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茶马贸易一直从唐宋延续至近代。公元625年大唐与吐谷浑开通互市，大量的茶叶、绢帛等商品输出。以换取马匹及其他畜产品，丰足彼此，皆有便利。中原人用以交易的丝绸，对西域人来说是可有可无的生活附属品，而中原人却渴望得到代表国家军事实力的战争武器——战马。大唐王朝逐渐开始由“绢马互市”转为“茶马互市”。到了宋代更是形成了系统的茶马交易之法：以茶引作为茶叶经营的官方许可，茶马司管理相关贸易实务，茶马法确立各项贸易细则，完善的制度管理着所有的茶叶贸易。元帝国不缺马匹，茶马交易演变成以银两及土货与中原茶叶的贸易。茶马交易一直到明代又重新恢复，此时贸易实体则已经从“马”转变成中原的“茶”。清代以后，随着以马为主力的冷兵器时代谢幕，茶马交易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摘编自戎新宇《茶的国度：改变世界进程的中国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的扶持下，茶叶生产逐步复苏，50年代以来先后研制成功茶叶筛分机、切茶机等茶叶精制机械，使我国茶叶生产长期依赖手工的落后局面获得改善，显著减轻了茶农的制茶劳动强度，提高了茶叶加工质量。1979年我国茶园面积达到105万公顷，产量达到27.72万吨，出口量达到10.68万吨，分别为1950年的6.2倍、4.5倍、5.7倍，为我国后来茶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摘编自陈宗懋（中国茶叶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朝以来茶马贸易的变化。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茶叶发展的原因及其重要意义。
材料一 宋代的租佃制更为普遍，地主和佃农签订一年或几年的租佃契约，出让土地使用权以收取地租。《宋刑统》和敕令都确认租佃制度，以维护地主的权益。宋律规定，租佃契约到期，租佃关系结束，农民可以另租土地，地主可以另佃；契约未到期，禁止佃户逃离，也不允许地主私自处置佃农，不得随意撤佃；佃户欠租，官府要以强力帮助地主索取。尽管当时佃户的法律地位很低，但与“部曲制”下的部曲（唐以前地主豪强私家的部属、家仆，身份地位比奴婢略高）相比，地位和处境要好一些。
——据《中国古代法制史话》（任继愈主编/李用兵著）
材料二 1931年11月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规定：“地方苏维埃政府，应根据各个乡村当地情形，选择最有利于贫农、中农利益的原则来分配土地。为迅速分配土地，中农、贫农和雇农应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富农以劳动力（即在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地方，每个有劳动能力的富农，所得分田数量，等于按人口平均分配一人所得的分田数量）为单位，人口为补助去分配”。显然这一分配标准在利益上明显向贫雇农倾斜了，正如《申报》记者陈赓雅在宜黄县棠阴镇观察到的那样，“分田情形，地主无份，富农照劳动能力，授以劣地，贫农佃农雇农等，则计口授以良田。”依照这一标准，贫雇农往往能够分得比地主富农更多更好的土地。
——摘编自李丹利《从土地改革到发展生产：中央苏区解决乡村民生问题的路径研究》
材料三 我国农村改革是从调整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开启的。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当前最大的政策就是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就是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是实现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的保证，要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实，真正让农民吃上“定心丸”。
——习近平总书记在农村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25日），《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6月第1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分析宋代租佃制的特点和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宋代租佃制与中央苏区土地改革政策的差异。
(3)综合以上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处理好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1965年后，在“好人好马上三线”口号带动下，大批工厂、工人、干部、资金、设备等涌向了中西部地区。至1971年，内地逐渐形成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工业化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三线企业多布局在没有工业基础的山区，与周围农业社会难以进行有效互动，往往形成“墙内飞机导弹，墙外刀耕火种”的分割状况。三线企业以发展重工业为核心并实行高中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在大量企业内迁及中央投资减少影响下，东部城市工业生产能力受到了削弱，中国的城市化总体上呈现停滞状态。
——摘编自徐有威、陈熙《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及城市化的影响》
材料二 1979年，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对三线企业进行调整改造。具体方法上，一是根据原料、市场、技术、信息原则实行“脱险搬迁”，二是对留在原地的企业进行产品方向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三线企业多为国防工业中的骨干企业，对企业员工来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奉献精神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在“七五”至“八五”时期，国家对三线企业减免或退税的总额达30多亿元。从整体经济效益上看，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据陈东林《走向市场经济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成功的原因。
材料一 受气候、棉花生产特性等自然因素影响，中国棉花主要产区集中于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浙江、江苏、陕西等省。民国时期，这些省份的棉花种植面积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如1914年，河北省棉花种植面积为4124千亩.1937年增至12760千亩。近代中国棉花的消费对象主要是.上海、天津、汉口以及华北4省的华商纱厂、日本纱厂以及日本本土纱厂。这一时期新增的棉花种植区域主要分布在毗邻纱厂或近代交通线的地方，如山东棉花种植集中在黄河以北、小清河流域、津浦沿线一带。由此可见，棉花种植所引发的农村经济结构变动是区域性的。
——摘编自王建《市场导向下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变动》
材料二 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一些实业家开始注意中国农作物品种的改良问题。上海德大纱厂创办人曾呼吁改良中国棉种和扩大植棉面积，并亲自编写《植棉改良浅说》一书，散发给纺织界同仁及棉农，以传播植棉改良知识。1914年，他在筹办德大纱厂时，开办了穆氏植棉试验场，引进美国长纤维棉种。经过探索，优质棉种试种在第三年获得成功，产量比一般农家旧的棉种高出五六倍。不久，上海工商界名流联合发起并组织了中华植棉改良社。开辟了更大规模的植棉试验场，推广美国优质棉种。
——摘编自戴鞍钢《民族工业与近代中国农村》
(1)根据材料一、二，归纳民国时期中国棉纺织工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民国初年工商界的植棉改良行动进行评价。
材料一 虢国墓地多选在依山傍水的高平之地，背山而河，远山遥树，视野开阔。墓地多实行族葬制(聚族而葬的埋葬制度)。墓区坐落有致，界限分明，一条界沟将国君与其他贵族、平民分开。墓室大致分为六等，第一等均为国君墓，墓穴深度在11米以上，出土精美文物在3000件以上，有青铜礼乐器、鼎、兵器、玉面罩、玉配件等；第二等均为太子墓，墓穴深10米以上，出土文物近千件，其中列鼎7件，无配鼎，有青铜礼乐器。 ……第六等墓穴埋藏浅，陪葬品很少，无青铜铜器。虢国墓地的发现，为周代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填补了中国西周考古史上的空白。
——摘编自齐斌《从虢国墓地谈西周时期丧葬特点与社会关系》
材料二 汉武帝之孙刘贺墓中出土各类文物达一万余件，真实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级贵族的豪奢生活，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出土黄金数量突破400件，总重量在115公斤以上。其中四件金饼上题记：“南藩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酎金：汉代诸侯献给朝廷供祭祀之用的贡金)一斤”。出土的五铢钱总数约200万枚。在东藏椁内，出土了铜籍田鼎和铜籍田灯各一件(籍田：春耕之前，天子率诸侯亲自耕田的典礼，意在“祈年”和“劝农)。在出土竹简中，发现了《论语》《易经》《礼记》等多种儒家经典。另外，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孔子像。
——摘编自信立祥《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发掘的价值及意义略论》
(1)根据材料一，归纳西周虢国墓葬文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汉刘贺墓反映的时代特征。综合上述材料，说明墓葬考古的价值。
| 观点一 | 辽金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扩大到辽金统治之下的东北和西北地区，使“中国”的范围不再局限于长城以南 |
| 观点二 | 辽金王朝以“中国”自居则使“中国之民”不再仅代指汉族，也包括在辽金两朝生活的契丹族、女真族党项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 |
| 观点三 | “中国”一词不再是区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民族标记，而是成为少数民族与汉族共有的政治符号，成为统—多民族国家的代名词 |
| A．国家统一民族共生 | B．多元一体国家认同 |
| C．实现汉化民族交融 | D．共处华夏友好和平 |
| A．瓦解了传统的四民观念 | B．有利于明清社会的转型 |
| C．导致社会消费观念更新 | D．致使社会资本投向畸形 |
材料一 《史记》 以圣王同祖于黄帝的思想作指导，描述一个从五帝、三王到秦、项(羽)、刘汉的政治统绪(即政权的连续性)轨迹，“五帝三王” 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统绪的渊源;它宣扬华夏族与各少数民族同源共祖于黄帝，视各民族为中国历史的共同创造者；它不但重视对黄帝、夏禹和秦朝的国家疆域沿革考察，而且对汉王朝的大一统政治格局作出了全面反映，体现了司马迁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一种认同。
——摘编自汪高鑫 《<史记〉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材料二 辽、西夏政权都是以少数民族贵族为主建立的，但在权力的运作中，汉族士大夫扮演着重要角色。辽、西夏重用汉人，吸纳中原王朝的官制建立本朝制度。耶律德光将“大契丹国”改国号为“大辽”，“大辽”有包容广大之意。党项族的元昊称帝时，国号为“大夏”，“夏”者义训为“大”，亦有继承夏朝之意。这些国号更名也是对历史文化认同的表现，同时显示出它们是“大汉”“大唐”“大宋”的延续者。
——摘编自刘开军《再现民族间心灵沟通的历史长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史记》历史叙事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辽、西夏政权修改国号的原因及其意义。
材料一 西周的礼乐文化是儒家思想产生的根源，礼学是儒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礼”是内容，“乐”是形式，周公制礼作乐，规定了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使贵贱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实行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是治国的基本要素，礼乐的这种治国内涵被无数统治者沿袭采用。儒家认为，礼乐因人情而设，有节制性情、提升道德的作用；“礼”的和是“中和”，礼以和为贵，就是在尊重各个阶层权利的基础上，要求人尽自己的义务而达到和谐，这种思想在当代文化的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刘丰《儒家礼乐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迪》
材料二 文学、艺术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源甚早，但到唐宋之际，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出现了文化转型期。唐朝统治者对世家大族的压制，客观上使得文化的发展失去了家族的约束和保障，以传统的礼法之学渐渐崩溃，家族文化逐渐解体，文化垄断局面逐渐被打破：个人精神逐渐得到释放，民风渐变。到了宋朝及以后的时期，随着选官制度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文化逐步渗透到下层民众中。平民文学兴起，白话小说大量涌现，市民文艺广受欢迎。新的平民学者群体也不断壮大，他们到处讲学，儒家思想也呈现出一定的平民精神。
——摘编自蒋晓光《唐文化发展进程与唐宋文化转型的必然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先秦礼乐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宋以来古代文化发展的趋势，并分析原因。
材料 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两弹一星功勋”群英谱部分情况
| 项目 | 基本情况 | 备注 |
| 年龄情况 | 最年长的是赵九章和王淦昌，均出生于1907年。最年轻的是周光召和孙家栋，都出生于1929年 | ——————— |
| 教育背景 | 全部完成了大学本科学业。21位留学美、英、法、德、苏等国，平均在国外时间为7年，有5人在国外生活了10年以上。16人获得博士学位，2人获得硕士学位。外语水平普遍较高，具有较强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 | 陈芳允到英国后，直接进入了COSSOR无线电研究室，没有在大学注册读书；周光召在留苏学习期间被调回国内参加原子弹的研制 |
| 地域分布 | 从籍贯看，苏、浙各6人，皖3人，湘、鄂各2人，滇、辽、冀、鲁各1人。从生长地看，南北划分，淮河以南16人，以北7人；东西划分，沿海省份14人，中部省份7人，西部省份2人。出自苏南浙北和长江三角洲10人，算上邻近地安徽，则为13人 | 钱三强、屠守锷、赵九章籍贯同为浙江省湖州市人；程开甲和杨嘉墀籍贯同为江苏省吴江县（现苏州市）人 |
| 学界地位 | 18人为中科院院士；3人兼任中国工程院院士；7人兼任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3人为中科院，部委员（现称中科院院士）；钱三强曾任中科院刮院长、中科院特邀顾问 | 周光召曾任中科院院长、中科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 |
——据冯华《“两弹一星”先进群体——勇于攀登彪炳史册（最美奋斗者）》整理
(1)根据材料，归纳“两弹一拦功勋”群体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弹一星功勋”群体产生的时代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