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五代时期，地方行政长官全属军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把各将官的兵权削了，武臣不再带兵，自然也不再管地方民政。另外派去的则是文臣了，这就叫知某州事，知某府事。这些知州知府，本身另有官衔，都是中央官，附带着一个知某州某府事的临时差遣。在唐代，各道首长是观察使，观察使是由御史台派出去考察地方行政的，也并不是正式的地方行政长官。这些官，在宋代又称监司官，每一路共有四个监司官，称为帅、漕、宪、仓。这四个就等于都不是地方长官，而是中央派到地方来监临指挥地方的。此四司中，以漕使，即转运使为最重要，地方财政都在他手，他须把地方全部财富转运到中央去。在唐代，地方收入一部分解中央，另一部分保留在地方，宋代则全部上交中央，地方更无存储。所谓宋代的中央集权，是军权集中，财权集中，而地方则日趋贫弱。至于用人集中，则在唐代早已实行了。唯宋朝地方贫弱，所以金兵内侵，只中央首都(汴京)一失，全国瓦解，更难抵抗。唐代安史之乱，叛军的军力并不比金人弱，唐两京俱失，可是州郡财富厚，每一城池，都存有几年的米，军装武器都有储积，所以到处可以各自为战，还是有办法的。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一   明朝前期内阁的功能在于辅助皇帝批示和决策，由此节省皇帝处理政务的时间。明朝中后期，内阁运作模式日益复杂，其职权不仅限于执行，还监管六部。总体来说，内阁从初具雏形发展到鼎盛时期，在名义上始终只是一个辅助皇帝的工具，并不是正式的行政机构。虽然内阁大臣与皇帝关系密切，却没有实权，这必然会引起诸多矛盾。例如，明朝中后期许多内阁臣子致仕启归，而皇帝不准，两者之间的冲突日益严峻。嘉靖年后，内阁成员评选、任用、去留等规定模糊，阁臣内斗也异常激烈。但是在皇帝厌政怠政之时，内阁大臣票拟功能表现出的意义非凡，内阁会通过“祖制与天意”来影响皇帝，劝诫皇帝不违祖命，造福百姓。

——摘编自周硕人《从明朝内阁制度看封建皇权的演变》

材料二   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后，政府机构不断增加，内政外交事务日益增多。内阁唯恐其政策不能迅速全面地付诸实施，遂依仗在议会中拥有多数票，反复更改议会工作时间表，使议案和辩讼尽量集中于“国家中心问题”。20世纪以来，政府议案更难被反对党修正或否决了，议会也被反对党戏称为“内阁的专用议事厅”。19世纪晚期以后，大臣们清楚地认识到议会选举胜利对于延续内阁任期的必要性，因此内阁更加重视对大选的操纵。经国王爱德华批准，授予内阁首脑“首相”的称号，并在法律上明确了首相与其他阁员之间的主从关系。首相在地位显著提高后，作为执政党党魁就不再被看作“同辈阁员之首”了。

——摘编自韦荣建《论英国内阁制度形成与发展》

材料一   韩非“以法治国”思想之首要内容在于“立法”，在于“明法”。韩非认为所谓“立法”，一是否定“仁义”“德治”，强调仁孝伦理与法治原则是不能两存的，儒家道德有害于法治。二是要尊尚法制而不能尊尚贤人，即“舍法任智则危。故日:‘上法而不上贤””。三是需要稳定，立法不可朝令夕改，即“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四是所立之法必须具有可行性，否则将会是空话，“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其法易为，故令行”。立法之后，便是明法。所谓“明法”，就是将设立的成文法令公布于天下。韩非认为，即使君主拥有才能智慧也不能随意地驱使人臣，背离法度进行治理；臣子有贤能之举也不能在取得功劳之前获得赏赐；臣子忠于信义也不能不受法令的约束，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令之上。

——摘编自雒晓辉《韩非的“立法”“明法”与“任法”“执法”》

材料二   17世纪后半叶，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了系统的法治思想。洛克认为立法权是指享有权力来指导如何运用国家的力量以保证这个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利。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国家形态的确立来自立法权的规定，其他国家机关都应视为立法机关的授权机关，在必要的情况下，立法机关可以收回其授权或者对其他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同时，洛克指出，立法权属于人民，国家行使立法权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福利和自由，如果国家行使权力违背了这一目的，人民有权收回其所赋予国家的权力；洛克认为立法机关并非经常有工作可做的，因此没有必要一直存在，如果其一直存在必然会导致权力的滥用，使他们自己位于所制定的法律之上，侵害人民的权利。因此，立法机关在制定完相应法律之后，应该重新分散，使他们自己也受所制定法律的约束，这样就能使他们在制定法律时更加注意为公众谋取福利。

——摘编自尹建军《试论洛克立法思想》

材料一北宋统一中原后。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交通运输工具和条件改善的基础上，商品经济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农村地区草市的勃兴，地区间贩运贸易的活跃，海外贸易的兴盛以及货币关系的空前发展，使宋代成为继秦汉后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开始过分追求精神方面的享受，从而导致社会风气出现变化，人们不论家庭条件好坏，均追求奢侈、铺张的生活，极尽享乐之能事。

——摘编自王丽丽《宋代社会的奢靡之风》

材料二马克思说过，“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又反过来影响生产的发展”，宋代中下属居民消费意识的增强，带动了整个社会的消费发展，扩大了社会需求，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当时，在消费需求的带动下，饮食业发达，新的服务随之产生和发展起来，如租赁业、即店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大众文学发展，繁荣了文化市场。城市里的瓦子、勾栏是大众艺术的场所，平民百姓在这里尽兴发挥自己的艺术细胞。又欣赏自己阶层的艺术。

——摘编自陆爱勇《宋代城镇居民的消费意识》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100多年间，中国的对外交往史是一段备受欺凌的历史，旧中国的外交是屈辱的外交。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赢得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从此，维护国家独立，维护领土、主权的完整，成为新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实现独立必须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断绝与旧中国屈辱的外交“遗产”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制定和执行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和“一边倒”的三大政策。根据上述政策，毛泽东访问了苏联，并于1950年2月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摘编自张清敏《当代中国外交》

材料二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共同的战略利益促使中美关系缓和，两国关系逐步实现正常化。中美建交是两国关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两国关系从此进入新阶段。两国关系正常化为两国进一步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同时，中美建交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中国同其他国家关系的发展。但两国关系的基础是脆弱的，由于双方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美国也没有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这也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

——摘编自颜声毅《当代中国外交》

材料一   19世纪60至90年代，为了挽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李鸿章等一批封建官僚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发起了洋务运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以孙中山、黄兴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学习西方“共和制道路”，发动了武昌起义，最终于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1917年，以宣传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兴起，而后期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新思潮主流。

——摘编自刘仓有《简析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

材料二   20世纪初，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寻求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探索与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破除了对儒学的迷信；五四运动的洗礼，破除了对西学的迷信。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感召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武器。

——摘编自袁银传、兰国汝《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背景、历程与启示》

材料一   从“江南瘴疠地，九州之隅角”到“苏湖熟，天下足”，乃至江南“富甲天下”“衣被天下”，江南农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段。大体而言，以西晋永嘉南渡为起始，江南人口开始加速集聚，并以丰富多彩的组织形式开展农业生产；经唐安史之乱和宋靖康之变后，江南逐渐完成了这一历史形象转变。

——摘编自樊良树《永嘉南渡后江南农业开发概论》

材料二   明代，江南棉、桑种植逐渐广泛，可谓“乡间隙地，无不栽桑”“尺寸之堤，必树之桑”，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地宜稻者十之六七，皆弃稻栽（棉）花”。以致曾经“苏湖熟，天下足”的江南，至明代“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粟”，即使是产米之都的苏州，也多依赖湖广之粮。江南地区种植烟草、竹木、花卉之人日广，扬州、杭州等地甚至形成了专门的供应市场。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推动了农业雇佣的发展，形成了长工、短工、月工、忙工、伴工等雇佣形式。他们多接受雇主的工钱，同雇主的生产相结合，为雇主生产，增殖其价值。此外，江南农民或迫于生计，或欲发财致富，弃本逐末现象也日益增多。

——摘编自朱子彦《论明代江南农业与商品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