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世界经济型式的生命周期由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两个阶段构成。在第一阶段，新世界经济型式的核心国家在新技术型式的长波增长中获得突破，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经济现代化。旧经济型式的核心国家则因陈旧产业而陷入结构性危机和经济萧条。它们不择手段，试图保住霸权，却为新经济型式的核心国家实现经济突破创造了更多机会。至第二阶段，核心国家将自己的国际金融经济交换条件强加于其他国家，包括使用其货币、金融机构、对外贸易和运输的基础设施等。但另一面则是政府公共债务不断增加，经济生产力不断下降，金融投资比例超过生产性投资等。在此背景下，另一个新经济型式也在世界体系外围逐渐诞生。

——摘编自谢尔盖·格拉济耶《世界经济中心转换的规律性及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走向世界的唐朝法律

原则、制度和内容方面的规定

唐律规定对同国的外国人之间与不同国外国人之间发生的犯罪作了不同的回应，即前者适用本国的法律，后者则适用唐朝的法律。用源自佛教的“断屠月”作为法律术语，来补充律典中原有的“秋冬行刑”制度，在中国法制史上尚属首次。唐律规定一般犯罪主体盗毁佛像的，用刑是“徒三年”。但“僧、尼盗毁佛像者，加役流®（仅次于死刑）

令、格、式方面的规定

唐令对唐人自国外返归和外国人来唐人员，由“所在州镇给衣食，具状送省奏闻”即由地方政府主要解决他们的衣食和安置问题。唐格对久居唐朝的外国人娶唐朝汉人妇女为妻妾后，回国时能否带着她们一起回国做出答复，“准别格‘诸藩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妻妾，并不得将还藩内。”即不能帝着唐朝的汉人妻妾回外国。唐式对派往外国的人员给予一定的物质保障。

中华法系的形成

日本、朝鲜和越南等一些东亚国家派出本国遣唐使，到唐朝学习包括法律在内的文化。在日本古代法制史上具有十分重要地位的《大宝律令》就是《永徽律》的翻版；《高丽史·刑法志》记载“高丽一代之制，大抵皆仿乎唐。”这些东亚国家从中受益并成为中华法系的成员国，最终造就了中华法系。

——据王立民《论唐朝法律的开放性特征》

材料   古代中华大地上的历代王朝或政权，尽管没有一个以“中国”为国号，但却以“中国”（华夏）王朝和非“中国”王朝进行区分。最迟在西周时期，周王所在的“王畿”被称为“中国”，并形成了以周王为核心的“大一统”政治思想体系，主导着中华大地的历史走向，是实现“天下大同”这一最高理想境界的途径。春秋战国时期，有“中国”身份是诸侯争霸的有利条件，两晋南北朝时期则以“中华”替代“中国”成为诸多政权博弈的旗帜，宋辽金时期“中国”再次成为各政权博弈的政治借口；建立北魏的鲜卑人、建立辽朝的契丹人将自己的王朝谱系写入黄帝谱系之中，都是为成为中华大地的“正统”王朝这一政治目的服务的。这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远非“汉化”一词所能概括，也是“中国”认同得以形成的原因，多民族国家中国也因为中华大地上众多政权持续认同“中国”的存在而得以形成和发展。

——摘编自李大龙《如何理解中华文化中的“华夷之辨”与多元性？》

《蓝田新乡约》生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制定者不仅在本土陕西几地进行实地考察、问卷调查、乡风研究，而且跨省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调研，最后回归《吕氏乡约》的诞生地蓝田县进行调查走访，经反复斟酌考量，在2017年形成了《蓝田新乡约》文本。

内容摘录如下!

一、德业相劝

爱国爱乡：诚实守信：尊老爱幼：和美夫妻：友爱兄弟：敦教子女：勤劳致富：节俭持家

二、过失相规

远离赌毒；不得酗殴；杜绝假劣；不得诬讼；不涉邪教；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三、礼俗相交

友善礼让；婚丧从简；诸事循礼

四、患难相恤

扶危济困：赈贫恤弱；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平等相待

村民自愿入约。由入约村民公推（选举）产生乡约理事会及相应组织机构。理事会由德高望重、公道正派、热心公益并具有一定能力的乡贤或村民担任理事长。理事会应建立宣讲、表彰和奖惩机制，定期对模范践行乡约和有善行义举者给予表彰奖励，对违犯乡约者进行批评教育和必要的惩戒。

乡约的解释权归乡约理事会。

——据刘学智《〈吕氏乡约〉与〈蓝田新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