定物，过去和现在的所有历史学家，尽管观点不同，都可以讨论它。这个“实在”是可公度的，所有历史阐释可以进行有意义的比较、批评和判断。文学则是虚拟的世界，没有这个实在可以比较、批评和判断。可以说，历史是以实在为依据的建构，文学则是以虚拟为基础的创造。用金圣叹的话说，前者是“以文运事”，后者是“因文生事”。

（节选自汪正龙《重审文学的历史维度——兼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

材料二

后现代历史学中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就是“把历史看成语言的虚构、一种叙事散文体的论述”。怀特说“史皆文也”，连“历史”也瓦解了，历史成了文学，也不是真实的了。说实在话，我并不认同后现代历史学对真实存在的“过去”和书写出来的“历史”的漠视和瓦解。对于后现代历史学，我们需要问几个问题。

首先，历史学是否承认那个“过去”始终在制约着历史叙述的边界，是否承认那个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始终在限制着历史的书写。我们不能把这个隐约的制约力一概抹杀，总不能面对着巨大的殷墟遗迹，说它只不过是一个叙述吧。特别是当我们做历史叙述时，过去存在的遗迹、文献、传说、故事等，始终制约着我们不要胡说八道。所以，我们要质疑后现代历史学是否承认一个曾经存在的过去，毕竟是制约着和规定着历史叙述的边界，如果承认，那么历史就不可能是文学式的“散文”。

其次，是否承认不同的“叙述”只是各个不同视野的历史观察。尽管后现代历史学非常深刻地揭露出叙述和书写的意义，但它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种叙述和书写，只是代表了个人，只是某一个片断、某一个角度，它本来并不应当把这种叙述和书写放大来当作普遍性的东西。你看，后现代历史学在进行自己的叙述时，它也希望别人承认它是“历史”。这就有矛盾了，因为，你在强调历史只是一种叙述和书写的时候，应该承认它只是个人视野中的历史，不能宣称自己已经叙述了历史，甚至叙述了真正正确的历史，也不能强迫别人服从这种叙述。

再次，要追问后现代历史学的就是，它是否承认自己的历史书写也是一种权力，也是隐含了权力的话语，隐含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书写。而且需要追问，是否承认在某个阶段，权力话语下的叙事是有意义和必要的。比如美国学者安德森，他说国家只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但这个想象共同体一旦存在，它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是否就具有了正当性与必要性？

（节选自葛兆光《历史是虚构作品吗？》）

材料一：

在中国，天文学是随着农业生产和星占两种需要而诞生的，诞生以后又受中国社会条件和传统文化的制约，和古希腊天文学走了一条很不相同的道路。古希腊天文学并不想鼓励人们去观察天象，相反地，它企图建立一个宇宙模型，使天文学成为数学的一个分支，这条思想路线决定了古希腊天文学的唯理性。

与此不同的是，中国的先哲们要求天文学只是“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易经》）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尚书·尧典》）。至于宇宙性质怎样，日月星辰为何东升西落，则不必追问。这条思想路线决定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应用性。

中国古代天文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历法和星占。古代中国的历法工作，一方面服务于农业生产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如用“二十四节气”直接表示寒来暑往的变化，给农业生产以极大方便，像“清明下种，谷雨插秧”这类谚语至今还在民间流行。另一方面历法又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颁布历法是统治权力的象征，为皇家所掌握，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奉行谁家颁布的历法，就表示拥护谁家的统治。正如《史记·历书》所说：“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

古代中国的星占术属于预警性系统，古人利用天象来占卜国家大事，如年成的丰歉、战争的胜负、皇族的行动等等。据《汉书·五行志》记载，汉成帝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其夜未央宫中地震。杜钦回答皇帝：“人事失于下，变象见于上，能应之以德，则咎异消。”杜钦的这段话表明了古代中国星占术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论。天人合一论认为，天与人的关系并不单纯是天作用于人，人的行为，特别是帝王的行为和政治措施也会反映于天。因此，君主可以借助天上星宿的变化，来证明自己权力的正当性；而士大夫阶层则往往借助天变来警示、告诫君主要端正行为。

在中国，天文记录持续了几千年。二十四史中以“天文志”命名的篇章绝大部分是记录奇异天象和与它相关联的政治事件。这批记录，成了一份宝贵的遗产，对当今的天文学研究还有重要的作用，至今已在超新星遗迹、太阳活动、地球自转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天文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它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都起着作用。

(摘编自席泽宗《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社会功能》）

材料二：

从远古时代开始，各民族都有观察天象、解释天象的冲动。这份冲动不仅出于实用需要，也源于面对浩瀚宇宙产生的敬畏之情。这两个方面几乎是一切民族起初都具有的。不过，随着文明成型，各民族走上了不同的文化发展道路，那种原始的敬畏之情也有了不同的表达方式。

古希腊天文学本质上是一门几何学。古希腊人认为，宇宙是一个天球包地球的结构，所有的天体都镶嵌在天球上随天球做匀速圆周运动。研究这些运动，是古希腊天文学的根本目标。古希腊人把天体的匀速运动看成是遵循理性的最佳范本，于是，那种原始的敬畏之情转化为对理性的坚定追求。德国哲学家康德有一句名言：“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这就是我们头顶的星空和我们内心的道德律。”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人便把宇宙作为理性的代表，把对宇宙的着迷视为追求理性的一种标志。

同样，古代中国发达的天文学也不只是为了农业生产，把节气定到几分几秒，对农业生产来说并无太大意义，中国古代天文学最强大的研究动机来自天人合一的观念，以及由之衍生出来的种种文化观念和制度。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文化，也影响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推动天文学发展的那种原始的敬畏之情，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表现为对贯通天人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的忠实维护。

在古代中国，不只是皇帝需要天文学来维护秩序，普通百姓也需要。传统社会里，老百姓做大事之前都要看一下老皇历，看看哪天是黄道吉日，哪天流年不利。这些老皇历就是天文学家为“敬授民时”而编制的历书。因此，中国古代天文学就其研究动机而言，是政治星占术，是日常伦理学，一言以蔽之，是礼学，而不是希腊意义上的“科学”。

把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古希腊天文学共同视为“科学”的最大理由是，中国古代天文学把“推算预报”日月行星的位置作为重要内容，并且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推算方法。这套推算方法，被称为中国古代的数理天文学，与古希腊数理天文学相对应。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古希腊数理天文学之所以用“几何建模”的方法去研究行星，是因为他们相信，宇宙的运行本来就是遵循几何规律的。相反，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眼中的“天”有意志、情感。因此天是人格化的上天显灵的场所，而不是希腊天文学家眼中秩序和定律的场所。

(摘编自吴国盛《科学与礼学：希腊与中国的天文学》）

材料一：

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不是个好人。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如果非打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

打一个譬喻来说明：在我们比赛足球时，裁判官吹了哨子，说哪个人犯规，哪个人就得受罚，用不到由双方停了球辩论。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每个参加比赛的球员都应当事先熟悉规则，而且都事先约定根据双方同意的规则之下比赛，裁判员是规则的权威。球员对于规则要谙熟，技艺要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的程度，他需要长期的训练。如果发生有意犯规的举动，就可以说是训练不良，也是指导员的耻辱。

这个譬喻可以用来说明乡土社会对于讼事的看法。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常有的。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的动机，偷偷地越出规矩。这种人在这种秩序里是败类无疑。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父亲得受刑罚，甚至教师也不能辞其咎。教得认真，子弟不会有坏的行为。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我记得一个很有意思的案子：某甲已上了年纪，抽大烟。长子为了全家的经济，很反对他父亲有这嗜好，但也不便干涉。次子不务正业，偷偷抽大烟，时常怂恿老父亲抽大烟，他可以分润一些。有一次给长子看见了，就痛打他的弟弟，这弟弟赖在老父身上。长子一时火起，骂了父亲。家里大闹起来，被人拉到乡公所来评理。那位乡绅，先照例认为这是件全村的丑事。接着动用了整个伦理原则，小儿子是败类，最不好，应当赶出村子。大儿子骂了父亲，该罚。老父亲不知道管教儿子，还要抽大烟，受了一顿教训。这样，大家认了罚回家。那位乡绅回头和我发了一阵牢骚：一代不如一代，真是世风日下。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当时体会到了孔子说这话时的神气了。

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保护这些权利，所以定下了许多法律。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儆效尤”，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尤其在民法范围里，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厘定权利。在英美以判例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下，很多时间诉讼的目的是在获得以后可以遵守的规则。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无讼》）

材料二：

嘉兴11月4日电“39”“25”“11”——在浙江嘉兴平湖市新埭镇星光村，村书记许强自豪地向记者举出三个数字：2017年星光村在平湖市法院涉诉纠纷39起，2018年下降到25起，2019年至今只有11起。

星光村涉诉纠纷走起了“下坡路”，靠的正是平湖近年来探索推广的“无讼”工作——调和息讼，就地化解矛盾。这一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子不仅从源头上有效减少矛盾纠纷产生，更推动了传统无讼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融合。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浙江平湖“息事无讼”：擦亮基层社会治理“无讼”品牌》）

材料三：

今天，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人们的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各类利益关系相互交织，各种社会纠纷也大量增加，诉讼案件数量逐年增长。然而，司法资源相对有限，司法机关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在此背景下，强调构建源头防控、排查梳理、纠纷化解、应急处置的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实践价值。这一模式与传统的“无讼”理念有许多相通之处。

当然，我们对“无讼”理念的借鉴，不能简单照搬历史上的某些做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纠纷的内容及复杂程度远异于前，而司法与其他矛盾纠纷解决方式的配合已有较好的制度基础和现实条件。我国正在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充分发挥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非诉解纷手段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努力使大量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

与此同时，要强化司法对于社会纠纷解决的引导作用，特别是通过司法案例明确司法对于各种社会行为的判断，引导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结果形成合理预期，为非诉化解纠纷提供示范。通过这些具体措施，推动人们对诉讼形成理性认识，正确对待和行使自己的权利，自觉抑制滥用诉讼权利、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让“无讼”文化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摘编自顾培东《认识传统社会“无讼”理念》）

材料一

从2002年4月《科学》杂志介绍中国科学家完成的籼稻基因组测序工作，到今年2月《自然植物》杂志称赞我国水稻研究，说明中国的水稻研究已经引领世界。

从跟跑、并跑，直至领跑，中国的水稻研究是如何走向卓越的呢？

与今天人们更加关心健康不同，用“7％的耕地能否养活22％的人口”，也就是粮食安全，是20世纪的中国需要首先面对的问题。1994年，植物分子遗传学家李家洋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到了中国科学院遗传所。回国后不久，他从拟南芥的研究转向了水稻的研究。提起这一转变，他说，这是为了和当时国家的需求相契合。随后同样回国到遗传所工作的储成才和傅向东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参与了“国际水稻基因组计划”，承担了第4号染色体的测序工作。之后，中国主导的“中国超级杂交水稻基因组计划”启动。2001年，中国联合研究组后来居上完成了籼稻基因组工作框架图的绘制。

在科研人员眼中，水稻不仅是非常重要的作物，而且也是非常理想的单子叶模式植物。水稻的基因组较小，在作物中第一个完成了测序，加之较容易转化，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科学家进入了这一领域。育种家负责培育新品种，水稻的基础研究者负责了解机理，这两者各有侧重。中国职业化的育种工作由来已久，大量的水稻突变体材料为水稻基础研究提供了便利。而育种家通常也会从生产角度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做基础的和育种家的有机组合，是水稻研究走在前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傅向东说。

虽然与育种家合作，创制优质水稻品种，但储成才认为，在基础研究领域，不宜片面强调应用和产业化目标，基础研究常常需要耐心，研究结果的产生需要积累。就拿他认为自己“最有用”的一项关于粳稻氮肥利用效率的研究来说，前前后后也经历不少时间。四川农业大学陈学伟研究组关于“稻瘟病”的研究，从开始到成绩的取得也经历了十多年的时间。

（摘编自邸利会《中国水稻研究缘何引领世界》，《科技日报》）

材料二：

北京时间4月26日，国际顶级期刊《自然》报道了“3010份亚洲栽培稻基因组研究”成果。该研究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主导，联合国际水稻研究所、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等16家单位共同完成，这是国内外水稻研究专家大协作的重大成果，体现了中国农业科学在水稻基因组研究方面居于世界领先位置。

“3010份亚洲栽培稻基因组研究”这一重大科技成果将推动水稻规模化基因发掘和水稻复杂性状分子改良，提升全球水稻基因组研究和分子育种水平，加快优质、广适、绿色、高产水稻新品种的培育。此次研究成果的发起人、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黎志康认为，此次研究成果的完成仅仅是一个开端，随着深入分析和更多数据产生，包含水稻全部优良基因多样性的数据库将更加庞大与精细，可以从中找到与任何性状相关的关键基因，并应用到育种实践中。这将为培育高产、优质、多抗水稻新品种奠定基础。

（摘编自常理《设计水稻不再是梦》，《经济日报》）

材料三：

近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黎志康等人完成的最新成果，剖析了水稻核心种质的基因组遗传多样性，对水稻的起源、基因、分类和进化规律有了全新的更深入的认知。

这一成果表明，中国夺回了对水稻命名的部分话语权，恢复了历史的真实。

1928年，日本学者加藤茂范通过杂交等手段发现了籼稻和粳稻的区别。当时，加藤把籼稻称为“印度型”，把日本栽培极广的粳稻称为“日本型”。自此，籼稻和粳稻在国际上就一直沿用此命名。然而，中国科学家对代表了全球水稻种质约95％多样性的核心种质的3010株水稻的基因组研究表明，这种命名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根据研究结果，中国研究人员首次提出，水稻的籼、粳亚种是独立的和多地起源，要求恢复使用籼、粳亚种的正确命名。在化石证据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植物考古学家日前采用植硅体分析方法，在位于浙江省龙游县的荷花山遗址中找到了距今1万多年的野生稻存在以及逐渐被驯化的证据，从土壤剖面中提取的植硅体来自一些野生稻叶片和稻壳。研究人员再次认定，水稻的起源和驯化是在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稻在中国推广种植后，很快传到东亚近邻国家。3000多年前，中国水稻传至朝鲜、日本。到了汉代，中国粳稻传到菲律宾。公元5世纪，水稻经伊朗传到西亚，然后经非洲传到欧洲、美洲以至全世界。

但是，这与水稻基因组研究的结果有差异——中国研究人员从基因组获得的证据则提出，无论是籼、粳稻亚种都是独立多地起源。研究人员对来自全球的3010株水稻的基因组测序后，发现亚洲栽培稻品种间存在9万个微细结构变异，同时发现了1.2万个全长新基因和数千个不完整的新基因。研究人员再次挑选出453份测序深度较高的水稻样本，分析核心基因家族和分散式基因家族，得出籼、粳稻亚种都是独立多地起源的假说。

显然，未来需要对这两种证据进行整合，同时补充证据，才能得出更可靠和令人信服的结论。

（摘编自张田勘《基因和化石结合探寻水稻起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