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是一个频频出现于历史学习中的概念，某学校历史学习社对该词语的历史内涵进行了探究。

甲同学列出了一些影响西方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

乙同学梳理了西方影响世界的重要线索。

丙同学搜集到了著名学者于尔根2021年出版的《全球史讲稿》，其中提到：一个跨大西洋的政治意义上的西方——从1941年《大西洋宪章》的章程开始酝酿——直到1942年初随着战争向全球的蔓延才得以实现。政治上的西方只有不到80年的历史。它的首要对手是国际法西斯主义，次要对手是1945年之后的苏联共产主义。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基层治理实行的是“士绅之治”，乡村的实际权力掌握在作为地方精英的士绅手里。士绅们具有公共地位，负责地方事务，其地位则是被其所管辖的乡民所授权的。乡绅必须要对乡民负责，接受乡民监督，一切行为举止要考虑公共舆论和道德习俗的影响，不得任性而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士绅的角色类似于政府在地方管理的角色，但作为地方的代理者和维护者，在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其维护的是地方的利益，而不是国家政权的地方代理人。士绅虽也必须受国家管制，但其自身活动空间较大，比如，在维护地方利益方面，其可以与地方衙门进行交涉。

——摘编自秦德君毛光霞《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蕴意一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非行政化启示》

材料二   近代以来，国家面临治理任务日益繁多，控制乡村显得更加重要。于是，政府逐渐重视起对基层的治理，原来乡村自治的界限被国家打破，基层政权日益官僚化，统一编制，基层政权的代理人由国家指派和管理。一方面，国家权力也因此通过多种途径渗入乡村社会，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得到加强，地方势力把持基层政权造成的地方团体化也被打破。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也打破了“双轨政治”的平衡，使国家有力量剥削乡村，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地方基层治理被严重破坏。

——摘编自王德成《中国基层治理的历史沿革及当代转型》

材料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化经济程度不断加深，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地位的变化，中国基层组织逐渐形成了以街道党委为领导核心、以街道办事处为管理主体的治理模式，逐渐构建起“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同时，着力补齐农村基层社会建设短板。通过加强“街道办事处一居委会”体制，使国家政权的力量在城市基层不断得以强化，街道的行政组织机制也不断完善，居委会逐渐成为城市基层的“行政细胞”，行政能力与行政资源得到增强和提升。

——摘编自吴晓霞《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演进线索和内在逻辑》

材料   中国历史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有两大问题非常地突出。一是“五千年文明、两千年大一统”，这在世界历史上不能不说是罕见的成功，举世无双。何以能达此成功？总不能说没有“合理性”存在，那“合理性”又如何解释？二是“先进变落后”。先进发达的农业中国为什么要转型到现代的工业社会，会如此地艰难曲折？“后来者居上”，此话也有历史的根据，那我们凭什么能实现这种宏伟大志？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一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曾出现过中国民族史撰述高潮，其中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各自撰写的《中国民族史》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这些著作大都以汉族同化、融合其他民族不断壮大为线索考察中国民族的发展历程，并认为中华民族发展的前途为各民族趋于汉化一途。1939年，顾颉刚有感于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分裂中国的阴谋，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提出“五大民族”一词是中国人作茧自缚，授人以分裂的口实，应该正名，“中华民族是一个”，边疆与内地为一体。

——摘编自赵梅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与中国民族史撰述》

材料二   费孝通不赞同顾颉刚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华民族既是一体，又是多元，一体与多元原是辩证统一的概念。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施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费孝通参与并领导了这一工作，从中他“深切体会到民族是一个……具有亲切认同感的群体。”他于20世纪80年代末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构建了有关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多元一体”理论。

——摘编自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

材料三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引发了中国民族史的撰述热潮，诸多撰述纷纷以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为主线考察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华民族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摘编自赵梅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与中国民族史撰述》

对于先秦“德”观念的发展可以大致看出这样一个线索∶在原始时代后期起，“德”意即由天和先祖所赐而“得”；后人传周文王的美德，除膺受天命外，还指文王采取的一系列惠保小民、勤政节俭、与民同乐、孝敬、恭祭先祖的政策与措施，最终得以使“小邦周”战胜“大邦殷”，“修建明德，以藩屏周”“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直到孟子提出“四端”之说，人所拥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使个体成为责任的担负者，不再是由神灵，也不再是宗族之类的集体完成。中国古代思想中“德”的观念从天命层面、制度层面深入到内心，没有走向如同基督教、佛教那样通过偶像膜拜方式表现出信仰，而主要是关注人的自身能力的认识与开发，寻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平衡。在“德”由迷惑到明确的过程中，人们可以深切地感觉到古代人类精神觉醒的前进步伐。

——晁福林《先秦时期“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

《新民说》是梁启超在20世纪初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二十篇政论文章。梁启超申明“本报取《大学》新民之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以为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

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故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度重视对外文化交流。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价值追求，求同存异、讲信修睦的和谐心态，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同舟共济、独木不成林的合作思想，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人格品行，为中国外交奠定了文化基石。“文化外交”中有着国家整体对外战略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承，更有战略、政策和实践的创新。有学者将70年的外交历程划分为“文化先行、外交殿后”“全面开放、全面参与”“提质升级、合作共赢”三个历史阶段，目前正处于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