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铁制生产工具的广泛运用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发展。舂秋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一统政治格局由“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政治格局所代替，新贵族不满足于经济力量的增加，谋求更多的政治权力。私学的兴起以及文化典籍流落民间，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士作为一种新阶层的出现加速了这一进程。新兴地主阶级利用诸子之学为其政治目标服务，谋求特定利益。这一时期，中原华夏民族与四周夷、戎、狄、蛮不断争战，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和而不同的文化趋同，这就为文化的多样性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胡林涵《浅谈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繁荣的机制》

材料二   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进行对外开放。随着国门的打开，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国的文化、物产、科技、工艺等沿着这条大道不断地传到了中亚、西亚乃至更远的欧洲。正如史籍所载：“伊吾之右，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贡不绝”。到了唐代，更进入到“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在长安，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通过海陆两途，中国的丝绸、瓷器、金银器、火药等物品及造纸、炼铜等技术，都相继传播到东亚、中亚、西亚及欧洲。其中“遣唐使”是将中国唐朝文化向外传播中的一支独特的队伍，他们除了完成官方的外交使命外，随团成员还有许多留学生、学问僧以及医生、工匠等，他们都带着任务来学习盛唐文化。日本大化改新，以唐朝的政治制度和律令制度为样板，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出现了“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的新气象。

——摘编自武斌《汉唐：中华文化的魔力圈》

材料三   中国五四运动更多地表现出对以往文化的批判性，这种批判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文化的自我批判。文化的自我批判当然也不是五四时期特有的思想现象，事实上，明清之际便已从不同方面呈现文化的自我批判意识，但是，五四运动自我批判和明清之际的文化自我批判之间存在重要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明清之际的文化批判首先是面向过去，其目标是从所谓理学回到经学，或者说，从宋明时期的新儒学（理学）回归原初的儒学。比较而言，五四时期的文化批判，主要指向未来以及与之相关的新的观念世界。由此，以往历史传统和近代的观念、过去和现在、古与今、新和旧交织在一起，传统和现代之间形成了种种复杂关系，其中存在多重意义上的思想张力。

——摘编自罗志田《反思“五四”；中西古今关系再平衡》

3 .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有具体的表现形式和内涵，在不断丰富发展的同时又有贯通其中的历史文化脉系和文化认同。

材料一   所谓“大一统”观念，就是主张华夏族和四方的“五方之民”在一个统一的政权下共同生活，共同发展。战国时还未实现大一统，但战国时期的许多著作都讨论集权专制治理，并借用周代许多“设官分职”的成法制定出统一集权的官僚体制。认识到中国、蛮、夷、戎、狄五方之民各自都有其居、住、吃、穿、用使用器物的特点，这是不同的经济、文化、习俗造成的，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摘编自《礼记》

材料二

——据《中国大通史·清（1644—1840）》整理

材料三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在空前的变局之下，因受外力刺激而迅速发展起来的。这一时期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精神武器是立足于民族国家的“主权”认同。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议题之一是“利权意识”，如收回路矿权利运动。梁启超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他在发表的《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

——摘编自王先明《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界标》

材料四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核心是主张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友好团结。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我党在早期工作中就比较关注民族问题。早在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固原地区（今宁夏）时，就制定了严格纪律，要求尊重当地回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宣传民族平等，受到回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也播下了革命火种。1936年10月陕甘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这是我党领导的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政权。写下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史上光辉的一页，是我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伟大尝试。

——摘编自郑彦卿《改革开放以来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成就与经验》

材料一：西汉海昏侯墓由土文物展的展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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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墓，源自刘贺始封海昏侯国“太祖”之号。	《汉书》记载有豫章郡十八县	孔子徒人图漆衣镜部分（孔子、颜回像）	5200多枚竹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如《论语》《礼记》《诗经》等。
万贯伍铢钱10余吨，近200万枚。	黄金器物总数达478件，金饼385枚。	青铜器、玉器、漆器、衣物丝织品等。	异域风光文物。如具西域文化特色的独角羊形意的银质当卢。

——根据海昏侯博物馆公众号信息整理

材料二：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是一种选拔人才为官的制度。苏东坡曾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隋唐实行科举制，《通典·选举》载：“隋代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唐代科举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明经、进士两科是常科的主要科目，分别考时务策与经义、时务策与诗赋，贵族与平民皆可报考。

——摘编自郭强《中国古代选举制度》

材料一   意大利文艺复兴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复兴，形成了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神的对立，达到人性对神性的平衡诉求。意大利的文学、雕塑、建筑、绘画等艺术形式，在历经400年左右的复兴中，不是以革命的摧枯拉朽式的疾风暴雨来荡涤中世纪高度宗教化的一神观念，而是以一种温和温情的方式将人性元素渗入人的纯神性统治的精神世界中，并占据一定的位置，形成西方人一种新的人文主义精神。文艺复兴所产生的影响是社会性的，应该说它使得城邦，或者说是城市，或者叫社会活跃起来，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人们觉悟提高了。商业、经济、文化各方面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互相影响了。

——摘编自刘云德《温柔的背叛——意大利文艺复兴再认识》

材料二   20世纪初，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发起了思想解放运动，史称新文化运动。他们明确提出了“人权”和“科学”的口号，树立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以个性解放思想与进化论观点为武器，猛烈抨击封建统治阶级宣扬的“往圣先贤”，反对文言文、旧道德，提倡新文学、新道德。新文化运动沉重打击了封建礼教，唤醒了一代青年，在中国社会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对妇女解放、道德革命、个性独立、家庭革命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摘编自王晓琼《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材料一   先秦诸子，关于政治社会方面的意见，是各有所本的。儒家，是综合自上古至西周的政治经验所发生的思想。法家，是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形势所发生的思想。先秦诸子所想解决的，都是人事问题，而人事问题，则以改良社会的组织为其基本。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二   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材料三   

材料四   韩愈痛感于儒学的衰弱，著《原道》一文。一方面竭力排佛，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学说中糅进了不少佛学的成果。

——ト宪群总撰稿《中国通史·隋唐五代两宋》

材料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分析近代中国如何抵御、反抗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不断扩张、殖民，维系国家统一与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就是近代中国如何吸收、借鉴各种现代性因素，将其内化为中国自身的积极因素，进行国家建设，寻找富强之道的历史；就是在不断变化的内外形势下，形塑新的政治实践主体，破除各种政治、社会与文化压迫，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平等与解放的历史；更是在古今中西纠缠不清的情况下，思考中国文化存续与更生的历史。简单说来，以文明叙事凸显中国近代史演进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中华文化的历史厚度与德性品质；以富强叙事彰显中国近代史上大多数集团、群体、力量参与历史活动时的普遍心理共性与共同诉求；以阶级叙事呈现中国近代史上所面临的基本困境，以及真正能解决这些困境的历史力量与历史过程，并从中总结值得后人珍视的历史经验。

——摘编自王锐《关于中国近代史叙事问题的思考：合富强叙事、阶级叙事、文明叙事为一》

材料一 明初，朱元璋采取鼓励垦荒政策，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人口数大约为7270万，清朝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增长，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人口总数增至4亿3千多万，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人口的快速增加导致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当时的学者洪亮吉觉察到这些问题，提出了调剂人口的思想，但没有被重视。

民国初期，国事衰败，“人满之患”的弊端日渐暴露。以《东方杂志》为代表，众多报刊积极刊登人口研究文章。这些文章运用西方马尔萨斯人口论和社会调查的方法，反对人口增殖的传统人口观，试图通过人口品质提高、优生手段达到民富国强的目标。

下表为《东方杂志》涉及人口研究的文章统计表：

——摘编自任惠玲《洪亮吉人口思想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比较及启示》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呈现阶段性特征，人口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变化。50年代经济建设中“深深感受到不是人口太多，而是人手不足”，彼时“人多力量大”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加上受苏联鼓励人口增长的影响较深，党和政府对生育行为进行嘉奖。“鼓励”性人口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过快增长与社会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不断凸显，1957年马寅初著作《新人口论》深入剖析了当时中国的人口问题，60年代国务院首次提出计划生育。1978年“实行计划生育”第一次被写进《宪法》，国家明确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21世纪后，我国又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年轻劳动力短缺等问题，2016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摘编自马红鸽、贺晓迎《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口生育政策变迁及其启示》

材料一   （中国政制）达臻“文明”一途，实应归功于西周的创制……西周政治里显然有深厚的贵族色彩，而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格局泾滑分明。因此古贤多称周秦之间为“天下一大变局”。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嬴政立统一国家后，把战国时期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加以系统化完善化，并推行干全国。这一制度主要有三个环节构成。一是建立国家元首制度…；二是成立中央政府机构…以外助皇帝领导全国军政事务：三是建立地方行政制度。此制的实行开创了此后两千多年历代王朝统治的基本模式。

——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三   “朕”上古为人们的自称，无贵贱之分。秦灭六国后，定为皇帝自称，他人禁止使用。皇帝的命为“制”，令为“诏”，印称“玺”，-切臣民皆不得使用。因秦始皇名政，下令改正月为端月。

——《中国历史文选参考资料》

“法令出一”“别黑白而定一尊”“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四   经过对匈奴、越族的战争后，秦的疆域，“东至海……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在这个广大地区内居住着各族人民，由于统一在一个国家政权之下，相互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增强了，并解除了各民族之间的战争所带来的灾难。秦王朝的建立，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此开始的政治、经济制度在以后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主编《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