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朝的户籍管理制度发生过诸多变化。顺治年间实行编审制，各地方政府向中央呈报带有纳粮户的人丁、丁银、田赋等内容的《编审册》。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清廷以户籍编审期限太宽，胥役得以任意作弊，将户籍编审期限定为一年岁底造报。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又廷议改为“五岁一编审”。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又以“五年编审，不过沿袭虚文，无裨实政”为由“停编审造册”。编审造册虽停，但人口统计并未停止。自乾隆五年（1740年）开始，各地方政府需要呈报“民数”“以验盛世闾阎繁富之征”。相较于统计严格、详实的编审制，各地上报的“民数”大致只包括人口数量、性别等数据，但覆盖范围却扩大到“内地十八省”的男女老少全部人口。

——摘编自赵尔巽《清史稿·食货志》

材料二   1787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1条第2款有如下规定：众议员名额和直接税税额，在本联邦可包括的各州中，按照各自人口比例进行分配。各州人口数，按自由人总数加上所有其他人口的五分之三予以确定。自由人总数包括必须服一定年限劳役的人，但不包括未被征税的印第安人。人口的实际统计在合众国国会第一次会议后三年内和此后每十年内，依法律规定的方式进行。

——摘编自《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材料一   上计，是由下级行政长官向上级定期报告有关统计数字的制度，战国时应运而生，秦汉基本因袭，户口调查始终是关键内容。尽管西汉的户口资料在东汉初年可能已残缺不全，但班固《汉书·地理志》中的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户口数仍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全国性人口数据。这项数字包括西汉政权设置郡县、直接统治地区的户口总数：12233062户，59594978口；103个郡或国分列的户口数；长安等5县的户口数；宛县等5县的户口数。由于西汉的赋税对象包括3岁或7岁以上的全部男女人口，因此这项数字还是公认现存历代户口数中最准确的数据之一、

材料二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作为筹备宪政的一项措施，设统计司制定全国人口普查计划， 并向各省发出了详细要求和标准表格， 由新建立起的警察系统执行。两广总督袁树勋要求将此次调查户口“拟酌缓至乡镇巡警编设及识字学塾较多之时再行补办”。广西巡抚在奏折中说：“桂省幅员寥阔， 村落零畸， 兵雙迭经， 流亡未复，调查户数较他省为难。加以民智额愚，人心浮动， 未悉调查宗旨， 将有抽丁增税之疑， 办理稍未得宜， 易致滋生事故。”这次普查匆匆开始、草草了事，但它是中国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

——均摘编自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

材料三   1952年，由于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的要求，迫切需要准确的人口数字，因此国家统计局筹备并实施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在这次普查中，很多妇女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普查员还配备了农历干支或民国纪年的换算表，虚岁也一律折为周岁。1954年1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全国人口总数为601938035人，其中城市人口占13.26%，男性占51.82%，17岁以下的青少年占41.1%。

——摘编自陆新蕾《从筹备到实施： 现代人口普查在中国（1936-1964）》

材料一   门荫制度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之中。科举制为隋代所创建，唐代初步发展但不甚完善，加之魏晋以来的门阀大族死而不僵，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唐代门荫入仕在选官途径之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唐中期以后，随着科举制的日益完善，社会对科举出身人士越来越重视和推崇。根据学者对于唐代宰相等高官出身的数据统计：“除少数入仕途径不明者外，门荫出身者共177人以上（有隋代受荫承袭至唐的），其中位至宰辅的有48人，占唐宰相总数369人的13%。如果以宪宗朝为界把唐分为前后两期，前期门荫出身的宰相有45人，占唐朝门荫出身宰相的90%，宪宗以后则寥寥无几。高级官僚中门荫出身比重的下降，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门荫制度衰落的趋势。”

——摘编自陈禹澍《唐代门荫入仕制度探析》

材料二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清政府诏废八股，改试策论，要求各省均于省城改书院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同年10月，政务处会同礼部奏定《学堂选举鼓励章程》，规定凡学堂考试合格毕业者，均给予贡生、举人、进士等出身；对成绩优秀的举人、进士，在进行殿试后，“酌加擢用，优予官阶”。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共举行留学毕业生考试七次，大量留学生借此跻身仕途。为筹备立宪，清政府对资政院、谘议局议员的选聘均仿行西方的代议制度，实行选举制。清政府制定了《资政院议员选举章程》《各省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等，对被选举人的资历、身份、财产均作了严格的规定限制。活跃在清末资政院中的议员罗杰、雷奋等人，借此进入政治领域，并在推动清政府的改革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鞠方安《试论清末选官制度的改革》

4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人口和耕地是首位的生产资源，直接关系着一个社会的盛衰，所以，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实行了“户籍相伍”制度，在农民的户籍中增加了年纪和土地占有状况。由于西晋末年的腐败政治和内战，以及十六国的北方混乱，引起北方人民大量流亡江南，到达长江流域的总数不少于70万人，滞留山东境内的达20万人。北方农民的南下，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促使了南方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南方的人口亦有较大增加。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便出现了天下田无荒弃的现象，按“黄册”登记的户口，户达16 052 860，口达60545 812，每户平均3. 77口。康熙五十年时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不存在像前朝那样隐漏户口的情况。

——摘编自叶瑞汶《中国历代人口和耕地走势的分析》

材料二：

说明：隋612年的数据是偏走的，在20多年里耕地增长了36.5亿亩，这个增长速度是不可靠的。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三个时期因为处于国家战乱分裂时期，资料记载很少，没有找到比较准确的数字，所以在图表上没有计入。

——摘编自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