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为了在中国西部地区建立新的国防工业基础，准备和坚持长期抗战，国民政府策动了规模巨大的工业内迁。内迁工厂大多数是当时中国工业界各行业中规模较大、设备较先进、管理和技术水平较高的名牌厂。如内迁民营工厂中大鑫制罐厂、上海机器厂、中国亚浦耳电器厂、华生及华成电器厂等，都是中国近代工业中名列各行业前茅的者。内迁的国营工厂多数是当时最先进的钢铁联合企业。这些工厂的内迁，不仅把当时沿海地区的相对来说较为先进的工业设备、工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到了大后方，更重要的是使大批工业科技人才和熟练技工汇集到大后方，据1941年的统计，内迁的工程技术人员达2万余人。
——摘编自黄立人《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工业科技》
材料二 1964年5月，毛泽东提出，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8月，中央作出了在三线地区开展以战备为中心大规模建设工业、交通、国防科技设施的重大战略决策。三线建设从1964年开始，到1980年，全国三线地区共投入2052.68亿元，相当于1953年—1964年投资的三倍。根据1984年普查，在中西部建成了1945个大型企业、科研设计院所。三线建设无论规模还是时间跨度都是前所未有的。由于涉及国防安全，三线建设当时不见诸报端。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工业内迁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说明新中国三线建设取得的成就，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美国对华政策表现出追逐商业利益的民族利己主义倾向，极力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因此，为了自身利益，美国拒绝采取援华制日政策，在“中立”旗号下仍然与日本大做生意。1938年10月， 日本占领了广州和武汉后，公开抛弃了以前所承诺的 “门户开放”原则，美国如继续对日采取绥靖政策，不设法遏制日本，会使西方在亚洲的权益丧失殆尽。权衡利弊， 美国决定给蒋介石政权以支持，从而遏制日本。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远东战略的基点是“不遗余力地防止同日本的战争爆发”。1941 年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至此，战胜日本法西斯成为中美两国共同努力的目标，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不仅需要中国成为它的军事盟友，而且需要中国成为它的一个战时和战后的“忠实的政治盟友”。
——摘编自张瑞静《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就把新中国看作是巨大的威胁，1950年2月以后，由于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美国对华政策逐渐趋于强硬和公开敌对。中苏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美国离间中苏关系的希望破灭。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新中国采取了更加敌视的立场。在外交上，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并动员西方盟国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在经济上，1950年6月8日，美国决定在贸易限制方面把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等同起来。美国对新中国的遏制与孤立政策形成。1969年入主白宫以后，尼克松一再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并为此做了不少实际的努力。对此，中国方面也作出相应的积极反应。双方同意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高级会谈。这样便有了1971年7月9-11日的基辛格秘密访华和1972年2月21-28日的尼克松访华。 经过反复磋商， 两国最终于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签订了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
——摘编自刘凤瑞《战后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及其发展趋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中美关系变化的因素。
识宝传说是中国口述传统中延续时间最长的民间传说之一、这类传说内容的核心在于有人能从凡常之物中鉴识出罕见的奇珍异宝。
材料一 识宝传说在唐代非常繁荣。这类传说中，故事经常发生在长安、广州、扬州等地，宝物的持有者多为官僚、富豪，至少是书生之类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物。“识宝者”往往是粟特人、波斯人、大食人等，他们慧眼如炬，识出了“传国宝珠”“破山剑”等价值连城的珠玉珍玩，还不惜重金买宝。
——摘编自程蔷《中国识宝传说研究》
材料二 明代以来，北方流行大量的“南方人”盗宝、“江西人”憋宝、“徽州商人”夺宝的故事——故事中的识宝人凭着自己的机灵甚至欺诈手段聚敛财富。讲述这些故事的北方人背后，无疑是异乡与本地、中心与边缘、对“本业”与“末业”认知差异的折射。这些故事中的宝物，大都是北方农村中本就存在但并不显眼的用物，如山西某地“水脉”幻化的顽石、庇佑河北抚宁风调雨顺的“金马驹”等。
——摘编自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唐代识宝传说的繁荣做出合理的历史解释。(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两个角度概括识宝传说中人物形象的变化，并结合明朝时代背景分别进行分析。
材料一 康有为等维新派虽然没有明确使用“现代化”这个概念，但他通过阐发汉代今文经学者《春秋公羊传》，形成了维新派的“三世”思想。它的基本思想是：人类社会是变易和进化的；社会历史进化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轨道，由君主专制逐步过渡到君主立宪，再逐渐改良成民主社会，进而达到“太平大同”这一人类最美满极乐的世界。
——摘编自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丛书康有为》等
材料二 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实质上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种策略理论，这种策略理论的提出，使孙中山建设现代国家的宏大计划不致流于空想，而能够随着历史的进程一步步加以实现。革命程序论的精义在于强调国民政治能力和国家建设能力的“养成”，即视现代政治发展为一个培植、教育的过程，十分巧妙地借取了中国传统政治中注重“教化”的传统。
——摘编自丁群《孙中山与中国现代化建设》
材料三 1959年底，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是四个现代化目标的第一次完整表述。
——摘自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材料四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摘编自王立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1)概括康有为“三世说”理论的特点。(2)简评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
(3)国防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结合材料三、简述毛泽东主张“加上国防现代化”的原因。
(4)党的十九大报告系统阐释了“两个一百年”的现代化理论。结合材料四、简述这一理论阐释所体现出的显著优势。
材料一 陕甘宁边区部分年份军费占财政支出比重
| 年份 | 比重 | 年份 | 比重 |
| 1937.10一1938.12 | 25% | 1941 | 10% |
| 1939 | 54.65% | 1942 | 10% |
| 1940 | 54.89% | 1943 | 44.2% |
——《中国财政通史10：革命根据地卷》
材料二 国家部分年份财政主要支出项目（单位：亿元人民币）
| 年份 | 国内基本建设支出 | 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 |
| 1952 | 46.68 | 2.69 |
| 1954 | 84.28 | 3.98 |
| 1956 | 139.58 | 7.70 |
| 1958 | 229.38 | 9.34 |
| 1960 | 354.45 | 33.73 |
| 1961 | 110.18 | 31.01 |
| 1962 | 55.65 | 19.29 |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1)概括材料一中陕甘宁边区财政支出的特点，并分析原因。(2)指出材料二中财政支出的阶段变化，根据所学知识对上述变化予以合理解释。
材料一 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早期的书籍书写材料都是比较笨重的，埃及的纸草、西亚的羊皮、印度的桦树皮、中国的简牍，都不利于传输，特别是远距离传递。从中原往西，丝绸之路上也出土过一些早期的书籍，比如1956年甘肃武威东汉墓出土的《仪礼》木简，这些木简为松木制成，尺寸颇长，因此如果在古代的车子上运载的话，极易折断……纸传入中亚，被佛教徒使用之后，可以抄写、传播更大篇幅的佛典。
——摘编自荣新江《纸对丝路文明交往的意义》
材料二 秦汉时期，户籍等各类基础帐簿只能在乡制作。但乡吏介于官、民之间的政治身份以及鱼肉百姓的行为，向来为统治者所诟病，皇帝也因朝廷不掌握基础帐簿，无法遏制地方上计的严重造假。纸张代替简册后，基础帐簿上移至县廷制作，基层事务由县令统揽，帐簿由县上报郡、州，直至中央。
——摘编自张荣强《简纸更替与中国古代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纸张发明前书写材料的类型，并简要概括纸张的优势。(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纸张成为主要书写材料的影响。
材料一：国民政府已于四月十八日正式建都南京，南京为总理(指孙中山)指定的都城，在历史上亦为中国民族求独立自由而屡次建立的都城，邦国之基， 自此永奠……。
——蒋介石发布的告全体将士书 (1927年4月)
材料二：《建都南京二周年纪念宣传大纲》： 自近世海道打通以来，世变中心，不在内陆，而在海上。东西文化的交换，不由旱道，而恃水程。……上海居全国海岸线的中点，既便于指挥全海，以应付风云日紧之太平洋，亦为中外文化交换之枢纽。而控制利用上海的局面，唯南京恰为适宜。《建都南京二周年纪念宣传要点》：南京是对外因应世变、交换文化，对内统驭全国、建设南北统一文化的最适当的全国政治中心。
——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周报》(1929年4月15 日)
材料三：1949年1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与王稼祥交谈时说：“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在何处?王稼祥建议：“北平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又邻近苏联和蒙古，无战争之忧。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的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于接受。”毛泽东连声赞同说：“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摘编自孙文晔《把千年帝都变为人民的国都》(原载《文摘报》)
(1)据以上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指出蒋介石选择建都南京，其表面宣称的理由有哪些，并分析蒋介石的真实意图。(2)据以上材料及所学知识，简述毛泽东提出定都问题的历史背景，并说明选择定都于北京的战略意义。
材料一 经过了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不仅沉重打击了投机势力，而且充分显示了人民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治理能力。到1950年4月，全国财政收支果然出现了接近平衡的新局面。长期以来民众深恶痛绝、国民党政府一筹莫展的恶性通货膨胀的状况，终于根本改变。 “如设1950年3月的批发物价指数为100，当年12月下降为85，1951年12月为92.4，1952年12月为92.6。用不到一年的时间把形势险恶的市场物价完全稳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这次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摘编自李攀《财经战线的淮海战役》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土地短暂的私有化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推动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对农村进行的制度改革逐步确立并推广，适应了当时最广大农民的需求，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断提升，极大地解放与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
——摘编自杜志雄《70年中国粮食发展的成效与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财经战线的淮海战役”的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80年代，我国提高粮食产量的举措。
材料一 唐朝中期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由门阀士族和部曲、奴客、贱民、番匠、奴婢等组成的旧的社会阶级结构，到宋朝终于转变为宣僚地主和佃客、乡村下户、差雇匠、和雇匠、人力、女使等断的社会阶级结构。商人的社会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阶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化。国家制定了严密的法规，保障私人对于土地的转移让渡的权利，使土地买卖和典当的法律更加规范化。地主阶级改变了对农民的剥削方式，普遍采用将土地租给农民而收取地租的办法.放松了对农民的人身束缚，租佃关系发展迅速。
——摘编自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开始了初步发展，在纺织、缫丝、面粉、印刷等轻工业，以及以采煤为主的工矿业中，出现了不少新创办的商办企业。正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导致了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形成，商会的出现便是中国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一个标志。工商业者逐渐成长为一股新兴的社会政治力量，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中国近现代史》
材料三 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由于中国近代工业的殖民地性质，无论是外国资本企业、清政府经营近代工业或者民族资本工业，基本上集中在沿海、沿江各城市口岸，并且又集中在纺织、造船、铁路、矿山、加工等部门，因而中国工人阶级比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集中，即表现在地区上的集中和企业上的集中。
——摘编自郑学檬等著《简明中国经济通史》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宋朝社会出现的新变化。(2)结合材料二、三和所学知识，分析中国近代社会阶层出现变动的原因。
(3)结合材料三和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及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影响。
材料一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汤沐邑：受封者收取赋税的私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至孝文时，令民纵得自铸钱，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匈奴数侵盗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孝景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及徒复作（复作：在官府服役的女犯人），得输粟县官以除罪。
——摘编自（西汉）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材料二 宋代建立了国家和商人共利分利的双赢机制，如马端临所说“古人之立法，恶商贾之趋末而欲抑之；后人之立法，妒商贾之获利而欲分之”。这个基本机制使得商品经济领域中的财富增长可以转化为国家财政。宋代被纳入专卖管理的商品种类更多，且在管理上逐步向间接专卖制度转变，确立了在这些大宗商品的专卖领域中官商的共利和分利机制。相对于直接专卖，这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实现了国家和商人利益的共赢。同时工商业成为为国生财的重要领域，工商课税逐步赶上并超过两税收入，而且工商业收入主要以现钱、轻资为主，政府掌握的专卖商品又是市场的大宗商品，因而工商业收入不仅在比重上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而且在财政调度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给宋代财政运行方式带来了巨大变化。
——摘编自黄纯艳《宋代财政史》
材料三 “厘金”和海关税收的扩大是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的，由此增多的税收收入对延长清政府统治的寿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种状态不属于中央政府对财政基础的再建，也不是财政基础确立的保证条件，具有土地税的附加税性质的各种课征的膨胀，实质上是增大了地方巡抚所掌握的财源。由于过去的法定诸税种的比重的降低，要实现中央政府财政政策意志的难度增大了。自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外省的财政报告之类不再上报户部。因此，从1864年起，户部只能通过每年给各省的督抚及海关指派一定定额的京饷来维持中央政府的运转。另外，对于各省间的协饷，户部也以同样的方法来加以分配。但是，这种分配并不是按照实际的收支状况来进行的，因而地方上会寻找各种理由来敷衍上面下达的派款指令或减额上缴。
——摘编自【日】岩井茂树著；付勇译《中国近世财政史研究》
(1)根据材料一指出西汉前期的重要财经举措。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双赢机制”的建立途径，并简述其效果。
(3)根据材料三概括晚清财政状况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