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王朝对边疆地区采用了既互相矛盾又相辅相成的两种治理模式，即“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对中国古代边疆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俗而治”主要是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政治上任用当地部落首领，经济上不改变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文化上顺应风俗习惯，边疆地区在与内地的交往中不断向先进的内地经济形态和文化学习并最终趋同一致的治理模式。边疆内地一体化是指地理上边疆地区在行政管理形式，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等方面与内地处在较为相近的发展水平上，形成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是在承认和尊重边疆地区的经济形态差异、民族风俗习惯差别的前提下的一体化。

——摘编自陈跃《“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中国古代王朝治边政策的双重变奏》

材料二   1949年的《共同纲领》确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此后党和人民政府通过友好协商和各种调解工作，使许多积怨甚深的民族纠纷，陆续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中央访问团，分赴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访问，宣传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要求，带去大批急需的药品，医疗手术器械及生活用品。各级人民政府还抽出必要的财力，物力帮助少数民族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1952年底至1953年上半年，在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的广大干部及人民群众中开展了一次民族政策大检查，取得了较好成效。1951年建立了中央民族学院，在西北，西南、中南设立分院；放手使用和大胆提拔少数民族干部，普遍开办民族干部训练班和民族干部学校。

——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材料一   中国的起源与发展离不开地理环境，从黄河流域的一个原始部落，步步通过融合、扩张最终成为一个庞大的中华帝国，地缘环境在国家生存、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地缘安全战略布局上，古代中原王朝形成了“北防、南融、西通”的地缘安全战略。

——摘编自赵莎莎《中国地缘环境新态势及其战略选择》

材料二   康熙帝圣谕：昔秦兴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清朝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蒙古诸部),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即努尔哈赤)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也。

——摘自《清圣祖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