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公元前536年郑国的子产首先铸刑书，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以后诸侯国纷纷起而仿效。随着法律的公开化，“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战国初年，魏国的李悝在总结各国法律的基础上，编定《法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体系的法典著作。《法经》分盗、贼、囚、捕、杂、具六篇，是一部诸法合体分篇而以刑为主的法典，商鞅变法的《六律》就是仿照《法经》的内容和体裁制定的。……中国古代法规中不但有一般的惩治刑事犯罪的内容，还载有国家体制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条款，既包括了军事、财政、经济、文教等方面的职责，又有严格的处罚规定；不但详列了判决量刑标准的实体法，还包括具体处理诉讼、办案断狱的程序规定。此外，还明确规定了各级官吏的职责、待遇和具体工作细则，乃至考课、升贬、休假、丧葬之制也无不在内。律、令、格、式、例和诏敕、上级批详等长期并行。

1870年，清政府进行了一次法律修改，虽然是小修小改，但还是迈出法律变革的第一步。1889年，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新思想日益深入人心。随后，由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缔结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统治岌岌可危，清朝政府被迫承认，不变法实难苟存，一些高官权臣们也认为不图强则不能自立。190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和驻美大使伍廷芳等主张兼取中西，着手修订法律，得到清朝政府的同意。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编著《中国政治制度史》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

材料一：清政府将代表内地经制州县基层组织的保甲、汛塘等移植至改流后的地区，并且设立国家军队，施行儒家教化，责令习读《圣谕广训》等儒家经典书籍，逐步培养他们的忠君观念和君臣尊卑思想，以实现王朝国家权力所不及地区与内地早日实现一体化。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并派驻内地流官对基层深入治理，加之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与内地治理模式差异较大，或因地方势力过于强大，清政府通常做法是“土流参治”，虽以流官治理为主，但也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长久以来生产生活所延续下来的行为方式，甚至会吸纳当地曾经的土司头人协同治理。

——摘编自聂迅《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材料二：英国有着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被誉为“地方自治之母”。都铎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权限得到很大发展……1835年市政法案规定由领取薪水的行政人员来执行地方政府的工作，并对郡治安法官进行分权；1888年，英国下院通过了《地方政府法》，规定郡议会每年集会四次，居民成为自治主体……随着各种机构的不断设置……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的行政监督。

——摘编自孙宏伟《英国地方自治的发展及其理论渊源》

材料三：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是在延续“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方式之下，民众面对的是乡绅，而不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县一级政府。基层社会的乡绅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主体，充当了政府官员和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人。政府“治理”角色的缺位，基层乡绅“治理”角色的出现，成为近代中国“自治”观念传入的社会背景。当士绅这一群体离开庙堂回归基层社会的时候，就成为基层社会中集民望、学识、威望和能力于一身的领导者，成为道义上和实际上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乡绅逐渐在农村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家族组织，政府给予乡绅及其家族组织充分的尊重与信任，并利用这些基层组织获取资源、履行维持秩序和劝课农桑等重要职责。

——摘编自刘凤雪《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与“自治”观念的中国化》

材料四：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采取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确立乡和行政村为乡村的行政区域，乡人民政府和行政村不设置内设机构，只设置专职或兼职的工作人员。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明确乡镇为基层政权。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进，1956年和1958年是农村党员发展的两个高峰期，探索出“支部建在村庄”、“支部建在生产单位”等经验，组织农民参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国家建设。

——摘编自董帅兵《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与实践启示》

材料一   汉代循吏司法实践概览

材料二   自司马迁撰《史记》而设置《循吏列传》，历代正史多效其体，而又逐步定位于主要为中下级地方行政长官中的“循吏”立传。这些官员或因地位相对不高，事迹相对不显，未可单独立传，故以合传的形式集中载录以彰显他们为政以德、廉正亲民等政绩，让他们青史留名，并成为后世官吏们取效的典范。据统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中，除《三国志》《周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以外，十九部正史共记述了五百多位循吏的事迹。

——摘编自李大明《<史记·循吏列传>与历代正史<循（良）吏传>的设置》

材料一   中世纪时，英国的工业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因此英国君主通过向外国熟练工匠发放“保护令”的方式来加强本国制造业。 17世纪晚期，受洛克财产学说的影响，专利权逐渐被视为一种知识产权。 洛克在《政府论》中写道：“土地和一切低等动物为一切人所共有，但是每个人对自己的人身享有所有权，除此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他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进行的工作是属于他自己的。”1852年，英国在专利法修改后设立了专利局；1883 年，英国颁布了《专利、设计和商标法案》，使其专利法律制度趋于成熟，并接近于现代模式。

——摘编自张南《英国工业革命对我国的启示》

材料二   1877年，李鸿章为招商局奏准，包揽沿江沿海承运各省官物的特权，进一步扩大了招商局运输货源。 开平矿务局在兴办时，李鸿章借北洋权势，批准“距唐山 10里内不准他人开采煤矿”；且规定“土窿采出之煤应尽商局(指开平矿务局)照时价收买，不准先令他商争售”。1882年，尽管上海织布局还在筹建期中，李鸿章便为它奏准专利的特权，即在 10年内不准华商“另行设局”。

——摘编自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

材料三   我国专利法颁布于1984年，在经过7年的实践之后，为进一步提高我国专利的保护水平，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尽快与国际接轨，于1992年对专利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WTO中的知识产权协议已正式签署并生效；中国加入 WTO指日可待，又在 1994 年 1月1日我国已正式成为专利合作条约成员国。 为了和上述国际条约相衔接，加强对专利权的保护，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00年8月25 日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 第二次修订的专利法已于2001年7月1日生效。

——摘编自王连峰《WTO中的知识产权协议与中国专利法的修改》