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主要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不同性质国家之间开展普遍性外交联系。2013年以来，中国始终强调建立以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摘编自杨扬、郭立桥《新型国际关系内涵的演变及原因探析》
(1)根据材料，概括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拓“新型国际关系”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拓“新型国际关系”的具体表现。
材料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处于抗日前线的东北广大人民和一部分爱国军队，冲破国民政府的禁令，首先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辽宁沈阳、抚顺等地工人纷纷举行罢工，反抗日本侵略军。广大农民组织大刀会、红枪会等各种组织进行抗日斗争。9月26日，上海各界市民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通过了对日宣战、武装民众、惩办失职失地官吏等决议案。10月18日，北平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通过迅速组织义勇军、实行对日不合作及积极募集爱国捐款等决议。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领导了一二·九运动，使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摘编自王秀鑫、郭德宏《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
材料二: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的复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被称为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最为彻底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对中国取得完整的独立主权有着决定性意义，因为战争的结果之一，是中国不仅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而且跻身在国际事务中具有充分发言权的大国行列。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中国内部分裂的状况。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在不同阶级阶层之间，在不同党派之间，形成了同仇敌忾、亲密合作的关系。
——摘编自荣维木《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论》
(1)根据材料一,概括20世纪30年代抗日救亡运动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抗日战争成为“中国复兴枢纽”的原因。
材料一:董仲舒是有汉一代最有影响的思想思想家，在当时享有“群儒之首”的声誉，在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全部学说，正是从维护专制王朝的大一统出发，但他的文化史意义，又绝不仅于此。董仲舒自觉地用儒家精神改造阴阳五行说，建构起天人一统的宇宙论系统图式，创造性地完成了自战国末年以来，随着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能力的大提高而产生的对于宇宙、社会、人生作出统一的规律性解释的精神追求。
———摘编自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宋代，理学家们通过对所控制的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将科举考试的内容逐渐收缩到儒家学说的核心上来。与之相配合，注重蒙学教育的教材和读物的编写，通过儿童时期特有的认知特点，将儒家价值观念传播提前至儿童时期。更难得的是，宋代注重族规家训的编撰，士大夫为了使家庭、家族得到长久地延续，运用儒家三纲五常规范族人、家人的社会和家庭生活习惯，将儒学的原则和制度渗透到民众的生活中，促进了儒学的世俗化和社会化。
———摘编自《浅析宋代儒学社会化的新途径》
材料三:黄宗羲在全面批判君主专制种种弊端的基础，提出了他的社会改革理想，表现了思想创新的理论勇气。特别是他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重要政治命题，这一命题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天下”是人民共有的，而非君王一家一姓所私有；二是天下大事应由人民当家做主，而不应由君王一人垄断；三是君的权力来源于人们，君由民推选出来为天下兴利除害，因而必须尽心尽力为民服务。
———摘编自吴光《黄宗羲的社会批判精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代儒学社会化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
(3)根据材料三,指出黄宗羲“社会批判精神”的主要内容。
材料一：在春秋乱世中，礼崩乐坏，风云激荡，社会缺乏严苛的等级限制，从而使人才的迅速涌现、扶摇直上成为可能；同时各国相争的复杂局势使得对于人才招揽和“独占”的需求较一国统治之时大大增加。在此背景下，客卿制度逐渐形成，识人文化逐渐兴起，并在各国变法改革、私学兴起等动力的推动下迅速走向繁荣。客卿制度是荟萃、善待人才的缩影，其中折射出的识人文化是当时的盛行之风，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续靖仪《春秋战国客卿制度与识人文化研究》
材料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泛称士子，做了官就叫作士大夫。他们密切地关注社会进步，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实践。在中国古代社会，封建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也要借助士大夫的思想智慧与管理才能，将自己的权威意志贯彻到各个场所、各个环节，这样，他们之间就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而处于主导地位的则是封建帝王。面对现实，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选择，就是“入仕”，这样才能将自己的思想主张推向社会，实现政治抱负。“入仕”除了“恩荫”，大体上有两个途径：一是绝大多数通过科举入仕；二是入幕，即被主官延聘入官衙或者营辕。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享有特殊地位，文化传统上有其特殊价值，承担着治国理政、传播道统的特殊使命。即使到了封建的末世，依然如此。
——摘编自祝勇《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春秋战国时期识人文化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特质，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总而言之，国共合作主导下的国民革命，是一场更富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性质的大革命。与辛亥革命相比，这场革命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变迁更加密切相关，革命的社会动员程度和民众参与积极性更加高涨，是在对政治共同体作出新的解说（新三民主义）的前提下，由一个新的政治上层来取得政权，建立起更强有力的政治体制。它反映的历史主流，是在中国建立起对外自主独立的、对内具备有效权力和权威体系的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
——摘编自陈勤、李刚、齐佩芳著《中国现代化史纲•无法告别的革命》
材料二：但无论如何，中国都能与两者（苏联人民战线与英美民主联盟）很好地协调起来。中国是一个合格的反法西斯主义国家，同时，它能被英美民主联盟接受为一名，不妨说，光荣的成员。至少在亚洲的环境中，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的中国表现出战时所能期望的民主。当时尽管很少有人声称中国正在为民主而战，但是十分明显，中国人民正拒绝屈服于犯下像“南京暴行”那样的抢劫和屠杀罪行的法西斯侵略者。整个1938年，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赢得了美国和英国的敬佩。
——摘编自（美）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国民革命与辛亥革命相比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日战争中国最终取得胜利的原因。
材料一：战国时期，秦对外扩张活动不断加剧，县的数目也越来越多。秦国郡辖县制度的形成，大概要到战国末期。秦帝国建立后，废除分封制，确立郡县制为帝国的地方行政制度。……秦汉郡县的机构庞大，人员众多，但塔顶是至高无上、独揽大权的皇帝。
——摘编自易宁 《秦汉郡县制、罗马行省制与古代中西文明的特点》
材料二：为避免重蹈前代覆辙，宋初将地方政府恢复到州县两级，但同样陷入管理幅度太大的困难。为此，宋代统治者设置了高层政区——路，但不设路一级的单一长官，把路虚化，路、州、县的官员由中央官员担任，宋代行政区划变成中央官员的分治区域，而不是地方官员的行政区域。元明清三代都是国土广袤的大帝国，只能采用多级制的地方政府，如元代就形成了最多达五级的行政区划，但结果仍能维持高度中央集权。自宋以后，古代中国历史上不再出现因割据而产生的分裂局面。
——摘编自周振鹤 《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郡县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宋代行政区划的创新。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代“能维持高度中央集权” 的原因。
材料一：秦汉时期确立了皇帝制度，皇帝集行政、司法、立法、军事等大权于一身，拥有国家行政最高决策权。皇帝为了保证自己最高决策权的正确行使，建立了相应的行政决策体制，设置决策机构和人员，初步形成较为严密的决策、执行、监督体系，采用朝议、中外朝议等不同类型的决策形式。每遇到军国政务，皇帝总要采用不同类型的决策方式和法定程序，召集有关大臣进行讨论，从而选择一种最佳的方案付诸实施，并用法律制度保证重大决策不发生或少发生失误，用集体的智慧来弥补皇帝专断的阙失，推动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摘编自刘太祥《秦汉中央行政决策体制研究》
材料二：皇权在明清时期极度膨胀，朱元璋取消了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由皇帝亲自领导各部管理全国政务。清初，中央机构大体采用明朝制度，设内阁、置六部。康熙亲政后，在宫内设南书房，挑选翰林院学士入值，当值的翰林院学士可参与处理机密要务，替皇帝草拟谕旨。雍正时，设军机处，由皇帝挑选亲信的满汉官员充任军机大臣，全国大事全凭皇帝裁决，军机大臣只是跪受笔录，然后负责传达给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员去执行。乾隆时，议政王大臣会议撤销，国家一切政务均由皇帝一人独断朝纲。
——摘编自赵学聪《中国中央专制集权制度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时期中央行政决策体制的特点和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中央权力结构变化的特点。
材料一：先秦时期，荀子提出了“天下之人有所共予”的命题，认为尽管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有各自的想法和诉求，但也有许多共享和共通的东西。他提出人们可以共同分享来自东西南北江河湖泊丰富的自然资源，共享“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在处理国家与民众共享关系时，他提出了“裕民以政”，即通过政策措施让百姓获得利益并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针对社会分化，他提出“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即不同的社会阶层都应各取所得的道理；此外他主张哑聋等残障人士需要国家照顾，即“五疾，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无遣”。
——摘编自宋国恺《共享思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及其意蕴》
材料二：针对既是典型的西方病症，又是世界性现象的贫富悬殊问题，孙中山晚年提出了以“共享”为原则的解决思路。这一原则以土地、资本的全社会公有为前提，落脚点则是公平合理地分配：一是要按劳取酬，余利则公之社会使人人得以分享，二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可以说，按劳分配是“共享”的底线，而全体人民免受任何剥削压迫之苦、共同幸福安乐则是“共享”的理想境地。
——摘编自宋德华《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再认识》
材料三：20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提出要“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邓小平强调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鼓励先进，鞭策落后，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摘编自刘晋祁《共享发展理念的逻辑延承与重大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荀子共享思想的基本内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孙中山共享思想产生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邓小平对毛泽东共享思想继承与发展的体现。
材料一：由于植棉的普遍和棉纺织技术的提高，至明代中叶，上海地区已经是全国棉纺织中心松江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仅是纺织中心，而且是棉布和棉花的集散地。到清朝初年，上海的棉纺织业，号称“衣被天下"。到十八世纪中叶，上海的棉纺织业，在工具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当时已经有棉布的包买商出现，时人叶梦珠说:“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在松江府西郊开设的百余家暑袜店，商人将原料发给“合郡男妇”制造，制成后交回店中，计件或计时给予报酬。
——摘编自张家驹《黄道婆与上海棉纺织业》
材料二：随着贸易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江南棉商强烈感受到国际市场的挑战。江南棉商走出了一条既充满荆棘坎坷又富有竞争和进取，既蕴含着历史传统又富有近代意识的独特发展道路。交易方式上既有如交易所式的近代交易方式，也不乏沿街售卖的古老买卖形式，棉花品质判定上既有精准的数字标准化核定，也有完全依靠棉商经验的定夺，加工方式上既有先进的机器轧花，也有古老的人工轧花，这充分体现了中国近代商业贸易所呈现的多元结构和转型形态。其演变的动力“既有来自西方文明的示范和挑战，也与自身的生存环境和所具有的独特内涵密切相关，是外来冲击与内在逻辑的合力推动”。
——摘编自于新娟《挑战与机遇：近代国际化背景下的江南棉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上海地区棉纺织业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江南棉纺织业发展的新变化。
材料一：宋太祖曾降旨：“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夜生活变得丰富起来。一日两餐的传统饮食制度发生改变，变为一日三餐。酒店夜间营业成为刚需，并出现了灯箱广告。夜市的经营时间不断延长，甚至通宵。自此，夜市由原来的非法交易，变为合法经营，州桥夜市是名副其实的“美食街”,美食美味各具特色，应有尽有。马行街夜市里出现了很多“瓦子”,表演杂耍、曲艺、傀儡戏、影戏等。宋朝各大城市的夜市“侵占官道，接造浮屋”“起造屋宇，侵占河岸”。以致“坊无广巷，市不通骑”。街道司负责街道卫生管理，“每日扫街道垃圾”。据《铁围山丛谈》记载，马行街的油烟污染，致使蚊虫不生。潘楼街鬼市杂有假冒伪劣商品，是出售来路不明之物的专门夜市场。汴京相国寺市场也被称为“销赃所”。
——摘编自铁引《<清明上河图>里的烟火气与大宋的地摊经济》
材料二：明清时代是江南市镇发展繁荣的时期。市镇发展较快的松江、嘉定、太仓一带，是棉花的产地，棉纺织业发达又靠近沿海，利于海上贸易，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吴江的河里、平望，湖州的南浔，都是著名的水乡市镇。这些市镇有的以经营手工业为主，有的以某些行业著称，有的是农副产品的交易市场或产地等。随着市镇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达，明中叶以后，在经济作物和水陆交通发达的地区，先后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工商业市镇。如苏州的盛泽、平望、唯亭，嘉定的南翔、诸翟，湖州的南浔、乌镇等地。这些市镇人烟稠密，街道繁盛，市场繁荣，手工业、商业都很发达，且为各地商贾所集，进行大宗交易。
——摘编自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
(1)根据材料一，指出宋代城市经济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发展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