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故宫零废弃”项目于2020年1月在故宫博物院发起，采用科学精细的废弃物管理方式，持续追求“将填埋/焚烧处理的垃圾减少至无限趋近于零”的目标。“故宫零废弃”一面世便受好评。尤其难得的是，故宫博物院先是对职工开展培训，推进“零废弃办公”，继而面向导游和观众，重点推广“零废弃游览”。职工先做到“零废弃”，再要求导游和观众做到“零废弃”，这样才有说服力。从现实反馈看，“零废弃办公”效果显著，项目开展一年多来，故宫博物院对职工开展培训，推进“零废弃办公”，建立故宫博物院内堆肥试点，使院内资源回收率达到45%。

(选自王石川《“故宫零废弃”，行稳之后当致远》，《中国经济网》2021.07.16)

材料二

2021年7月13日，“故宫零废弃”导游培训宣讲会启动，对此，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和众多行业媒体以及广大网友进行了报道、转载和热议，舆情快速上升。(见下图)

通过信息检索发现，大家对此事评论众多：对故宫“零废弃办公”效果表示了肯定，对“零废弃浏览”是否能同样达到预期效果表示了怀疑；故宫对自己的职工有管理的优势，对于游客是否有足够有效的手段；导游能否以身作则；如果游客对“零废弃游览”熟视无睹，故宫如何应对；为推进“零废弃办公”，故宫对职工开展了多样化的培训和激励，而如今，并没有看到故宫在推进“零废弃游览”上的培训措施与激励机制。

(选自《故宫博物院探索“零废弃游览”新模式》，《文旅中国》2021.08.12)

材料三

日前，“故宫零废弃”项目将持续面向导游和参观者，着重推广“零废弃游览”，由导游群体主动影响参观者参与零废弃实践，让参观者在参观过程中不仅收获了历史知识，并且丰富了现代垃圾分类实践的经验。媒体的持续关注报道，使“零废弃”的理念得以广泛传播，可以带动更多人树立起环保思想观念。

不过，“零废弃”既要大家自觉参与，也要全面推行科学、精细、实用的废弃物管理方式，还要采用先进的环境保护和资源再生技术。故宫的“零废弃”实践对全国各企事业单位具有示范效应和借鉴意义，也具有国际意义，将对世界范围内的博物馆产生积极影响。

在故宫等企事业单位积极行动的同时，垃圾减量还应成为全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事实上，这方面的工作我国也在稳步推进，2020年底，我国46个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已经覆盖7700多万个家庭，自2017年起，我国垃圾处理相关企业总量每年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再生资源行业的从业人员超过1800万人，这些数据都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经济社会的一个缩影。

“故宫零废弃”项目的工作成果还有一个直观的标志。日前，故宫慈宁花园内展出了一座《福牛辞“旧”》雕塑，原材料就是回收的废弃物。这座雕塑给人们以启迪，人类活动产生的废弃物，到底是污染环境、恶化生活空间的垃圾，还是增进人类福祉的再生资源，甚至可成为给人力量与美的感受的艺术品？其中的区别，就看是否有文明理念的指引，是否有科学技术的应用。这种“废与宝”的关键性分野，最终将影响到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

(选自封寿炎《“故宫零废弃”的示范意义》，《光明日报》2021.07.21)

①刷短视频已经成为不少人钟情的一种娱乐方式，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少人一方面拒绝着短视频对时间的吞噬，一方面又无法控制自己在闲暇时刻打开熟悉的短视频App。为了打破这种僵局，有人下载了某类手机应用程序，通过强制锁机的模式让自己放下手机，专注学习进行自我提升。有人直接将手机丢入“手机监狱”——一种带计时的如手机大小的盒子，防止自己对手机的沉迷。这都是借助外界手段摆脱手机对自己的控制，但取得的效果并没有那么显著，重要的还是要找到让我们沉迷于短视频的深层原因。那么，为何我们会如此沉迷短视频呢？

②App的精准推送只是将内容推送到手机程序中，我们完全可以拒绝浏览，但是恰恰相反，不少人抱着手机熬夜刷短视频。那么到底是什么让我们放不下短视频呢？深层原因在于短视频给予我们即时满足的快感。短视频内容的轻松愉悦，对深度的放逐，对用户口味的迎合，使我们当即获得愉悦感。不需要“十年寒窗苦读”的漫长时间积累，也不需要如王羲之般苦练出一个墨池，只需要一个短视频的时间——长则几分钟，短则十几秒——就能使我们获得极大的满足感。这种“低投资、高回报”让我们放不下短视频。虽然，我们的生活需要轻松愉悦，但一刷就是好几个小时，显然是不可取的。总是能听到身边人或者网友对自己长时间刷短视频行为的自责：闲暇时间都在玩手机中度过，每次都很后悔，但是下次还是如此。那么，我们该如何拒绝短视频的即时满足呢？

③需要明确的是，我们拒绝的是即时满足，并不是短视频。短视频因缺乏良性竞争和长远规划，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其中确实不乏优秀的短视频，制作精良、内容丰富；也有不少传授学习经验、知识，或者生活、工作技巧的实用性短视频；还有不少充满人间温情的短视频，传播正能量。但其短的特质始终使它难有影视作品、书籍等的思想深度与价值追求，依然处于浅层次的娱乐，无法抵达深度的趣味。且从整体上看，稳居播放量榜首的依然是娱乐类的短视频。

④短视频的即时满足表现的是“娱乐至上”的态度，缺乏思想内涵，营造一个过度娱乐的环境，从而使用户丧失集中思考和深度思考的能力。而我们的成长需要的是一种长程且深入的思考。长时间沉溺于短视频，意味着延迟满足能力的丧失。当然，丰富的视频使得用户获得了更多的信息，更加见多识广，但正如学者刘擎所说，“你可能看了很多东西，最后你发现你茫然若失，你不知道自己获得了什么”，从而导致“在丰富当中变得贫乏了”。

⑤我们应该培养延迟满足的能力，为更长远的满足放弃当下的即时满足。闲暇之余，阅读一本书、学习一项技能，不仅时间长，过程还可能枯燥无聊；这远远不如放逐深度、迎合用户趣味的短视频对我们的吸引力大。但刷完短视频的我们除了哈哈大笑，还能收获什么呢？几乎没有。因为“娱乐是以不干预实际生活的方式释放情感的一种方法”。而阅读带给我们的是苏轼所言的“腹有诗书气自华”，是作家三毛所说的“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过眼烟云，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这都需要时间的积累，是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是一种延迟满足，它带给我们的是进步、充实和成长。延迟满足的培养，让我们从心理到行动来拒绝短视频的即时满足，而不是借助外物强制拒绝。

⑥我们还可以合理利用算法技术。既然算法技术能通过播放、点赞、关注获悉我们的喜好，然后精准推送，何不利用算法技术为我们推送更多优质实用的短视频呢？如有意识观看、点赞、关注实用类、学习类、传播正能量的短视频，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让短视频App推送更多优质视频，从而脱离算法技术的陷阱。

（摘编自王园园《如何正确对待短视频》，《光明日报》2022年3月19日，有删减）

每当有空难发生，事故调查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找到飞机上的“黑匣子”。这个长度半米左右的小盒子里保存着飞机失事前最后的信息，是判断事故原因最直接的证据。

黑匣子包括两套仪器：一套是飞行数据记录器（FDR），能实时记录飞机的飞行参数，飞机的速度、高度、航向、推力、加速度等重要数据都包含在内，记录时间范围是最近的25小时。另一套是驾驶舱通话记录器（CVR），飞行开始后，仪器上的四条音轨就开始分别记录飞行员与航空管制员的通话，正、副驾驶员之间的对话，机组员对乘客的广播，以及驾驶舱内各种声音（引擎声、警报声）。记录的时间约2小时，录满后会自动倒带从头录起。

在分秒必争的事故问责中，寻找黑匣子的过程显得过于漫长。而且黑匣子并非无坚不摧，可能被爆炸摧毁，被海水泡坏，甚至可能像马航MH370的黑匣子那样不知所终。那么，为什么不把黑匣子数据实时同步到云端，方便调查人员快速提取呢？黑匣子数据能不能实时云同步？

比起发明黑匣子的年代，如今的通信技术已经大大发展，飞机上都能连上Wi-Fi了。我们还能从网上看到东航客机最后一段时间的速度和高度数据，这些信息已经实现了实时共享。但是，要让黑匣子实现所有数据云同步，没那么简单。

黑匣子最主要的任务是保存数据，其他方面的性能很差，无法搭载实现数据同步所需的操作环境。在过去几十年中，存储技术有了极大的提升。早先的黑匣子配备的是磁盘，如今大部分飞机都用上了固态飞行数据记录器（SSFDR）。

为了抵抗强大的物理冲击，黑匣子不能使用一般的硬盘、SD卡这些大容量存储设备。实际上，黑匣子的数据存储能力还不到一般笔记本电脑的百分之一，它通常只有1～4G的存储空间来保管所有的系统文件，无法执行运算等任务。

其次，在硬件方面，黑匣子的重量、尺寸、能耗都有严格的限制。

黑匣子的设计要求它能够用有限的电量运作足够长的时间。黑匣子配备独立的电源，以确保在飞机发生异常的时候记录仪器能够继续工作；一旦黑匣子落水，这个电源还要维持水下定位信标工作至少30天。这样一来，黑匣子内部仪器的能耗就要尽可能降低，加装一个数据发射模块实在太费电了。

最后，同步保存这么关键的数据需要一个非常稳定的网络环境，但目前飞机上的网络还做不到。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如果你用过飞机上的Wi-Fi，你会发现它网速慢，连接也不稳定。飞机上的Wi-Fi主要依靠两种技术接入互联网，分别是地面的基站网络和天上的卫星网络。卫星的位置、地形、天气状况等因素都会影响网络的稳定。然而黑匣子需要确保数据记录连续、完整，无论飞机上的Wi-Fi，还是无线电、雷达、卫星电话等系统，都无法做到这点。

此外，还有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实时同步每一台飞机的海量数据并无必要。

当前的民航系统已经能够实时监控飞机的速度、高度等数据，飞机也能通过卫星电话与地面沟通重要信息；但如果把所有飞机的详细飞行数据、驾驶舱对话这样的信息都实时同步，数据量就太大了，对管理也没有帮助。

（摘编自玛雅蓝《黑匣子这么重要，为什么数据不能云同步？》有删改）

材料一：

信息无障碍是从联合国决议中引申出的概念。2005年，国际电联（ITU）在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上提出了一个《行动计划》，提出要“鼓励设计和推出信息通信技术设备和服务，使包括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和其他处境不利群体和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人，都能方便地并以可承受的价格使用这些设备和服务”。

我国是信息无障碍工作的倡议国和发起国之一，政府高度重视并全面推进信息无障碍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我国电信主管部门发布的文件中，对信息无障碍概念进行了明确定义：

信息无障碍是指无论健全人还是残疾人，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能够从信息技术中获益，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平等地、方便地获取信息、使用信息。

现有的信息无障碍定义，从人文角度对信息无障碍概念做了阐释。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跨领域无障碍建设工作的推进，从技术的角度看，信息无障碍概念还包含如下两方面的含义：

（1）信息领域自身技术、硬件设备/设施、软件服务的无障碍化；

（2）信息领域与建筑、交通等其他领域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融合。

信息无障碍概念的内涵，不仅是指消除由身体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的获取和使用信息方面的障碍，更是要实现现代信息技术与无障碍设施与服务的融合。

（摘编自《中国信息无障碍发展白皮书（2019年）》）

材料二：

一组数据可以佐证信息无障碍化的重要性。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大约有1731万视力障碍者，2700万听力障碍者，2500万运动障碍者，1.54亿认知障碍者。

此外，世界银行和世卫组织2011年出版的《世界残障报告》显示，人一生中平均有约11%的时间会处于“残障”状态。大多数人到了老年，会或多或少遇到视觉、听觉、触觉甚至认知和行动方面的障碍。从这一点来说，无障碍设施不只服务于那些残障人群，也关系着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过去20年里，技术发展给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从生活在纯粹的物理空间变成了同时生活在物理与虚拟世界之中，许多生活习惯和行为模式都发生了变化。数字技术给普通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却在某种程度上让视障、听障以及认知障碍人群面对新的学习门槛。

不过，挑战的另一面或许正是机遇。比如用数字手段去优化城市盲道，让听障群体利用数字技术去补足听觉的信息。再比如越来越多的工作能够以远程办公的形式实现，视障群体可选择的就业方向也会变得更多。

（摘编自宋雅娟《科技向善，数字技术助力信息无障碍化》）

材料三：

近年来，我国信息无障碍建设稳步推进，硬件上看得见的“障碍”在消除，看不见的服务“软环境”也在改善。自2013年起，超过800家政府单位搭建了信息无障碍服务平台，3.2万个政务网站实现信息无障碍。目前，我国行政村通光纤和通4G比例均超过98%，便利普惠的电信服务为农村居民提供了随时随地可接入的网络服务。也应看到，我国信息无障碍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仍存在市场有效供给不足、产品服务质量不高、社会普遍认知不强等问题。加快推进信息无障碍建设，仍须多措并举、久久为功。

在产品上由点及面，将信息无障碍建设融入信息化社会。今天，信息无障碍建设应从单纯为某个用户群体服务转变为创建全社会的信息无障碍环境。当前，网站、App是各行各业向用户提供服务的信息窗口，这就意味着，需要对现有的所有信息设备和服务进行无障碍优化，保障所有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通过培育多元化市场主体、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将信息无障碍的理念融入信息产品的研发和信息服务的运营中，才能促进信息技术服务社会水平的整体提升。

在服务上形成合力，让信息无障碍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信息无障碍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硬件上着力，也需要从观念、意识等方面着眼。在加大信息无障碍产品设备供给力度的同时，还应培养从业人员为相关群体服务的意识和能力，建立完善相应服务的应急预案和行业规范，使推进信息无障碍成为各行各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自觉行动。

（摘编自韩鑫《让信息无障碍成为社会共识》）

材料一：

数据来源：中国信通院、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数据来源：中国信通院、智研咨询整理）

材料二：

发展数字经济，我国具有多方面的优势：我国网民数量突破10亿，位居全球第一；我国数字经济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进而言之，数据是数字时代的生产要素，为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创新发展奠定基础，而我国拥有海量的数据资源，数据挖掘和数据开发潜力巨大。我国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大力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起“人—网—物”互联体系和泛在智能信息网络，这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设施支撑。

发展数字经济，需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是“数字化”和“产业化”双向融合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是数字产业化，即推动现代数字信息技术和数据要素产业化、商业化和市场化。另一方面是产业数字化，就是将现代数字信息技术渗透到传统产业中，使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产生“化学反应”，不断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

发展数字经济，需要提升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水平。单纯依靠传统监管手段，很难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各种违规、违法行为进行识别和评估。因此我们需要积极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监管，以便有效打击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摘编自李拯《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战略选择》）

材料三：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的新引擎作用愈加凸显。《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总体规模达到39.2万亿元，较2019年增加3.3万亿元，规模和增长速度位居世界前列。

2021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明确提出，加强信息技术领域立法，及时跟进研究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相关法律制度，抓紧补齐短板。

与此同时，多地积极探索数字经济促进型立法。3月1日，《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正式实施，这是全国第一部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地方性法规；9月1日，《广东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施行，该条例聚焦“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两大核心，突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要求加强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技术创新。这些地方促进型立法，鼓励、引导、包容、审慎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对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既体现了先试先行的创新性、引领性，也有利于地方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同时也为从国家层面针对数字经济进行综合性、系统性立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摘编自孙云清《完善立法，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10月28日）

材料四：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人，占比达18.70%。“十四五”期间，我国将从轻度老龄化社会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年龄的增长绝不意味着老年个体要被边缘化。事实上，数字经济新业态能够帮助社会形成积极的老龄观。数字技术的发展让移动终端的操作变得更加简单，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数字设备更好地为老年人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比如许多老年人能够熟练地使用电子设备进行网上购物，完成社保登记等；很多老年人能够利用社交软件更好地进行交流，如组成老年旅行团、广场舞团等。

数字经济业态提升了养老服务的水平。当前，一些企业开始探索“智能十养老”模式。比如一些社会福利院与企业联合开发的人工智能老年看护应用设备，通过设置智能养老床位、无接触智能看护设备等，实时监测老年人的活动状态、血压、心率等，及时根据数据提供相应的服务，显著降低了看护风险，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安全指数。

（摘编自宁静、盘和林《让数字经济实现“及人之老”》，《光明日报》2021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