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是我国海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由于统治者和社会经济（医药、染色、制瓷、调味等行业）对香料等货物的需要日益增加、国际贸易使宋王朝获巨额收入、陆上通道阻塞和造船业技术发展，宋政府一直重视发展海上贸易。宋太祖开宝四年（963年）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后又先后设置了杭州、明州、泉州等八个市舶司，对商舶货物进行抽解和征税等。当时同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多达数十个，进口货物在400种以上，宋王朝在海外贸易方面的收入不断增加。宋英宗治平（1064-1067年）时，年收入为63万贯，宋高宗绍兴（1131—1161年）初，年收入增至200万贯，占当时全部收入的1/20。宋代及其以后，海路已经取代陆路而成为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海外贸易的进口货物以香料、药材为大宗，出口货物以瓷器、丝织品为主，这条海上通道可称为“陶瓷之路”。

——摘编自王嘉《两宋海外贸易发展的社会基础》

材料二   唐前期，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在此基础上，进行租庸调制，“有田则有租（田租），有家则有调（纳绢布等），有身则有庸（每丁每年服力役二旬，若不服役则纳布帛等代替）”。庸和调在整个国家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唐中期以后，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急剧崩坏，租庸调制难以维持。“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谬！”百姓举家逃亡，规避赋税，被称为“客户”。

公元780年，唐期推行两税法：以国家财政开支所需为总额，所谓“量出以制入”。所有民户在现居地登记，根据财产情况定户等，按户等高低交纳赋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分夏秋两季征收，“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结果“赋不加欲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诚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每户负担并未增加，但国家财政总收入增加，对户口的掌握也更为准确，“天下便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三   北宋之初，宋太祖鉴于晚唐、五代十国时期的教训，认识到了藩镇割据的危害性，对节度使“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逐步收回了节度使的权力，由中央直接统辖州、府、军、监。这样，宋初的政府层级体制实际上又变成了州县二级制。但由于州、府、军、监数量过多，中央政府管理幅度太大，需要对管理层次进行调整，于是又在州、府之上增设转运使提刑按察使、安抚使和提举常平使，这些“使”的管辖区域也称为“路”。当然，宋朝设立的“路”并不是一级行政区，而是中央在地方的派出机构。各路官员均由皇帝直接任命，对皇帝负责，彼此互不统属。各种“使”只是在财政、刑罚、监察、仓储等方面分别履行某种单一职能，他们所管辖的“路”在区域划分上也并非彼此一致。故宋代的路只是介乎行政区域监察区之间的一种安排，而不能作为一级完整的实体政府切实地控制一个地方。从权力的分配来讲，可以把宋代的这种“条块结合”的政府层级体制称为二级半制或虚三级制。

——摘编自《地方政府层级改革研究》

材料一   秦在地方设县，那都不是学六国的。秦本无“封建制”,因此朝君主集权制的演变要容易些，在统一过程中，对被灭六国，取消“封建”代之以郡县，更是顺理成章。如果没有秦统一战争这种特殊的历史手段，东方六国由“封建”向郡县的过渡，扭扭捏捏，恐怕还要拖好几代时间，才能慢慢完成转型。在这里，我们再一次体验到了所谓“恶”的历史作用——战争，这是人类良知所不容的残暴行动，却常常有帮着实现转换历史场景的作用，真叫人哭笑不得。

——摘编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汉初分封诸侯的基础虽说还是郡县制，但受封的诸侯王和列侯在理论上与皇帝一样，都是“有士之爵”。刘邦在世，同姓诸侯王都是其子弟之属，不可能犯上作乱。吕后当权，他们能团结一致，对抗诸吕，后来又促使文帝登基，的确对刘氏的皇权起到了拱卫作用。但文帝以后，同姓诸侯与皇帝的关系已经疏远，人人都有帝制自为之心，皇权自然受到挑战。刘邦初封同姓王国时，唯恐其实力不足，不能屏藩皇室，因此所有王国都地兼数郡，如齐国领有七郡之地。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   一部中国近代史，在于阐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动着社会前进，而认识世界，寻求新的科学知识，探索新的理论，对革新社会、促进近代化的重要意义，许多爱国求实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也应该得到历史的承认，历史证明，没有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中国是不可能获得独立自主的；不去钻研和推广文化科学知识，中国也很难前进而改变其“一穷二白”的面貌，他们的斗争和努力，长时期内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的，但不可否认，他们为衰败的中国社会增添了振奋国魂的活力，并从无数次挫败中，在五四运动后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确切结论。这就是近代史八十年要向读者展示的脊梁和前景。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

材料一   1851年起，德国铁路建设的投资占全部生产投资的1/5，成为工业化的先导部门。铁路建设推动了冶金和采矿工业的发展，垄断组织实现了横向联合，保证了德国钢材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有机化学工业和合成材料方面确立优势甚至垄断地位，电气工业也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

——摘编自钱乘旦等《世界现代化进程》

材料二   从1953年起，中国实施“一五”计划（1953﹣1957），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1954年，我国建成了飞机和汽车制造业、新式机床制造业等新工业部门。1964年，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任务

——摘编自王娟《脉络蕴涵意义：大历史观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等

材料三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和“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中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细化了21世纪中国式现代化的路线图，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2012年，并将小康社会的内涵深化拓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

——摘编自郭玉坤《守正与创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之路》

材料一   嬴政建立统一国家后，把战国时期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加以系统化、完善化，并推行于全国。这一制度主要有三个环节构成。一是建立国家元首制度，称“皇帝”；二是成立中央政府机构……以协助皇帝领导全国军政事务；三是建立地方行政制度。此制的实行开创了此后两千多年历代王朝统治的基本模式。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云梦出土的秦简中，出现了二十多个《秦律》的律名，如《田律》《厩苑律》《仓律》等。……秦代规定市场设置有序化，形成了固定的商品交易市场。《秦律十八种》之《司空律》《金布律》中均出现过“市”“市肆”“南街”等名词。《金布律》有如下规定：钱十一当一布，其出入钱以当金、布，以律。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有买（卖）及买也，各婴其贾（价）；小物不能各一钱者，勿婴。在财政会计方面，确立财政收支的凭证制度和审核制度——“上计制度”。如《田律》规定：“乘马服牛禀，过二月弗禀、弗致者，皆止，勿禀、致。”

——据《睡虎地秦墓竹简》等资料整理

（注：睡虎地秦墓竹简，又称云梦秦简，是指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专家考证这些竹简写于战国晚期至秦朝初期）

材料一   孟元老对北宋京城汴梁作了如下描绘：太平日久，人物繁华，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给汴梁增添新的文化演绎动力的重要源泉是街市赋予它的浓厚的世俗性。街市的产生，不仅带来了汴梁城市商业活动的全面开放，也把城市变成了繁荣的大众生活的场所，带来了市民文化的勃兴，极大地丰富了城市作为人居环境的内涵，造就了高雅文化植根的土壤。

——摘编自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等

材料二   宋朝时开始出现的地方性集镇、集市（草市），在明中叶以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几乎遍及全国，对各地自然经济起到了一定的调剂作用。一部分地理位置较好的镇市，人口逐渐聚集，越来越多地吸引外地商业资本，逐渐发展为专业性市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地区工商业中心的性质。这类市镇以江南地区最为普遍，如以棉纺织业为主的松江朱泾镇、以丝织业为主的苏州盛泽镇、湖州南浔镇，人烟繁庶，名闻全国。到清朝前期，四所规模巨大的专业性市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合称“天下四大镇”，俨然已成为新兴的城市。……（这样）由城市到市镇，再到星罗棋布的乡村集市，一个个地区贸易网络就这样逐步形成。

——摘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