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民族危机的刺激让国人开始反思中国的教育制度，劳动教育与民族存亡的关系逐渐被发掘认识。1906年，学部正式将“尚公、尚武、尚实”作为教育宗旨，“尚实"就包含了劳动教育的雏形。后来黄炎培开创的职业教育、晏阳初践行的平民教育等均为我国劳动教育地位的提升作出了贡献。由于社会性质的局限，民国时期劳动教育逐渐演变为劳工教育，出现社会团体、教育机构、企业、工会等共同参与劳工教育的情况，如荣氏企业以“学校工厂化是精神原则之所在”为理念实施劳工教育，劳工“进厂先教识字，落工习副业，非实习不能派事”。
——摘编自李忠《近代中国劳工教育的历史变迁》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急需培养国家建设新人和劳动者，劳动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据统计，以“劳动教育”为篇名的期刊论文最早发表于1953年，之后的两年间就达到177篇。当时的劳动教育既承担着提升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同时还是改造政治思想的手段，这就决定了接受劳动教育的不仅仅是各行各业的基层劳动者，还包括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各工厂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大专院校的高级知识分子等。当然还包括数量庞大的大中小学生，因此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大中小学校都积极探索适应新社会的劳动教育课程和形态。
——摘编自张鹏飞《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政策的变迁与展望》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劳动教育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初期劳动教育不同于近代劳动教育之处。
材料一 （隋唐开始的）科举选官制度，使一些本来无立锥之地的平民书生，通过科场也得以晋身于官僚、贵族的行列，其中包括着一大批极为出色的、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专家。这样一来，在社会的等级阶层之间，也就必然会出现等级中的升降、甚至贵贱间的对流，这种流动性同时为那些原来既非官僚，也不是地主的人步入官僚队伍，提供了可能性。
——摘编自胡平《试论科举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影响》
材料二 建中元年正月，唐德宗在宰相杨炎的建议下，正式颁布两税法，规定：“唯以资产为宗……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两税法以地税、户税为基础，把其他各种杂税吸收进来，统统以两税的形式来征收，其中明确规定租、庸、杂徭等全部省掉，不再另行征收。两税法改变了租庸调固定的收税模式，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货币成为税收的主要方式。政府征发徭役也以“和雇”为主，松弛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使农业的产业经营具有了选择的空间。
——摘编自张琦《浅析“两税法”改革及其影响》
材料三 唐政府有太常寺等机构专管乐舞，当时知名的音乐家有万宝常、许和子、段善本，舞蹈家有公孙大娘、段旻等。唐玄宗和杨贵妃也分别是音乐家和舞蹈家。乐舞方面的著作也很多，《新唐书·艺文志》载唐代有31家、38部专著共257卷。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形成十部乐，即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隋唐辽宋金卷》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科举制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两税法实施前后中国古代赋税征收标准的变化。并简析两税法的影响。
(3)材料三反映了唐朝哪一社会现象。并结合所学分析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材料 1979 年， 党中央决定对“长期低产缺粮，群众生活贫困”的西北、西南一些地区以及其他革命老根据地、偏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进行“重点扶持”。 1982年底，国家经济委员会、民政部、财政部等9个部门下发《关于认真做好扶助农村贫困户工作的通知》，要求农业、财政、教育、民政等各有关部门都要以扶贫为己任，协同做好农村扶贫工作。1983年11月1日，财政部发布《关于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发展资金的使用实行无偿和有偿两种办法，1986年完善为发展资金的使用实行有偿、无偿相结合， 以有偿为主的原则。1986 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再次提出“国务院和有关省、自治区都要建立贫困地区领导小组，加强领导”的建议和要求， 同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
——摘编自王爱云《1978—1985年的农村扶贫开发》
(1)根据材料，概括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扶贫工作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扶贫工作的意义。
材料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儿童剧团“开展新剧、活报、儿童戏、子弟班(即旧戏班)”，编演了大量优秀戏剧作品，包括话剧《军民合作》《游击小组》、歌剧《反法西斯舜》《太行山舞》《白毛女》、活报剧《参加八路军》《打倒汪精卫》、秧歌剧《兄妹开荒》《动员起来》、街头剧《大家起来赶强盗》《流浪的东北同志》、苏联戏剧《前线》等。剧团演员辗转各地，深入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国民党统治区、日伪敌占区演出，促进了区域间的交流。这些演出剧目往往短小精悍，形式简单，贴近生活又富于生动性，在群众间引起极大反响，各村百姓纷纷邀请剧团下乡演出。山西抗日根据地儿童剧团在组织儿童参加演剧宣传活动的同时，还为他们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文化学习环境，助推了农村文教事业的发展。除了文化运动外，这些剧团还直接参与了森耕、开荒、纺织、变工互助、减租减息等生产建设运动，积极配合根据地的经济政策。
——摘编自段俊《山西抗日根据地儿童剧团戏剧活动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山西抗日根据地儿童剧团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创办山西抗日根据地儿童剧团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进入战国后，诸侯国君逐渐演变为集权专制君主，实行官僚制度。这套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其一，在官吏任免方面，突破“亲贵合一”“世卿世禄”的旧制。选拔官吏，或因军功，或由荐举、游说，或择自侍从养士。被任命的官吏多非贵族，“官无常任”，不得世袭。其二，以玺印符节作为官吏权力的象征和凭据。国君任命官吏时授予玺印，免职辞官时回收玺印。将帅统兵发兵，也须持有兵符。派遣使臣，则用国君授予的“节”，国君颁赐给官吏玺印符节，赋予官吏行使行政、军事、司法诸权以合法性。其三，严格实行官吏岁终“上计”。每年地方官须向国君呈报财政预算。国君采用合券制，年终稽查两片符券所载数目的盈亏。盈者升官受赏，亏者降职问罪，以督促官吏尽责尽力。其四，推广俸禄制。发放数额，依官职高低而有等差。俸禄取代封色，国君可随时任免或调动官吏。
——李治安《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1)概括战国时期官僚制度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官僚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材料二 秦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这里的“监”是“掌监郡”的“监御史”。它隶属于御史大夫，代表皇帝监察地方官吏，使地方官不敢欺骗和违抗中央。汉初，郡国并行，各郡没有设置监御史这个官职，但中央派人监察地方的作法继承下来。到汉武帝时，在全国置十三州部，每州派刺史一人。刺史对上受中央御史中丞直接管辖，对下主要监察郡守和强宗豪右，从其“周行郡国”可以看出，诸侯王也在督察之列。刺史以六条问事，形成“秩卑”“任重”的局面。作为中央派出的监察官，虽不是地方官，由于能控制地方长官，因而极易越权。随着东汉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刺史（州牧）的秩位提高、权限扩大，刺史可以督察辖区内一切朝廷命官，有选举、劾奏之权，有权干预地方行政，又拥有领兵之权，事实上演变为地方的高级行政长官。有的州牧、刺史甚至权位父子相袭，实际上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
——摘编自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秦汉地方治理体系的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影响。材料一 宋初，宋太祖在反思了前朝的教训后，做出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规定，并将其上升为国策。宋代士大夫们表现出比以往更多的历史责任感，敢于通过多种手段限制皇权。宋真宗曾遣使持手诏来见宰相李沆，欲封刘氏为贵妃。李沆让使者传话：“但道臣沆以为不可！”此事遂罢。元丰年间，吕公著上书宋神宗告诫道：“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若身有失德，载之史册，将为万代讥！”士大夫们还严格控制太子或年幼皇帝的学习方向和接触范围。此外，在士大夫的解释与强调下，风雨雷电等自然变化常常迫使皇帝避正殿，减常膳，大赦天下。……宋代士大夫政治中毫无疑问地贯彻着忠君思想，要求皇帝尊重并更多的听从士大夫，从而保持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
——摘编自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
材料二 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规定以后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效力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赋税等。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王仍然是英国政治生活的第一位参与者。1701年，议会通过《王位继承法，进一步强化了对王权的限制。1714年，乔治一世上台后，责任内阁制逐步形成，行政权力慢慢地由国王转到内阁手中。光荣革命后，国王曾通过册封贵族和上院中的支持者以控制上院的立法活动。后来，随着一系列的议会改革和选举改革，立法权逐渐转移到了资产阶级控制的平民院手中。这样，国王逐渐从一个有较大权力的君主，变成了虚位元首，统而不治。
——摘编自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士大夫限制皇权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宋代限制皇权与近代英国限制王权在手段及结果方面的不同之处。
材料一
——整理自《新唐书·百官志》
材料二 由于山川形便原则是促成地方割据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从秦代一开始，统治者便有意识地采用了犬牙交错的原则与之相抗衡。隋唐时期之所以强调山川形便原则……元明清时期，这一原则更发展得淋漓尽致。另外，无论是基层政区还是上层政区，其地理分布变化的总趋势都是从北密南稀到南密北稀的逆转，由秦代北方是南方的两倍余，到隋代南北大致相等，到清中叶，南方政区近于北方的两倍。
——摘编自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
（1）材料一反映了唐朝时期实行的哪种政治制度？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该制度对中央权力运行的作用。（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基本原则。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中国古代中央政治制度和古代地方行政区划制度的共同政治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