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既然新文化运动中许多议题在晚清就已经出现了，那么新文化运动到底新在哪里？其中一项就是整体观点的更新，民主与科学携手并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包括一切道德法律政治伦理等，而不是单从西方的启蒙政治价值中挑一条来反对现状；民主不仅体现在选举和政治中，而且体现在生活等方方面面之中；科学同样如此，理性不止运用于科学相关领域，而科学和民主都是用来解决政治腐败、帝制复辟的钥匙。消除政治社会黑暗的关键在于思想文化，是当时的一个新思想。

——摘编自王沉森《从晚清到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是连续的吗？》

材料二近代中国社会思潮演变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推进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早，但传播内容较为碎片化，传播进程缓慢。随着近代中国阶级力量和政治格局的变化，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复杂局面中，各阶级为宣传自身立场选择了不同的社会思潮：孙中山在对早期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宣传中，强烈批判资本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五四运动时期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潮的传播，激发了国民尤其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二次传播；胡适对实用主义思潮的宣扬也从侧面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两面提示。

——摘编自赵琛、赵炫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路径》

材料一   李鸿章将安徽的团练加以改编，于1862年组建了“淮军”。淮军将领不是乡党、亲故，便是父子、兄弟。他们患难相依，缓急相恤，结成死党，号称“李家军”。咸（丰）同（治）之际，正当太平军向江渐胜利进军之时，“淮军”进入上海前线。西方列强除连续不断地为淮军提供巨额低息贷款，还每月拿出十几万两白银作为淮军军费。淮军雇佣外国军官作“教练”，操练的内容不仅“阵法用泰西”，而且“鸣角出令皆夷语”。李鸿章更增添了他的前辈培植亲信时所没有的新途径，开办了天津北洋武备学堂，以利于在各营密布其心腹。北洋宿将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几十人都出身于此学堂。

——摘编自来新夏《北洋军阀史》

材料二   1927年8月，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雇佣军队绝不是革命的靠得住的工具”，于是提出创造新的革命军队的历史任务。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领导进行了三湾改编，强调整编军队要依据政治上的坚决与否。改编内容包括在班.排建立党小组，各连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文章，用以教育及提高官兵的思想政治水平。另外，红军还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作为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摘编自侯莹（论毛泽东建军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一   张之洞督鄂前，武汉民族工业完全空白。他上任后的18年内，本着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的指导思想，创办了包括军事工业、钢铁冶金工业和纺织工业，各个企业内部又自成体系，如汉阳铁厂就是集开矿、采煤、炼铁为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张文襄公治鄂记》中评论张之洞“治鄂为他人所不能及者”有四点，即“远识”“毅力”“缜密”“精勤”。湖北曾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其文化与学术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身兼学者和官僚两重身份的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后，十分重视文化和教育。通过创办各式学堂，构建起传统教育与新式教育，普通教育与实业教育、军事教育相互配合，一起发展的现代教育体系。湖北也是近代派出留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湖北新政培养出一大批诸如黄兴、宋教仁、李四光、刘艺舟等政治文化名人。他们或驰骋于疆场，或耕耘于科学和教育园地，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科技与学术的精英。从19世纪60年代至辛亥革命爆发的五十多年内，武汉地区没有发生大的战乱和天灾，武汉获得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发展环境。自五口通商尤其是上海开埠后，中国外贸格局发生变化，长江沿线尤其是长江中上游城市汉口等相继开埠，长江干线成为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通道，于是，武汉因其长江之居中位置而成为内地通往上海的唯中转点。汉口的市场吸引力和辐射力也大大增强。

——摘编自涂文学《“湖北新政”与近代武汉的崛起》

材料二   中国近代史上，就城市的影响力而言，上海、广州、武汉可谓风头最劲。上海挟江海交汇之势而成为中外贸易之门户；广州久为通商口岸，华洋混杂，中外交通，经贸影响自成一格。而武汉则以更活跃的政治表现进入中国近代史的舞台，承载起国家民族所赋予的神圣使命，以“大武汉”的磅礴气势，书写了近代史上舍我其谁的时代担当。正如《武汊之歌》中所唱的：“用我们的热血铸造起荆楚之魂，用我们的脊梁托起一个新的乾坤。”2020年，当新冠疫情发生时，医学专家钟南山更是动情地说：“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摘编自周德钧《“大武汉”之崛起—论武汉建市的历史缘由与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